郭沫若与濮阳戚城
田聚常/文
郭沫若
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诗人、剧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他一生虽未到过濮阳，但对濮阳的历史文化却情有独钟。在20世纪的30年代，郭老曾潜心研究戚城出土的青铜器铭文；60年代，郭老又精心组织对戚城古遗址进行考古调查。
破译戚城青铜簋铭文
中国古史系统对史前文化的记载是比较紊乱的，自宋至清都不断有人对这种古史系统提出质疑。近代，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辩派曾明确地提出应该推倒传统的古史系统，借重考古学重建中国古代史。从此，哪里有新出土带有文字信息的文物，便成了研究古文字和中国上古史专家学者们喜爱的香饽饽。
大约在清朝中后期，有人在濮阳戚城遗址出土了一件春秋时期的礼器簋（以下称“戚城青铜簋”） 盖，立即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礼器也称为“彝器”，是周代天子及王公贵族进行祭祀、丧葬、朝聘、征伐和宴享、婚冠等礼仪活动时所使用的器皿。有的没有铭文，部分有铭文的也很难看出礼器的主人。戚城出土的礼器簋盖质地为青铜质，形状为圆形，高10.4cm口径为22.9cm。簋盖下面还铸有二十二字的铭文，通过铭文可以看到此礼器的归属，这在当时发现的青铜器中实属凤毛麟角，于是众多金石专家竞相研究。
铭文
清至民国间有十多位金石学家对戚城青铜簋盖铭文进行考释，收入自己的著作。如：吴荣光《筠清馆金文》、吴式芬《捃古录金文》、方浚益《缀遗斋彝器考释稿本》、孙诒让《古籀余论》、朱善旂《敬吾心宝彝器款识》、邹安《周金文存》、吴阖生《吉金文录》、于省吾《双剑誃吉金文选》、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刘体智《小校经阁金文》、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等书籍中都录有戚城青铜簋铭文的释文。
众多金石学家对于戚城青铜簋的内容考释大致相同，即：“
这是什么字？
林父作宝簋，用享用孝，祈眉寿，其子子孙孙永宝用。”意思是孙林父祈求长寿，子孙兴旺，永享富贵。但对铭文第一字分歧较大。有人释为“孕”字、有人释为“仔”字，有人释为“卓”字，亦有人释为“孙”字。郭沫若先生认为：此铭文的第一个字应释为“孙”，此簋应是卫国重臣孙林父所拥有的礼器。他在《西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中说：“ 旧或释孕，或释仔，或释卓均不确，余意当是孙字之异，象小儿头上有总角之形，《邾讨鼎》子孙字作与此同意。又金文每有同字异作之例。本铭两孙字亦同字异作，不足为异。孙林父乃卫献公时人，与蘧伯玉、吴季礼同时”。这种解释得到了很多专家学者的认可。
关注戚城遗址的发现
1963年，曾在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工作过的廖永民，偶然发现戚城遗址地表有裴李岗、仰韶、龙山各个文化时期的陶片。于是，他利用工作之余收集了部分陶片装箱后寄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引起了当时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的重视。
郭沫若释文
戚城是我国古代史上著名的城邑，《荀子·儒教》中有“朝食于戚，暮宿百泉”的记载，说明商末武王伐纣时戚城已是闻名遐迩了。在已发现的甲骨文中，有“乙酉卜：贞于戚燎？”的卜辞，说明商代商王在戚城举行过对天神或自然神的燎祭。据《春秋》、《左传》等典籍记载，从公元前626年到公元前531年不足百年中，各国诸侯在戚会盟达7次之多，可以说戚是春秋时期多个国际峰会旧址，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1963年，时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见到来自戚城的文物后如获至宝。当他得知地地面上还保留着春秋时期的古城遗址时，十分高兴。他深知古戚城对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当时中国科学院人员少，基建任务重，实在抽不出人力到戚城古遗址进行考古调查。这个问题不解决，成了郭老的一块心病。
组织戚城遗址的考古调查
1965年，郭沫若先生得知北京大学考古系李仰松老师要带领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生到河南安阳码头涧文化遗址进行田野实习时，非常高兴。因当时濮阳县属安阳地区管辖，于是郭沫若先生亲自给李仰松交代了一个特殊任务：毕业生在安阳实习结束后，你带他们到濮阳戚城遗址进行考古调查，并在濮阳找以下古帝丘的地望。
1965年11月，北大李仰松老师带着8名学生从安阳来到濮阳，开始了对戚城古城址内钻探勘查。他们在戚城古遗址内，每10米见方打一个探眼，采取拉网式将戚城古城址内普遍进行了钻探。由于设施简陋加上戚城古城址内古文化层上面覆盖的淤土层厚，所以收获不大。李仰松又带领学生在古城东城墙缺口（疑为东城门）外两个大土丘南10米处开挖了2×10米南北向探沟一条。由于出土文物丰富，他们又在原探沟中间向东开挖了一条2×5米的探沟（两条探沟实为一条丁字形探沟）。两条探沟共出土五蒲包（蒲草编织的袋子）文物。
对戚城的田野考古结束后，李仰松等人将出土的文物陶片进行了整理，有的能修复的进行了修复，并将在戚城考古调查的情况，写成书面资料，向郭老汇报后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公开发表。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有关人员对戚城的考古、调查、研究工作被迫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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