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哈鱼12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和朱元璋"火烧功臣阁"是两种格调。前者不愧是"马上半部论语打天下，马下半部论语治天下"。讲究仁义道德。后者是天下坐实了，就实行高压政策，对异姓王赶尽杀绝。就连太子朱标也看不惯过于残忍，反遭父王叱责，忧郁而死。

同样是开国皇帝，对待功臣却有如此反差，是与两人出身丶学识和治国理念的高低分不开的。赵宋是高级将领丶贵族阶层，深知笼络人心丶仁义治天下的重要性，用论语来感化丶约束将领，让出兵权一同享乐。

而朱明是草莽出身，一旦打下江山，却又怕将来儿孙守不住，就不惜一切为儿孙扫除潜在危险，滥杀功臣。很不自信，而又残忍，连太子朱标都看不下去，朱元璋真是残暴至极。

事实上，老朱想到了异姓王造反夺权的可怕，却没想到同姓王也会造反夺权，甚至更惨烈。

两相对照，仁者才能治天下，令人心悦诚服。

而暴政易于分裂，离心离德，骨肉相残！

夏雨风

宋太祖赵匡胤和明太祖朱元璋，两人都是开国之君。但是两人对待开国功臣的态度却截然相反，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明太祖杀光功臣却又是为何呢？

二人立场不同

宋太祖赵匡胤，原本是后周御前都点检，后周柴荣对他有知遇之恩。但是在那个无君无父，丝毫没有道德的时代来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也是无可厚非。赵匡胤称帝后，很担心手下的人依样画葫芦，所以上演了一出杯酒释兵权的好戏。为何赵匡胤不杀他们呢？因为当时天下纷乱，一方面需要将领带兵打仗，还要多多倚重他们。另一方面收回兵权之后建立了禁军制度。他就在也不用担心手下的将领造反。因此众功臣可以安享荣华。

再说明太祖朱元璋，当时已经天下一统。正当是享受胜利果实的时候，可是各武将文臣大家报团取暖，结党营私。最后更是有蓝玉义子上千与胡惟庸谋反。这些事情逼迫朱元璋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必须要杀掉这些骄兵悍将威慑其他人。加上自己晚年丧子，更是让他为后代人能否镇压住这些人而担心。所以朱元璋只好自己来当这个坏人，一方面可以威慑众人稳定统治，让大明可以度过新生期。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后代君主解决忧患，让朱家江山千秋万代。

两人的出生不同

宋太祖赵匡胤，出生于武将世家。自己从小就系统性的学习了各种兵法与治民。而且他本人也是勇武过人，自己创造出了太祖长拳与盘龙棍。个人才华与贵族出生，都优越于其他单纯行伍出生的职业军人。那个年代也是比较看重出生的，唐朝一来的门阀宗族制度也深深影响着那个时代。自己虽然担心手下造反，但是只要收回兵权，他们也掀不起多大的风浪！

朱元璋可能我们大家都知道，实打实的农民出生。朱元璋儿时家贫，给地主放牛，父亲去世甚至没有下葬钱。后来为了吃饭，当过和尚，甚至于去当过乞丐要饭。如果不是参加了起义军，可能已经饿死了。而他手下的人，一种是刘伯温，李善长这种富有韬略的读书人，另一方面就是各路豪强出生的将领。朱元璋很在意自己的出生，当皇帝后甚至编造出金龙如梦这些把戏，都是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羞愧。他一个乞丐都可以当皇帝，下面的人可能个个都可以当皇帝。他为了平复这种出生与心理上的落差，让他面对开国功勋，都以凌迟灭族来对待。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宋太祖仅仅只是杯酒释兵权因为自己文武全才，也需要武将继续为他卖命。而朱元璋，因为出生低贱也为了安定朱家统治，对功臣都是一个杀字解决！！！

无敌通史

赵匡胤和朱元璋都是两位开国皇帝，赵匡胤的皇帝之路相对于朱元璋来说，要容易得多。

从他们处理兵权的方式上来说，也是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

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

宋以陈桥兵变开国，虽然名称是兵变，但是却兵不血刃，以一种最和平的方式来完成了王朝的更迭。

赵匡胤作这位都点检终于坐上了为宋朝的皇帝宝座，也许是皇帝之为来得不是那么名正言顺，因此八岁的周恭帝柴宗训和二十来岁的前朝太后得到了保全，赵匡胤封柴宗训为郑王，迁往房州。

唐朝灭亡后，到宋朝建立，这中间隔着一个五代十国时期，这个时期的兵祸连连，皇帝走马灯似的换，最终宋朝的建立，结束了这种局面。

赵匡胤为了预防发生二次黄袍加身，他请石守信等人喝了一场酒，在赵匡胤的暗示下，石守信等人纷纷交出兵权。赵匡胤再一次和平地完成了兵权的交接。

宋朝之前，皇帝有重大事项与宰相商议时，都是面对面与宰相坐议，谈完后安排茶水作为结束。有一天，宰相范质起身给赵匡胤递劄子时，椅子竟然给撤了。范质作为前朝重臣，只得识趣地上奏废除坐议的制度，赵匡胤顺水推舟同意了。范质不久也辞去了相位。

朱元璋的明初大案

朱元璋的皇帝之路，与赵匡胤完全不同。朱元璋的奋斗经历与刘邦倒有几分相似，属于从基层锻炼起来的干部。朱元璋开局一个碗，末了一个印，开国后，朱元璋的朝堂上分成了两大集团，以李善长等人为主的淮西集团和以刘伯温等人为主浙东集团，斗争也就在所难免。

中书省都事李彬贪污案，成了李善长与刘伯温的不和的导火索。

朱元璋向刘伯温咨询宰相人选，刘伯温对杨宪、汪广洋、胡惟庸等人意见都很大，并非宰相之才。胡惟庸为相后，逐渐变得骄横跋扈，有些事情擅作主张，这正犯了朱元璋的大忌。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发，成了朱元璋打击淮西集团的工具。牵连人数达到三万人。

洪武二十五年，太子朱标去世。次年，蓝玉案发，牵扯人数达一万五千多人。

两次大案，主要原因是功臣们的不受居功自傲，不受约束的自招之祸。他们如果能像汤和一样，懂得韬光隐晦，明白兔死狗烹的道理，也不至于招来杀身之祸。

赵匡胤与朱元璋的比较

从宋太祖赵匡胤对待柴家孤儿寡妇、丞相范质以及杯酒释兵权这些事情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伪君子。表面上看着是善，在伪善的面具之下，是真恶。

明太祖朱元璋要对开国功臣进行诛杀，为的也是江山的稳定，他的做法是一个真小人。

作为古代统治者来说，不论是伪君子还是真小人，其目的都是为了自己江山的稳固。

抱影无眠夜归人

这两件事儿没有可比性，宋太祖是针对唐后期至五代制度缺陷的改革，朱元璋是建立自己心中的乌托邦理想世界。二者除了维护统治的目标一致以外，原始阶级、思维方式、所处环境皆不一样，所以处理手段是具有很大差别的，朱元璋得杀戮人为因素占据主导地位，这也是其饱受诟病的主要原因。

现实环境下的需求不同，导致的处理方式差异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是在建隆二年（961年），即北宋建立的第二年。赵匡胤在与石守信、高怀德等禁军高级奖金喝酒时，对众人吐槽“我非尔曹力，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高枕卧也”。他以这种敲山震虎的言词，激众将领主动解除兵权，这就是杯酒释兵权的过程。而这个时期的北宋政权并不稳定，北汉、契丹依旧是边患，且各地藩镇势力尚有坐观其变等待机会的威胁，赵匡胤没有杀功臣，特别是武将的动机，因为他们还要作为统一战争的先锋。所以赵匡胤的行为是为了解决“藩镇割据”问题，采用的手段是赵普建议的“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故而是夺兵权，而不杀之。

朱元璋杀功臣则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太子朱标死亡时间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此时间前后的杀人动机具有较大差别。在洪武四大案中，洪武二十五年之前以诛杀文臣为主，此后则以诛杀武将为主。其中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以解决皇权与相权的矛盾为出发点；洪武十五年的“空印案”、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以整顿吏治、惩治腐败为出发点。虽然这三个案件涉及的无辜官员众多，但它体现了朱元璋欲建立理想社会的内心需求，同时也反应了大明王朝初期的制度律法不完善，可以将其看做是一个新兴王朝完善制度机制的必经之路。只不过朱元璋操之过急、罚之过重，导致了涉及范围较广、手段较为残忍的现实效果。

而在洪武二十五年之后，以洪武二十六年的“蓝玉案”为开端，朱元璋展开了对武将功臣的清除行动，光此一个案件，凡涉及军事的官员被诛杀者约1.5万人，其中不乏重要将领与功臣，最终以《逆臣录》的形式公布于众，涉及一公、十三侯、二伯。在朱标死后被清除的名将包括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靖宁侯叶升、永平侯谢成。汤和因中风瘫痪逃过清算，公侯之列惟有耿炳文、郭英得以苟活。这二人能够苟活，也与朱元璋的认知有关，他在朱标去世之后诛杀武将，实际上是为朱允文扫除跋扈的军事将领，耿炳文的名言是“而功之在侯，犹猎之不能忘犬，犬之不能忘所自也”，自比皇帝身边的一条忠犬，也就会对新君俯首帖耳；郭英则与众功臣武将更是不同，他通读圣贤书，深谙为臣之道，少言谨慎，注重礼节，因此也没有遭到朱元璋的清除。

较北宋之初，明朝同样具有统一战争的需求，一方面北元势力尚有复国之心，另一方面西南等地尚在北元残余的控制之下。所以朱元璋在洪武之初维护统治权威，重于文臣的制衡，且对武将具有军事征伐的依赖。另外，北宋之初面临的是藩镇割据威胁，中央政权急需牢牢抓住军事指挥权，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而明朝在吴政权建立时，就已经形成“大元帅府”的军事集权格局，并在明初顺利过渡为大都督府的最高军事机构，明朝廷对于军队具有绝对的控制权，更不存在地方截留财税的问题。所以明初与北宋初期的历史背景不同，造成朱元璋与赵匡胤的处理方式不同。

原始阶级对个人行为准则的影响

在初中历史课本中，常会提到阶级局限性，究竟什么是阶级局限性呢？我认为阶级并不能将人分为三六九等，但却能通过成长环境影响一个人的价值观导向。朱元璋和赵匡胤虽然都是帝王，但他们的原始阶级完全不同，因而处理问题的方式就出现较大差异。

赵匡胤的父亲是后周检校司徒，开国男爵，禁军将领；其祖父历任营、蓟、涿三州刺史；其曾祖是唐朝御史中丞。这样的家庭背景，既造就了赵匡胤的文化修养、军事基础，也造就了他的政治天赋。所以他能够在兵变中篡夺后周政权，兵变是一个非常检验能力的事情，搞不好则身首异处，更有甚者九族灭顶，历史上政变、兵变夺权者没有谁是庸才。赵匡胤的起点高，所以格局也就高，他解决藩镇割据问题并没有产生流血冲突，和平解决是一个新兴政权最需要过渡手段。如果说杯酒释兵权带有威胁之意，那么随后安抚将领，许之产业、与之联姻，则体现一个政治家的圆滑。仕途无非两个追求，一为名、二为利，利有财权之分，赵匡胤夺得天下，功臣已杨名，惟有利益需要重新分配，赵匡胤便是予以财，夺其权，这种做人留一线的手段也更容易被接受，且是按照规则制度进行，没有法外之事，皆是众将自愿。

朱元璋则是放牛娃出身，父母在元末饥荒中去世，无依无靠的朱元璋只能出家当了和尚。这种经历使朱元璋极度痛恨元末的腐朽统治，在郭桓案中，他就提出了元末官员贪腐严重，赈灾款项多流入私人囊中，这无疑是联想到了父女的身亡就是贪腐所致。所以也导致了朱元璋对元朝归附的旧僚保有偏见，最明显的体现在刘伯温身上，“吾之子房”以伯爵封之。而到了大明王朝建立，朱元璋则力图建立一个吏治清明的理想社会，这是一个正常的逻辑思维，白手起家的他，需要维护这来之不易的江山，为此要打下良好的群众基础。但他在惩治贪腐的问题上，没能控制好火候，这就是原始阶级内心深处对于贪腐的零容忍。在郭桓案中，朱元璋规定实贪60两白银以上的，查证后便“剥皮实草”，他甚至恢复了早已废除的酷刑来惩治“贪污”的官员。案件的扩大化导致明初积累的基层官僚纷纷坐罪，无疑是一种人才流失。
（朱元璋之父剧照）

朱元璋的原始阶级局限性还表现在凌驾于法律之外的惩治。可能有人会说，一个皇帝法外用刑不是很正常么？其实在封建社会，皇权之所以会受到相权的约束，就是因为规章制度、法律条令规定了游戏规则，皇帝并非可以为所欲为。这也就是为何赵构杀岳飞，还要定下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在封建社会法制逐步完善的情况下，对犯罪官员的缉拿、审问、议罪、定罪、判决都是有严格要求的。如“空印案”，大明律法并没有规定不可以在空账册上盖印，这充其量算是违反财税公务人员职业操守，却被朱元璋一句话任意治罪，牵连者都是培养多年的地方财政长官。由此可见，朱元璋并不是疑心过重，而是过往的遭遇使一个帝王拥有着脆弱的自尊心，他不愿意看到“空印”的欺骗，更不愿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没有一个监察官员向他反应。

而从胡惟庸到蓝玉，这两个案件虽然被后世称为“胡蓝之狱”，但在出发点上完全不同。朱元璋的政治手段并不高明，在丞相的任用上是体现了派系制衡的帝王之道，但在人选上并未达到制衡的效果。自李善长、徐达退休，朱元璋先以汪广洋为左，杨宪为右，这是有意打压明初嚣张跋扈的淮西集团，因为汪广洋是个中立派，杨宪是倾向于浙东派。但此二人完全没有领会朱元璋的心意，杨宪先是将汪广洋弹劾至流放海南，自己升为左丞相，为了拉拢浙西势力，又大肆攻浙东派官僚，朱元璋策划的首次权力游戏以失败告终，失望的朱元璋直接处死了杨宪。之后，朱元璋开始筹划第二次权力的游戏，第一次制衡过于明显，为了“安抚”浙西官僚，又以胡惟庸为左相，但多疑的朱元璋还是召回汪广洋任右相，对胡惟庸加以牵制。汪广洋经过第一次的教训，再也不甘沦为棋子，故而不管不问，任由胡惟庸揽权，以致胡党遍布朝野，难以约束。
（胡惟庸剧照）

在胡惟庸案的处理上，朱元璋有可能是为了搜集罪证而故意放纵，这一点倒是体现了政治家阴暗的一面。结局也确实达到了废除丞相制度的预期，但此案的扩大化，可以说是将大明王朝上层文官体系彻底清洗了一遍，甚至于十年之后，70余岁的开国第一功臣李善长也难以善终。所以回看胡惟庸案，他又绝非朱元璋意图废相那么简单，这种不计政治后果的清洗，确实解决了现实问题，同样也动摇了大明王朝的统治根基，以至于建文一朝无人可用，只得以黄子澄、齐泰、李景隆这些奇葩顶起大梁。与其说朱元璋多疑弑杀，不如说他的政治韬晦没有修炼到极致，这很大程度上是受原始阶级局限性的影响。所以在我国历史上，凡贫苦大众出身的君主，皆有两个极端，或是取得胜利后的安于享乐，或是夺得天下后的大杀功臣。

思维方式造就的决策差异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的背后是制度体系的搭建。在中央上，建立新型枢密院制度，以正副枢密使掌调兵之权；又以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这三衙掌领兵之权，调兵权与领兵权分离，各自独立，相互制约，有利于皇权的控制。这就是杯酒释兵权的核心，交出兵权就是为了到达收回兵权的目的。在此基础上，又制定了“内外相维”的政策，即将全部军队分为两半，一半屯驻京城，一半戍守各地，这样就能达到内外相互节制，防止任何一部分发生叛乱。这还不够，赵匡胤又制定了兵将分离得政策，定期调动在京在外的所有禁军，是以京城禁军轮流调防地方为方式，称“更戍法”，以至兵无常帅，帅无常师，有效防止将领拥兵自重的现象。最后，制定了立而不设制度，将殿前司的首二帅和侍卫司的首三帅不再除授，以致侍卫司只余下马军和步军的统帅，而没有了原来统合两军的马步军统帅，即是将侍卫司分裂为二。这种在制度上将最高的五个职位空置不授，降低和分割了禁军统帅的职权，使军权服膺于王权。
（北宋文人集团）

对于地方而言，杯酒释兵权于中央的蓝本，很好的适用于节度使的削弱。赵匡胤通过收回节度使兼领的州郡，直属中央，并由中央派出文官出任地方知州、知县，不受节度使节制。又于各路设转运使，尽揽地方财税，以防止节度使截留，这就达到以制度约束武将及地方军官的效果。赵匡胤的思路就是搭建框架，将旧弊套入游戏规则，逐步削弱，以至消除隐患。在草创之际，这无疑是最平稳的过渡，所以北宋初期的统一战争无论是人力，还是财力，都未现捉襟见肘的现象，当然这与北宋的统一范围教小也有关系。

朱元璋则是更现实的帝王，他在百废待兴之际重用文臣，从钱粮财税到基建民生，都能实现较稳定的恢复。而当社会秩序恢复，经济发展提高，制度框架成型以后，文官的清理就顺理成章了。这个逻辑就是用人之际，一切都能睁只眼闭只眼，走上正轨以后，就要回过头整顿吏治，将理想世界里的害群之马一一清除。而在武将的清理上则平缓很多，因为北元势力一直存在，且在陆续解决西南、辽东等问题后，功勋武将们死的死，病的病。年轻将领又是朱元璋留给太子朱标国防储备，除了彻底消灭北元残余势力之外，朱元璋自撰的《祀灶文》表达过迁都关中的意图。迁都关中之地就更需要一批武人班底来守住国门了。所以朱标在世的时候，与其关系甚好的蓝玉备受宠信，其余开国武臣也是比较认可太子的。他们有能力驱除鞑虏千百里，就有能力以关中为根基继续北伐，更重要的是“九塞亲王”都被朱元璋安置在地方，老臣对他们能够起到震慑作用。

在朱标去世之后，这个人事设想宣告破产。朱标是朱元璋坚定不移的继承人，为他请了博学多识的宋濂做老师，在外征战时常令其监国。李善长兼太子少师，徐达兼太子少傅，常遇春兼太子少保，这样的监国体系里，朱标“日临群臣，听断诸司启事”，加之为人仁厚，得到诸多朝内老臣的拥护。而朱标的离世，标志着之前打下的基础全部覆灭，朱元璋精心设计的储君辅政体系也在顷刻间失去意义。朱标的儿子朱允文天生柔弱，他驾驭不了朱元璋留给朱标的文武班底，但朱家的江山还要传承，朱元璋也只想到了清理位高权重的大臣，却未想到九塞亲王的威胁。所以历史的发展不是杀戮能够控制的，他从思维方式上就出现了偏差，亲王镇边的构建是制度的弊端，并不是人的威胁。同样，他对削弱权臣的思维定格在杀戮，却没有像赵匡胤那样研究出制约的体系。

综上所述，朱元璋与赵匡胤各有各的特色，由于历史背景不同，朱元璋也不可能像赵匡胤一样杯酒释兵权，更没有必要这样做。而至于杀戮功臣，原始阶级是思维方式的驱动，兔死狗烹是永恒的定律，但在朱元璋身上还带有对理想世界的幻想，以至于杀戮的范围之广。太子朱标的去世导致人事设想落空，为了给朱允文提供更安全的政治环境，朱元璋已不在乎明王朝是否能开疆扩土，而是更加在意朱家的江山能否传承百代。

参考史料：《明史纪事本末》、《明太祖实录》、《明史》、《宋史》

棍哥观史

这与两个人的出身，经历，性格，心态有关系:

赵匡胤为涿郡人，于后唐天成二年生于洛阳夹马营。 他出身军人家庭，高祖赵朓，在唐朝官至幽都（今北京）县令；曾祖赵珽，于唐朝任御史中丞；祖父赵敬，历任营、蓟、涿三州刺史。赵匡胤为赵弘殷次子。赵匡胤可以说用和平手段当上皇帝，他出身较好，虽然随郭威和柴荣征战，都是中级军官，太残酷的内斗没有经历，性格特征并不突出，心态不分化，从前朝及五代十国之乱象中吸取教训，武力可以取得政权，也是乱政夺权的根源，国家需要文治，人民需休养生息，重文轻武由此而生，既然文治重要，解决问题也要文明些！

反观朱元璋，祖宗八代农民，生活在社会底层，经过多方艰苦奋斗打拚出江山，有极强自卑和自大的双重性格，从他统治明王朝时期的事例看，他不仅杀功臣，对吏治方面也下狠手，因为以他的出身，经历而言，打出的江山，比别人难千万倍，所以他倍加珍惜，万分小心，时刻防范功臣宿将乱他的政权、夺他的政权，由此可见:他严励或残酷才算正常！否則不是他了！

狐羊树

赵匡胤出身武将世家，又是中央禁军头领，和那些武将都是老战友，所以为了不再发生陈桥兵变，黄袍加身那样的事，搞了个"杯酒释兵权"，让那些武将在没有兵权的条件下，去安享生活。

朱元璋是乞丐出身，鲤鱼翻身，当了皇帝，就忘了本了，翻脸不认人。稍微威胁到我的皇权，甭管你是李善长也好，蓝玉也好，拜把子兄弟也好，通通格杀勿论。有的还要灭几族，剝皮实草。

在这方面，你要问为什么，还真不好说。同样是开国，赵匡胤刚经历五代十国的动乱，面临的问题不会比朱元璋少。可是他没有大开杀戒。而朱元璋搞出了几个大案，无数人头落地。

大概也只能说，人性不同吧。

欢迎点评。

夕阳晚霞

从历史的进程来看，大部分开国统治者都倾向杀戮的方式，这种方式粗暴简单，而且能够铲草除根，永绝后患。而第二种方式比较温柔，这就需要统治者的智慧和权谋，处理的好，大家都好，处理不好的话，则后患无穷。现在我们来具体探讨一下赵匡胤和朱元璋对待功臣的方式和原因。

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加强皇权，而朱元璋则通过诛杀功臣加强皇权

宋朝的建立者是赵匡胤，他本是后周的殿前都点检，手握兵权，公元960年，赵匡胤趁后周幼主年少没有亲政，在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成为宋太祖，得到政权的赵匡胤，整天忧心自身皇位得来不正，为如何避免被属下也来次“黄袍加身”愁眉不展，在宰相赵普的建议下，通过酒宴方式，威胁利诱，要求高级将领交出兵权，这就是著名的“杯酒释兵权”，杯酒释兵权是宋太祖为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治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措施的开始，被视为宽和典范。

而朱元璋建立明朝没有多久，就开始采取大肆屠杀功臣，明初洪武四大案，胡惟庸案、空印案、郭桓案、蓝玉案，这每个案件都牵连甚广，很多涉案者或诛杀或流放判狱，很多跟朱元璋闯天下的功臣几乎屠杀殆尽，像李善长、刘基、胡惟庸、蓝玉、冯胜等，到朱元璋去世的时候，仅留下汤和一位开国功臣了，其结果是建文帝镇压朱棣的造反，竟然无大将可派。

朱元璋对开国功臣诛杀的原因分析

其一、主要是为了确保大明千秋万世考虑，大家都知道，朱元璋从一个乞丐做到万人之上的皇帝，中间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好不容易做到的皇位，肯定不能轻易丢掉，而且还要保证自己的子子孙孙统治大明万年不倒。这些跟朱元璋打拼过的功臣，个个手握重权，而且随着时间的推进，一些大将开始骄横跋扈，目无法纪，这些朱元璋都看在眼里，如果不采取措施，日后就是尾大不掉的祸患，所以，朱元璋必须要对这些开国功臣下手，杀戮虽然残暴，但是也是最有效的。

其二、朱元璋自身的性格问题，他自尊心太强，好猜忌，极端残暴，缺少宽容，这些性格特点应该跟他童年的经历有关，小时候的朱元璋生活贫困，吃了上顿没下顿，遭人歧视，经历很多社会阴暗的一面，这些都会对他的性格养成有决定性的因素。

结尾

“狡兔死，走狗烹“，统治者都会为了自己的皇位，不择手段，铲除功臣，只不过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成为千古美谈，而朱元璋大杀开国功臣，后世争议不断，落得个暴君名声。

一切都付笑谈中

导读：其实这个不难理解，因为两位帝王虽然出发点相同但是经历、需要解决的问题、心胸不同导致了不同的结果。其实所有帝王都有巩固皇权的欲望，更别说历尽艰难建立王朝的开国帝王了。所以两位帝王无论什么手段都是为了巩固王朝的统治，但是由于性格和实际环境的差异两位帝王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开国君主都不容易，无论是否有历史机遇都会经过搏杀才能取得最终的成功。风雨之后的彩虹才是最美的，因此通常王朝的开国君主都会非常珍惜开创的基业。所以为了巩固皇权、保证王朝稳定，都会想办法来保证王朝的长久平稳运行。宋太祖赵匡胤采取的方法是杯酒释兵权，解决武人专权对帝国带来的隐患。朱元璋采取的方法更简单粗暴，直接通过诛杀功臣的方式保证了大明王朝的平稳。下面我们分析一下两位帝王采取不同方式的原因：

性格、经历、心胸不同，两位帝王采取的方式当然不同

朱元璋从小放牛、要饭都经历过，最悲惨的是父母和大哥因瘟疫去世后都没有钱和土地下葬。最后还是同村好心人地主刘继祖借给朱元璋钱和坟地，朱元璋的亲人才入土为安。这在明史中都有明确记载“至正四年，旱蝗，大饥疫。太祖时年十七，父母兄相继殁，贫不克葬。”。而且从军后从一个小兵被人看不起，到最后历经磨难才建立了大明王朝。这都是朱元璋一刀一枪辛苦打下来的，自然无比珍惜。

虽然《大明英烈》中不足以作为历史评述，但是朱元璋在成功过程中历经的苦难和传奇一点都不比评书中少。性格本就多疑朱元璋晚年心胸并不宽广，涉及皇权更会让朱元璋反应激烈。胡惟庸案、蓝玉案都是谋反的罪名，为了维护自己的皇权朱元璋举起屠刀牵连甚广也就不足为奇了。

宋太祖赵匡胤出身虽然也不富裕，但是远没有到朱元璋那么惨的地步。虽然赵匡胤从军的时代正是武人擅权的五代时期，但是当时作为中下级军官的赵匡胤并不详细了解政权更迭的残酷性。而他拜滑州副指挥使也是在后周建立以后了，在陈桥兵变也是以佛系的方式通过禅让称帝。所以赵匡胤除了了解战斗中的残酷以外，对于走上帝位的过程还是比较平稳的。所以没有激烈那么多戾气，所以为了王朝的稳定收回亲信的兵权就可以了。

实际环境不同、解决具体问题不同，两位帝王采取的方式自然也不同

因为从唐朝中后期的藩镇割据到五代统兵大将屡屡兵变造成政权更迭，这才是赵匡胤需要警惕和解决的问题。自唐朝开始，百余年形成武将擅权的传统绝对不是杀几个人就能解决的。所以必须形成制度才能根除，所以杯酒释兵权的诞生。在赵匡胤威望最盛的时候，用富贵换取将领兵权逐渐形成以文驭武的制度才是两宋长久传承的有效手段。

为了维护自己一家一姓的江山帝王多疑并不是太大的问题，胡惟庸案确实因为谋反案被处决的。无论是胡惟庸真的勾结倭国谋反还是因为相权威胁到了皇权，总之为了保护皇权朱元璋诛杀胡惟庸这样的文臣也算是有理由。那么接下来牵扯甚广的蓝玉案，朱元璋对武将下手就有些其他的意味了。

太子朱标在1392年盛年去世，根据朱元璋的嫡长子继承制必然让年幼的皇孙继承皇位。而蓝玉作为朱标的老丈人是典型的手握重兵的外戚，没有经过系统太子培养的皇孙如何是他们的对手。这又是主少国疑，年迈的朱元璋为了留给皇孙一个稳定的环境再次举起了屠刀。其实这和北魏时期的“子贵母死”的方式殊途同归，但是不是所有的功臣都有叛逆的想法啊。所以朱元璋屠杀功臣的做法一直为后人诟病。

小结：

综上所述，两位帝王的性格、经历、心胸以及所处的具体环境不同都导致了不同的处理方式。但是无论是佛系的杯酒释兵权还是诛杀功臣，都是为了巩固皇权。

我是历史纵横帝，欢迎您的关注；如有瑕疵，劳烦斧正。

历史纵横帝

答：赵匡胤出身贵族，朱元璋出身草莽，这导致了二人的性格、心态的差异。

其实，纵观历史，出身不好的草根皇帝都喜欢滥杀功臣，出身好的皇帝都对功臣比较好；比如说李渊和刘邦也是一个对比。

我们来说下赵匡胤和朱元璋。

• 赵匡胤

赵匡胤是后周护圣都指挥使赵弘殷的次子，放在现在也是一个妥妥的官二代。

赵匡胤在948年，21岁的时候开始从军，屡立奇功。959年，32岁的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同年接受后周恭帝禅位，登基称帝。

• 朱元璋

从小差点饿死，为了活命当过和尚干过乞丐；25岁时参加郭子仪的起义军，一步步从底层干起，最终在40岁的时候在应天府称帝，后统一全国。

• 二者的差别

赵匡胤从小是官二代，自己的能力出众，一路开挂升级。纵观他的一生都比较顺利，心理肯定不会阴暗狠毒，放在现代就是阳光的二代党，天下的士族将领也都和自己家族有联系。他“把酒释兵权”是正常做法，要是他滥杀给他黄袍加身的功臣，自己一家子的脸上都过不去。

别说功臣了，连后周皇族他都厚待有佳。古代的大家族是一伙，赵匡胤就是大家族里走出来的佼佼者；跟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国王们一样，战争点到为止就行，没必要动刀子。

反观，朱元璋不一样。他是从社会最底层慢慢爬到了皇帝这个位置的。先不说他的能力如何，只要是人，完成从乞丐到皇帝的转变后，他的心理一定会膨胀，并且多疑害怕自己的地位失去。换句话说，他没有安全感，这种安全感的缺失导致了他喜欢推行暴政。

朱元璋是草莽，他不是士族，没有自己的基本盘，走错一步自己和全家的命就没了，所以他必须得狠。

陆一说历史

一般开国皇帝杀功臣有那么几个原因，一是功臣手握重兵不听调遣，或中央怕他们做大，比如二英布反刘邦。二是开国皇帝要建立新秩序，从龙的功臣作为既得利益集团不得不干掉。三是开国皇帝为新皇铺路，功臣手握重兵，让人不放心，先干掉他们，留出位置给新皇笼络新人的机会。

历代开国皇帝里，朱元璋是杀戮功臣最多的人，除了上面几个愿意外，还有一个是朱元璋从小就痛恨贪官。

朱元璋为了治理贪官，用尽各种手段。

首先，制定了严苛的刑罚，官员贪污有被剁手、挑筋、凌迟处死的，最严重的是被剥皮萱草。

而且朱元璋一视同仁，不管你是皇亲国戚还是高级官员或者将领，只要犯罪一样被处罚。

比如他的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向陕西走私茶叶，在欧阳伦看来凭着他的身份顶多就被罚点钱了事，是不可能杀头的。后来欧阳伦被一个小吏告发，朱元璋知道后，下令赐死欧阳伦，还嘉奖了这个小吏，号召人们向这个小吏学习。

还有跟朱元璋一起打天下的永嘉侯朱亮祖，在永嘉勾结土豪欺行霸市侵占土地，还迫害举报他的官员，被押解到京城后，朱元璋亲自用鞭打死朱亮祖。

其次朱元璋发动群众反腐。他规定老百姓发现官员有贪污犯罪行为，可以扭送到京城治罪，中途检查站不得无故阻拦，否则以死罪论处。

最后朱元璋还发动了舆论宣传，把查处官员贪污的案例编制成一本书，这本书名字叫《大诰》。朱元璋在这本书开头用简白的话语描述了小兵和老百姓生活多么不容易，官员或军将们欺压他们实在不应该。朱元璋还规定，家家户户都要学习《大诰》，每个乡镇都要请专门的人讲授大诰这本书，而且每个学校都要把《大诰》列为教材，把反腐观念深入人心，形成一种人人对贪官喊打喊杀的局面。此外，一个人犯罪了，如果熟悉《大诰》这本书，罪行减半。

朱元璋为了治理贪官污吏，可谓呕心沥血，但收效甚微，最后还逼得全体官员站到丞相胡惟庸这边，跟着胡惟庸密谋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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