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心理學者和寫作者的武志紅，在早些年由於通過心理學的方式批判傳統的家庭教育方式而受到過不少的關注。其主要觀點則在於，傳統家庭當中父母關於孩子的對待、或者所謂“教育”方式，都是有著極大的問題的。很多的所謂的“為你好”其實都算是剝奪、壓制孩子的獨立性、自主性。而基於傳統的道德以及父母權威中對於孩子所要求的“聽話”其實恰恰是對於一個人的心理、人格發展起到極為負面作用的。而孩子對於父母諸多傷害、壓制做法所會正常產生的反抗，（諸如很自然的氣憤、乃至憎恨的情感反應）則又有一個“孝道”的審判而無法正常表達。
這些觀點對於曾經在原生家庭經歷當中遭受過父母一些“錯誤對待”的孩子來講，應該會是很有共鳴的。我本人在反思自己的很多心理問題的時候，追溯到問題產生的根源的時候，都能歸咎到我父母給我的傷害（乃至“虐待”）的做法上。只是曾經那些“傷害”在傳統觀念當中這絲毫不成其為問題的，而我們社會當中絕大多數人其實都是這麼過來的。然而“從來如此，便對嗎？”武志紅老師關於傳統家庭中父母做法的批判無疑是對的。在“孝順”的道德規訓下，我們對於父母及其做法所會持有的負面情緒，會被這個道德語境歸類為“禁忌”、“不應當”乃至“大逆不道”！
關於他的爭議：
但是由於觸碰了這個道德中的禁忌，以及武志紅本人在文章中的某些傾向，也使其面臨著某些爭議。早些年不少批判的聲音指責他在談論原生家庭問題時戾氣重，以及使得讀者總在撕傷口、宣洩情緒，沒能解決問題等。這種類型的批判大體上還是站在了傳統道德（以及心理防禦機制）的角度去譴責那些“壓抑的負面情緒”的抱怨的情況。事實上，經歷過童年創傷且被迫將其掩藏著多年的人，在真正面對自己問題的開始，都很難淡然視之。而很多負面情緒的流露其實正視問題的顯現。那些站在傳統道德的立場所給予的批判也只是某種下意識心理慣性所使然，而並未具有太多的價值。之所以我會這麼看，則是因為了解到“幾乎任何的心理問題都有我們童年經歷當中的遭受方面的因素”，而那些常見的父母的做法在其中則扮演了主要的角色。（雖然父母多數也是無意識的）
當然除此之外我也看到過一些值得重視評論，知乎上一個相關問題下的回答裡，一個高票答案說到武志紅的問題有“過度闡釋”、“論證簡單化”、乃至“自戀”等傾向。這確實是武本人的一些問題了。這點他本身倒也不諱言。然而事實上如果我們認真地去看待現實，實際上存在有形以及無形的心理問題（或困惑）的人其實在我們的社會當中實在不算少數。只是很多人一方面要麼未能察覺認清，要麼覺察出來了也沒有辦法只能接受它作為一個常態或命運罷了。所以武的坦誠倒也算是一種勇氣。又或者說他鑽研思考相關心理問題本身也是一種對於自己困境找尋出路的努力。這一點上比學院派那些就著理論照本宣科的學者的文章，也許更能讓人感覺可觸摸、受啟發一些。就我個人的觀察而言，鑽研乃至從事心理學方面工作的人，存在一定程度心理問題的也著實不少。
另外一種聲音是不夠科學的，這裡涉及的是心理學本身是一門科學還是人文領域的區分。武志紅本身是表達他對於人文的傾向的。是將研究依著實驗、數據的方式進行展開。但是這種方式有著一個很明顯的侷限就是，它忽略了個體的情感體驗。然而心理內容在很多時候還是離不開個人的情感體驗的，這些情感體驗是我們個人經歷所遺留的產物。經歷及社會文化給人在心理上的影響絕不會亞於生理層面的各種我在這裡其實跟武志紅的傾向也是一致的。
“巨嬰”概念所指出以及所掩蓋的事實
前面談論了網絡上關於他的批判評論的一些看法，這裡說一些我個人的一點觀察。就個人感受當中，他關於孝道的反對立場在其出版了《巨嬰國》前後似乎悄悄地有著一些轉變了。對於傳統道德當中孝道的批判在口徑上有著許多的調整。在他心樂土的關於《巨嬰國》這本書的介紹視頻當中。他談論了一些事情。由於在自己的家庭當中，自己的父母受到爺爺奶奶的壓迫，所以對於孝道及孝道作為一種道德所造成的不公格外牴觸反感。但是也說到“孝”是中國人集體潛意識的一種傾向，所以直接地批判攻擊會使自己置身某種危險（也即他身處的諸多爭議），所以現在得用精神分析的方式去批判。而這就是《巨嬰國》的由來。談及到“巨嬰”這個概念的時候他講到了馮小剛《1942》電影中的啟發，那個肥頭大耳去嫖娼的國民黨官員讓被賣了的地主家的女兒給他洗身子照顧的畫面。這個畫面一下使武志紅腦子裡閃現了“巨嬰”這樣一個形象，並由此說到這是中國人問題的一個根源，認為多數中國人都是巨嬰，心理發展水平停留在1歲前。
“巨嬰”這一個概念出來的時候也是引發了不少的討論的。現在上網我們都時不時能夠看到這個詞的出現。就我個人觀察而言，這個詞其實更多還是被心理學界外圍的部分時評作者們所使用，用以批判所謂“國民性”。而嚴肅的心理學家、諮詢師的文章我倒是較少看到使用，而也有部分人指責武志紅又犯了媒體人譁眾取寵的老毛病。
年齡和身體成長了，而心理發展水平尚未相應成長，使得在心理上存在某種類似於嬰兒狀態的情況，這本身是存在的，也是普遍的。前幾年也流行過另外一個詞“寶寶”，也其實多少反映出我們心理的這部分狀態。比如我們很多人發脾氣時也會希望被人哄時候的感覺，就很直觀地反應這部分與孩子一樣的期待。而國外心理學家在談及童年創傷留下的影響時，也都會有發現人們在某種應激狀態下時做出的反應，那些不成熟、沒有很好邊界感的做法很像特定年齡階段的孩子的反應一樣。尤其是自戀性挫敗時候的自戀性暴怒就是很合適的例子（Narcissistic rage and narcissistic injury）。我們也可以細心觀察生活中某些人發脾氣時候的特徵，得不到渴望與期待的回應時候那種激烈不滿的表現形式。以及除此之外，不少人在“強迫性重複”的做法當中無意識地找尋與激活年幼時相應創傷情境時那些使之感到無比創痛、無助的情況，這時當事人心理中的情緒反應，確實也都與曾經自己所是的孩童在某種層面是相像的。等等。這些其實都可以說明心理發展水平不夠的“巨嬰狀態”本身是存在的。
前面講到了“巨嬰狀態”的存在，那麼“巨嬰”概念有什麼問題呢？武志紅用“巨嬰”這個詞來描述一種現象與情況的時候，賦予了這種這種心理狀態以及不成熟的表現以著一種負面的意味。誠然，那種表達過時未滿足需求時極為不成熟得體的做法，確實使得這樣的表現與心理狀態容易讓人不適。但是我們要清楚，這種狀態會存在，本身就意味著當事人在年幼時候曾經遭受過嚴重的心理創傷與情感忽略。某些關鍵需求不僅沒有被理解與回應，這個缺憾著的體驗上的記憶便駐紮在身體裡面了。這些創傷通常意味著父母的失職，甚至父母直接的情感侵奪與利用。換言之，人們心理上之所以未能隨著年齡自然成長，常常恰是因為父母在照顧孩子時，不會忽略了對孩子發展性需求的回應，甚至對於孩子正在萌芽的獨立真實的自我予以侵奪、遏制。是這樣的一些對待使得一個人在心理與人格上的發展停滯的，因為TA通常不被允許擁有TA獨立於父母意志的真實自我。而被迫地要將諸多真實的需求壓抑掩藏，配合父母的期待與要求（發展出一個“假自我”）來適應環境，以此長大。通常也即是我們從來不被允許依照著我們真實的需要和感受而活，被迫對環境與他人做著深度妥協時，才會產生在多年後表現為“心理問題”原因。
如此，我對於“巨嬰”這個概念最大的看法就是，它在描述著一種狀態時，同時將產生這個問題的背後的原因給掩蓋、迴避了。武志紅在講到他從原先的“直接批判孝道”轉變為“用精神分析的方式解構孝道”時，是為了避免某些外界的批評直接指向他。換言之“精神分析”是保護他這麼做的一個罩子、防護。我能理解一個人在身處爭議時候所會感受到焦慮不安的心情。但是，我想說，恰是這種轉變，反映出了武志紅本人在理論研究和洞察上短板與硬傷。此話怎講，精神分析在一些學者眼中其實恰是保護了父母的。誠然，心理問題與童年創傷的關聯是弗洛伊德首先提出來的，但是弗洛伊德關於這個成人性侵孩子使之產生創傷與心理問題的發現，使得他在當時的受傳統道德主宰的社會氛圍當中受到了蠻大的孤立。然後他便轉而提出了“虛假記憶”、“俄狄浦斯情結”等概念，將孩子本身受到性侵的事實，轉而述為是他們本身是對父母有著性方面的需求，並且負罪而壓抑自身，從而發展出神經症。而後來他發展出非常繁雜的理論體系去遮蔽了初始的那個格外重要而敏感的發現——童年創傷導致成年後的心理問題！
研究童年創傷的心理學家愛麗絲米勒，關於精神分析主要批評就包括“精神分析太保護父母”了。西方文化的倫理中其實也是有“孝道”的，它存在於摩西十誡中的第四誡“應該孝順父母”。（天主教中為第四戒，基督新教中則是第五誡“Honor your father and your mother”）而強調孩子對父母的忠誠與順服的道德倫理要求是世界性，印度、伊斯蘭文化當中都普遍存在。愛麗絲米勒的在廣泛深入的童年研究（包括她個人經歷），也發現了強調了孩子對父母順從的“第四誡”其實恰是阻礙了病人從心理創傷中獲得療愈。因為它會包庇父母做法，淡化父母對孩子傷害性的做法，以及阻礙孩子去感受TA心中關於父母壓抑著的那些強烈的負面情緒，如憤怒、憎恨，等等。而心理學上也已然有著共識關於負面情緒體驗，體驗及接受了比壓抑否認著更有助於心理健康。
武志紅的一些矛盾之處
前面談到了那些我想讀者也許會困惑，下面我慢慢說。
武志紅由於在輿論場上受到的爭議與質疑，忙不迭地搬出了精神分析作為自己立場的一個助力或盾牌。但是卻由於某些原因，並未能夠認清精神分析本身的侷限之處。然後雜糅了精神分析中一些過時框架所寫的文章，卻讓他本來可以突破的洞察變得有些四不像。這當中的某些現象也曾讓我有些困惑。前幾年我讀到他關於心理科普的一些書還是很受啟發的，他很多論斷雖然確實不見得嚴謹、有時頗有簡單化、以偏概全的毛病。但是許多的觀點其實都還是有些許亮點的，對於問題原因的揭露指出上，也是觸及到重要的點。（姑且不論結論本身）那些亮點本身說明他關於心理問題，上確實是有著自己的困惑並孜孜不倦地深入探索的體現。這種風格我想也許比處於學術範式內嚴謹但卻教條地研究結論其實更有價值。因為那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更容易啟發那些同樣身處困惑、試圖為自身困境與問題找尋出路的人。
他的這個立場口徑上的轉換，我思考了一下有幾個原因。一來是由於他所處在的行業內精神分析的話語權依舊很大，使得從業者較少能夠從突破其侷限性方向的思路去提出自己深刻見解。這方面可能也還疊加了“西學東漸”的情況下，國內研究者對於西方學術範式的習慣性遵從，更多隻能以理想化而非認清其侷限性的批判態度上去展開分析。二來是武志紅本身對於受到質疑、批判以及孤立這種處境本身缺乏一種直面的勇氣，以及對於自己洞察的信心。這個情況使得他會面對爭議時更加傾向於退縮，這裡當然也疊加了他本人心理上的潛在問題產生的影響。
另外，很重要的一點，我想也許在反對孝道上最開始是出於對爺爺奶奶用“孝”的道德壓制自己的父母，以此給著譴責。幼年時武志紅目睹著這種事情，心中一定是積鬱著非常多的對於自己爺爺奶奶的怨憤，這些怨憤本身是正常也可以理解的。但是我想後來一度被一些人形容為“一談到原生家庭就充滿戾氣”應該就是彼時那些壓抑情緒的延續。然而也由於武志紅反對孝道的初衷首先主要是試圖為遭受錯誤指責的父母洗刷罪名，故而這種“反對孝道”的立場裡面本身也就包含著一定的“對於自己父母感受與需求的配合、回應與拯救”。而這種“為父母而出頭的反孝道”裡面所潛藏的一定程度上對於父母的情感及心理需求的回應，本身也正是為“盡孝”的一種過程與體現。而這也許也就是武志紅的這個立場裡面隱含的內在矛盾之處了。然而碰巧他所控訴與揭露的這些，恰又是確確實實是許多中國家庭裡面潛藏的問題與矛盾，確確實實有著許多的孩子遭受著自己父母的在情感、自我方面的壓制、侵奪。而成年之後的心理問題確確實實又是與這些早年的情感創傷經歷相關。這些是他在早些年在互聯網上心理學知識相對匱乏時候獲得較為廣泛關注的主要原因，當然也結合了部分他個人思考體會，以及媒體資源優勢的緣故。
由於他一開始反孝道還並非主要是基於對自身問題的了悟、覺醒與突破之後歸因的結果，而是對於他本人的父母的聲援與嘗試的拯救。換言之，突破及批判孝道本身得需要先從自身自小內化著的權威與父母的影響中覺醒與獲得情感上的獨立自主。而由於前面提到的他自己家庭背景及經歷的特殊原因，從而其實也使得他在中國輿論場上空開明確地持以這樣的立場的時候，自己的成熟程度是有限的。持有反孝道的立場對他並未是從自己命運中的重要權威（父母）的影響或挾制中充分覺醒後使然，而恰恰是帶有著某些未化解的童年壓抑情緒演繹（acting out）使然。這些童年經歷遺留的東西雖然可以使其在“反對孝道”時自我加戲幻想著這是自己生命裡的重要使命，但卻不足以使得他後來在面對著諸多質疑，尤其是偏離了另一個他所依賴的權威（其行業及學術範式相關的權威）的時候，會是缺乏力量與勇氣直面這一切。從而在壓力之下開始有所妥協地轉變口徑，從原先尖銳地控訴原生家庭中父母不當做法，到轉而揭露所謂“巨嬰”。前面講到“巨嬰”狀態本身也是早年受到嚴重情感剝奪以使得一個人在情感發展上出現停滯所呈現的狀態，而武志紅在“巨嬰”這個詞當中賦予的對於這樣的狀態以著一種負面態度，則
反映出了他其實並非那麼真正地站在受害者立場上去說話。有時候即使是看到了同樣的一個問題，在不同的心態當中我們得出來的描述還是會截然相反，而“巨嬰”這樣的簡單粗暴的概念也則延續了那些缺乏耐心的父母對於不能理解的孩子的需求的厭煩心態。他自己能夠承認他也是巨嬰，但卻卻否認自己曾經遭受過父母的傷害，這種對於自己父母的理想化態度當中，也進一步反應他對於反孝道的意義的理解其實並未真正地透徹。前面提到瑞士心理學家在後來堅定地指出傳統道德中保護父母的立場阻礙了心理創傷的有效療愈。在魯迅近一百年前的《我們該如何做父親》當中也已然說出“革命，要革到老子的身上去！”。而這種聲音與立場則更是漸漸被年輕一代的人所接受，這幾年上網，看到許多人分享自身困擾以及家庭當中的經歷，許許多多的年輕人開始控訴著自己遭受的來自父母的傷害與虐待。這種相對不用受制於傳統道德壓力地直接講述自己真實遭遇的傾訴，其實就比囿於道德要求而將真實感受埋藏的情況要更加有利於健康。不知道武志紅看到網絡上越來越多符合他最初判斷的聲音和例子會怎麼想？
另外還是想要再補充說一下，“孝順”的狀態其實又不單單是對父母的。封建皇權時期，“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就暗示了在人一處順從，在別處也會習慣性服從。這種在生命一開始基於規訓要求所產生的順從的心理姿態，會延續和泛化到與其它客體的關係當中，如其它權威，流行觀念，錯誤過時的教條等。所以這種孝順本身就是放棄了自身獨立的思考能力、真實感受與立場而不假思索的順從狀態，也即犧牲了自己真實生命活力的狀態。而反對這種要求人服從而犧牲了自己真實生命活力的狀態，並鼓勵人依照著自己真實的自我而生活，做選擇，這便是反對孝道最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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