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著名的“玄武门之变”两个月后，李渊下令立李世民为新的太子，但李世民听了房玄龄等人的话，推辞不接受。最后，逼得李渊只好主动退位，做起了太上皇，李世民即位后就居住在东宫显德殿，即为
唐太宗，改年号为贞观。
这时在唐太宗的政权中，充斥着各种政治力量。有原来的隋朝官员，有农民起义军的将领，还有李建成，李元吉集团的重要人物。在各种政治力量上，都需要以李世民为中心进行重新整合。于是，李世民根据自己选人的特点，不管你来自哪一方，只要是有才的，就加以重用。
在李世民当秦王的时候，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就设置了文学馆十八学士，作为自己的智囊团。十八学士中的房玄龄，杜如晦等，都是玄武门之变的骨干力量，由此可见能进入文学馆的学士都是李世民的亲信。在登基之后，又另外设置了弘文馆学士来代替文学馆学士，不同的是弘文馆学士不限制人数，增加了原来秦王集团之外的成员。李世民根据实际统治的需要，而随时变化没有亲疏分别，从而使大量的人才都聚集在自己的周围，这也是李世民用人的一大特点。
另外一个特点即使善于纳谏。这也是李世民笼络人才的高超手段。皇帝纳谏这也是对做臣子的最大尊重，做臣子的必然使出浑身力气来报答皇帝，这是儒家思想“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具体表现。比如，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征的关系，就是这种思想的典型代表。
说起魏征，他曾经在隋朝末年参加了瓦岗军，投降唐朝后又成了李建成的幕僚，本来呢是李世民死对头，但在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就非常重用他。在李世民登基之后，就问魏征，说君王怎么才能做到明，而避免暗呢？魏征回答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李世民听了后，非常赞成这句话，因为他知道，自己并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魏征也的确有经国济世之才，而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在治理国家方面：唐太宗即位的时候，天下初定，百废待兴，李世民虽然一直想把这个国家治理好，但始终没有具体的办法，魏征认为大乱之后治理国家，就像饿极了的人一定要吃东西，这事必须要快。因为，人心就像流水一般，会不断向下流，今天的人也会变成妖魔鬼怪，还怎么能治理好国家呢。可是“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问题是采取什么措施来治理，而不是人民是否可以教化。
在具体治理国家方略上，魏征提出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魏征认为，隋朝灭亡的教训就是在于扰民政策太多，国家的赋税极重，徭役繁多，以至于弄得全国民不聊生，国家的败亡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俗话说：“静之则安，动之则乱”。所以，唐太宗就实行了一系列的有利于老百姓的政策，比如：减免苛捐杂税，大力减轻农民的负担，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建设，并在全国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以此来修养生息，奖励农耕。因此，在整个唐太宗贞观年间，老百姓承担的赋税和徭役都不算太重。这也是贞观年间社会安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的基本保障之一。
在执法方面，魏征提出了宽缓一定要明确。他坚持反对像秦朝那样实行严刑峻法，将百姓当作鱼肉一样任人宰割，但是又提出一定要明正典型，反对徇私枉法。魏征的这些建议，李世民都听进去了，还采取了积极有效的措施。
在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方面：唐太宗的基本态度是只要投降就安抚，反叛就讨伐，就是说只要少数民族不公开与唐朝对抗，就封各部的酋长为都督或者刺史，但少数民族原有的风俗习惯，社会制度等仍保持不变。相反，如果哪些不断侵扰内地或者对唐朝统治有严重威胁的，就排除大军去武力镇压。
在隋朝末年出现的战乱连年，经济倒退，文化衰败的现象，而唐太宗在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各个方面都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使得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民族关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使得唐王朝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因此在唐太宗李世民当政期间，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太平盛世，历史上称之为“贞观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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