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陕西省宝鸡市出了一件西周时期的青铜器——
何尊，因其内部铭文中有一句“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这是我们目前见到的最早的“中国”一词。
何尊：其口圆体方，通体有四道镂空的大扉棱装饰，颈部饰有蚕纹图案，口沿下饰有蕉叶纹。整个尊体以雷纹为底，高浮雕处则为卷角饕餮纹，圈足处也饰有饕餮纹，工艺精美、造型雄奇。因尊内胆底部发现了一篇12行共122字的铭文，记载了周成王营建洛邑的重要历史事件，极具史料价值。
《何尊》铭文如下：
唯王初壅，宅于成周。 复禀（逢）王礼福，自（躬亲）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呜呼！尔有虽小子无识，视于公氏，有勋于天，彻命。敬享哉！”唯王恭德裕天，训我不敏。王咸诰。何赐贝卅朋，用作庾公宝尊彝。唯王五祀。
铭文释意：周成王五年四月，周王开始在成周(今河南洛阳)营建都城，适逢对武王进行丰福之祭，周王于丙戌日在京宫大室中对宗族小子何进行训诰，内容讲到何的先父公氏追随文王，文王受上天大命统治天下。武王灭商后则告祭于天说，余入住到天下的中心，由此统治民众。周王赏赐何贝30朋，何因此作尊，以作纪念。
铭文写道“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周武王在攻克了商的王都以后，就举行了一个庄严的仪式报告上天：“我已经据有中国，自己统治了这些百姓。”）铭文的前面还提到“
惟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记载的当是周成王时期营建洛邑的历史事件无疑。后世亦有史书记载与此对应，如《史记·周本纪》武王对“洛阳”的评价：
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
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洛伊，毋远天室。
之后，成王继承了父亲武王的事业：
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
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在《尚书》的《梓材》一篇中，也记载了周成王追述往事的话与“何尊铭文”对照：
“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怿先后迷民，用怿先王受命。”
在早期，最初的“中国”，是指“国中”，为都城之中（京师）之意。周成王时，武王的弟弟周公旦主持扩建了洛邑（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白马寺一带），称成周，将商的遗民迁来集中居住于此；又在附近筑王城（在今河南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用以控制东方。
洛邑为成周所在，又位于“天下之中”的交通枢纽，因此被称为“中国”。这说明，“中国”的概念开始由早期的“国中（京师）”，扩展成了“地理中心”之意。
除了何尊铭文所记，“中国”一词最早出现是在《诗经》中，如《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但《诗经》中的此类“中国”实为“国中”，还不是真正指国家。称国家的“中国”一词，在战国诸子书中已屡见不鲜了。如《孟子·滕文公上》云：“陈良产地，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又“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庄子·田子方》：“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干知人心”……这些都说明：上古所谓“中国”，即指后世“中原”。
华夏族建国于黄河流域一带，以为居“天下之中”，称中国，而把周围其他地区称为四方（蛮夷），后泛指中原地区。黄河南北，古称中土、中原、中州、中夏或中华，与中国含义相同。
关于何尊铭文的解读问题，历史上“宗周”指丰镐，“成周”指洛邑，本来没什么疑问；但是，近人也有为附会
“中国”一词之所指，释读成周为丰镐的。洛阳只是因为“何尊”才被称为“中国”吗？
答案并不是！在没有“何尊”出土前，洛阳被称为“中国”、“地中”、“土中”或“天下之中”的史书记载有很多，并不是只在“何尊”铭文中被称为“中国”，如：
《史记·周本纪》：“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
《史记·封禅书》：“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春秋繁露》亦云：“三统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天始废始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国。”这里的“中国”显然是“河洛”地区的代称。《汉书·》：“昔周公营洛邑、以为在于土中，诸侯番屏四方，故立京师。”
《逸周书·作雒》：“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南系于洛水，北因于邙山，以为天下之大凑。”
《尚书·召告》：“王来绍上帝，自服于土中。”
《周札·大司徒》：“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合也，四时之交也，风雨之合也，阴阳之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线方千里，而封树之。……郑司农云：“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与土圭等，谓之地中。今颍川阳城地为然。”说的是周公营建洛邑，在登封测影定“地中”之事。
《帝王世纪》：“周公相成王，以丰、镐偏处西方，职贡不均，乃使召公卜居洛水之阳，以既土中。”
《竹书纪年》：“无事则都洛师，宅土中，以号令天下；有事别居关内，阻四塞以守，竭尝不据形胜以临制天下哉。 ”
那么，周人自认为丰镐为“中土”或“地中”吗？
答案也不是，周人在“武王伐纣”之前和西周初期，一直都是以“西土”自居。
商周时的周人“西土”概念
在商代的四土观念中，“西土”一词已经出现。
如“己巳，王卜，贞：口岁商受[年)?王占曰：吉。东土受年?南土受年?吉。西土受年?吉。北土受年?吉。”(《合集》36975)但这仅指商王直接控制的地区。
周初历史的典籍如《尚书》、《逸周书》中一些篇章也时常提及“西土”，如：
《牧誓》：“逖矣，西土之人!”
《大诰》：“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
《康诰》：“以修我西土。”
《酒诰》：“封！我西土荣徂邦君御事小子。”
《康王之诰》：“惟周文武诞受羑若，克恤西土。”
《泰誓》：“
西土有众，咸听朕言。”《商誓解》：“肆商先誓王维厥故，斯用显我西土。”、“西土疾勤，其斯有何重?”
《度邑解》：“日夜劳来定我于西土。”
孔传解释为“武王在西，故称西土”，这里的“西土”不仅是一个方位词，还带有一种地域群体意识；天下肇分九州之时，“关中”为雍州之地，雍州又为西土，故以“西土”代指周部族所居的故地。
如：
周部族在古公直父时为戎狄所逼，自豳迁至岐下，到达“周原”，周人以邑为名，号为周。即《穆天子传》卷二：“大王直父之始作西土”之说。
周人力量不断增强，周人领袖开始被商王朝所倚重。“赐(文王)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文王被封为“西伯”，取得了专征伐的大权。周向外扩张，北伐犬戎，西征密须，东攻黎、邗、崇，取得辉煌的战绩，使这些小邦国“再驾而降为臣”，成为周的与国。所谓文王时“三分天下有其二”，即是指多数诸侯国归顺于周，由此之后周人在西方继续壮大，即周公称赞文王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国在西土。”可见，“西土”在此时仍然是周人故国自称。
武王十一年率周师东征商纣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弗迓克奔，以役西土。”
武王病逝后，三监叛乱，“肆朕诞以尔东征”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征服殷商在东方的残余势力，巩固了周王朝，“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此亦为周人潜意识里的西土概念。
及周公成王东征以后，周人正式成为天下共主。 为了将所得的天下延续下去，“周公敬念于后日：‘予畏同室克追，俾中天下。’及将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决定在中原地区营建洛邑。《尚书·梓材》云：“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这里的“中国”应指洛邑一带的中原地区，在当时周人的地理认识中，洛邑即是天下的中心，而皇天将中国的土地与人民交给周的先王治理则表明周王受命于天，已是中国之主，此后的周人已很少提到西土。由此可知，随着周王朝的建立，周人原有的西土意识逐渐衰落，有德之君受命于天的中国之主的意识逐渐兴起。
文物背景下的周人天下观
周人的天下观，承袭了夏商以后的传统，以黄河的中下游地区为中央之地。《史记·货殖列传》：“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 河内与河南均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
三皇五帝都邑：
夏朝都邑迁徙图：
商朝都邑一览表：
周人所都的河南，西周时期指“成周”，东周时期指“洛邑”，都是今天的洛阳地区。
周代的领土范围，《左传》中有具体的描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按照周人的描述，关中地区为西土，泰山淄博附近为东土，南阳襄樊附近为南土，辽，燕至陕北，为北土；所以周境四裔之内，地理中心的”中国“也在今天的洛阳附近。
周代的”中国“，不仅有地理上的意义，同时也有文化上的意义。《周本纪》：”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雒、伊，毋远天室。“商周时期的“有夏之居"，位于洛阳所在的伊洛流域，是商周文明的中心地带，也是洛阳附近地区被称”中国“的决定性因素。
在华夏民族形成的初期，由于受天文地理知识的限制，人们总是把自己的居域视为“天下之中”，即“中国”，而称它族的居域为东、南、西、北四方。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副院长陈亮认为，在古代，“国”的本意指城、邦，并非国家；“中国”原意为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它并不是一个专有名词，历史上的“中国”也不等于今天“中国”的范围。
综上，何尊铭文中的“中国”指的就是洛阳，因为当时的它既在“天下之中”，又扮演“三代之居”的角色。
正如《史记·封禅书》云：“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春秋繁露》亦云：“三统五端，化四方之本也。天始废始施，地必待中，是故三代必居中国。”洛阳，早期“中国”之名所言不虚也！
附文
后附《周礼注疏·卷十（上）》中周公营建洛邑，在登封嵩山测影定“地中”的记载：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郑司农云：“土圭之长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与土圭等，谓之地中。今颍川阳城地为然。”
先说说登封历史沿革，夏王朝最早在阳城(今登封市告成镇)建都，称为禹都阳城；周公在嵩山测量天文，安放日晷，登封为古京师洛阳的东部屏障之一。
今登封“天地之中”建筑群中，有周公测景台纪念
郑司农云“颍川阳城地为然”者，颍川郡阳城县是周公度景之处，古迹犹存，故云地为然也。案《春秋左氏》，武王克商，迁九鼎於洛，邑欲以为都，不在颍川地中者，武王欲取河洛之间形胜之所，洛都难不在地之正中，颍川地中仍在畿内。若然，武王已迁鼎於洛，欲以为都，周公又度景求地中者，武王虽定鼎讫，周公更度之者，所以审慎故。
周公营建洛邑
案《书传》云“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建侯卫者，在《尚书·康诰》封康叔是也。案《康诰》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之民大和会。”注云：“岐镐之域处五岳之外，周公为其於政不均，故东行於洛邑，合诸侯，谋作天子之居。四方民闻之，同心来会，乐即功作，效其力焉。是时周公居摄四年也。”又案《召诰》“惟三月丙午朏”，注云：“是时周公居摄五年。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於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之。”若然，洛邑在摄政四年初为基止，至五年，乃正营之也。
《史记》
《尚书》
《逸周书》
《周礼注疏》
《左传》
《诗经》
《春秋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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