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閱讀歷史，最容易被歷史人物身上的那一種風流所吸引，也容易對他們英武的氣概產生膜拜。“越名教而任自然”是魏晉風流的一種集中體現，但是在魏晉風流的同時，也有不少好爽放達、英武俠氣的個人表現。桓溫、王敦、劉裕這些挾武自重、橫行一時的梟雄，憑藉手中軍權和實力，在東晉那個黑暗的政治時代，不必過於如履薄冰，也不必過於謹小慎微，他們在內可以橫行朝堂，對外可以成為覬覦中原。實在是那段歷史中不可多得的“自由之光”。
《晉書》中，房玄齡對桓溫的評價是“挺雄豪之意氣，韜文武之奇才”，雖然桓溫也沒能逃脫一個亂臣賊子的罵名，但也算有些雄姿英發、豪邁爽朗的讚譽。
桓溫其實還是一個比較矛盾的人，雖系出身名門，但與東晉那些大門閥士族又頗有差距。雖有鴻鵠之志，卻又坎坷曲折；待到中年以後，掌握權柄，卻又徹底淪為了一個格局小、氣度小的軍閥。一生求稱帝，至死未如願。
桓溫一生最負盛名的還是他的北伐事業，雖說敗多勝少，但在那個北強南弱的時代，能主動向北方胡族發起進攻終究是勇氣可嘉的。事實上，桓溫也是相對比較幸運的，他的北伐其實比之前的祖逖後來的劉裕在時機上都要成熟一些，也更有機會獲得成功一些。但是桓溫因為個人的格局和魄力問題，流於政治而且限於政治，一直在北伐的路上走得迂迂迴回、磕磕碰碰。
桓溫北伐的時候，東晉政權雖然偏安一隅，但也逐漸穩定。北方胡族勢力卻陷於一片混亂的廝殺當中。而且，時距西晉滅亡不到半個世紀，北方漢人猶對東晉漢族政權懷有期望與感情。東晉是歷史上有名的門閥士族政治體，祖逖的北伐成果就是南北士族和皇族之間相互妥協而沒有被鞏固。桓溫雖然也會遇到這個問題，但實際上永和、太和年間，司馬朝廷對於桓溫這樣的權臣已經失去了牽制作用，桓溫的行動更自由一些。永和三年，桓溫揮師入蜀，攻伐成漢，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
桓溫三度北伐，我們很難將其歸納為民族大義和家國情懷，甚至仔細推敲起來，似乎這其中包含的桓溫個人政治野心的成分更多一些。那麼當時掌握了東晉大部分軍權的桓溫“想通過北伐來立功、篡權”的政治野心為什麼會功敗垂成呢？桓溫想通過“北伐”作為一個政治突破口，最後卻還是被東晉的政局裹陷其中，究竟有什麼內在原因呢？
桓溫北伐之概況
據《晉書》記載，桓溫出身譙國龍亢桓氏，桓氏家族因嘉平之獄，淪為刑門，地位不顯。桓溫父親——“江左八達”之一的桓彝，雖然在“王敦之亂”中有立功表現，但不久就死節於“蘇峻禍亂”，桓溫算得上是家道中落、孤微發跡。桓溫的成名之舉是十五歲手刃殺父仇人三子，這種快意恩仇的行為在自命風流的東晉很容易傳為美談。後來桓溫娶妻南康長公主，才算真正政治起步，勇於自薦的他，更在機緣巧合之下得到荊州刺史的職位，並從此發跡。後來先斬後奏地平滅成漢，已成尾大不掉之勢。
三次北伐也就是發生在這樣的背景下，北伐為桓溫帶來了巨大的政治利益，丞相、大司馬、錄尚書事、南郡公這些耀眼的頭銜讓桓溫風頭一時無兩，但晚年遭受枋頭敗績的桓溫，自感時不我待，欲行廢立之事，向朝廷索求九錫，卻被謝安和王坦之活活拖到病死。（1）北伐前秦
永和十年（354年），桓溫率步騎四萬餘眾，從江陵起兵，征討前秦。途徑襄陽、南鄉等，取道武關、進入關中，折而北上，過上洛、繞關，駐軍灞上。
彼此北伐相對還比較順利，在前涼秦州刺史攻打陳倉的響應和東晉梁州刺史司馬勳帶兵直取長安的配合下，桓溫幾乎沒有遇到太大的阻力。途中雖然經歷了藍田縣、青泥城、白鹿原等小規模遭遇戰戰，前秦兵馬幾乎都是一觸即潰，前秦符萇、符生、苻健、苻雄等人都成了桓溫的手下敗將。
三輔百姓淚盡胡塵，思國心切，風聞桓溫晉軍到來，彈冠相慶、紛紛歸順。但桓溫並沒有乘勝追擊，前秦實施堅壁清野、擾襲糧道之策，桓溫不久後也便退出關內，攜關中人口南歸了，所以第一次北伐可以說是無功而返。
（2）北伐姚襄
永和十二年（356年），桓溫再次起兵江陵，北上解救洛陽。姚襄圍困洛陽日久，但卻久攻不下，見桓溫來援，便行誘兵之計，解除包圍洛陽，伏兵伊水北林，企圖藉助晉軍退兵之際進行伏擊。但桓溫早有準備，結陣前行，擊潰姚襄。但此次北伐桓溫依然是淺嘗則止，在修葺洛陽皇陵之後，便押帶三千餘戶歸降平民與洛陽降將周成回到荊州了。
（3）北伐前燕
太和四年，桓溫自京口出發，從淮陰、彭城調兵五萬，入金鄉，挖掘運河連通濟水、汶水，從而進駐武陽，召令江州桓沖和豫州袁真一起同伐前燕。
湖陸生擒慕容忠、黃墟殺散慕容厲、突破慕容臧的防線，逼近枋頭，前燕孫元亦反叛助威。
而前燕此時慕容恪新死，吳王慕容垂卻一直不受重用，一時間兵敗如山倒，前燕帝王慕容暐和太傅慕容評幾乎要棄城潛逃，準備回到故都龍城避難了。最後是慕容垂臨危領命，殊死一搏。與此同時，前燕也請求前秦給予軍事支持，並作出了回報承諾。
在前燕和前秦的兩路勢逼之下，東晉一方面嚮導段思遭擒，另一方面豫州袁真無法打開石門水道，以致水運成空。桓溫被迫和慕容垂硬碰硬，結果慕容德伏兵擊潰晉軍，桓溫敗走。到了襄邑，桓溫自以為安全了，卻被尾隨的前燕八千輕騎趕上，又是一場死傷無數的慘敗，桓溫只得退守山陽。此次戰敗，史稱“枋頭之戰”。第三次北伐，是桓溫徹頭徹尾的一次慘敗，向北挺進似乎還很順利，向南退回卻是一敗到底。只是這次北伐也悄然間改變了前燕的命運，這是後話，暫不作贅述。
桓溫北伐的失利分析
1、私心干擾了戰局
我們都知道桓溫是一個“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的人，
這樣的人在作戰的時候很容易因為動機不純而思慮過多。當然，一場戰爭的勝敗自然是關乎天時、地利、人和諸多因素，但是，戰爭的意志卻是很大程度受統帥的心理和思想影響的。永嘉之亂，北人南下；新亭對泣，故土難離，當時王導是這樣撫慰眾人的，“當共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何至楚囚相對”。所以，百姓思歸，朝廷知恥，祛除韃虜，還我河山，才應該是東晉北伐的驅動力。
然而，劉琨孤掌難鳴，祖逖頻遭掣肘，庾亮外戚受制，庾翼天不假年。桓溫雖然才勢兼備，但其北伐卻私心太重，難成大器。
（1）忠與不忠，皆有後憂
桓溫不管怎麼說，他首先還是一個東晉的臣子，這樣的身份讓他難以擺脫傳統“忠君”思想的制約，儘管桓溫的內心一直想要掙脫這一份束縛，但是沒有絕對的實力和威望作為支撐之前，他也不敢去“冒天下之大不韙”。
東晉恰恰是一個注重“名節”的時代，出身名門，先父捐軀，皇室聯姻，名士賞識，這些都是桓溫仕宦坦途，平步青雲的資本，也是東晉給予他為國效力的紅利。桓溫是極度重視名譽的，他一方面想利用這種名譽來謀奪更多政治利益，另一方面又擔心孤注一擲帶來的惡果。所以，桓溫北伐於公他是舉棋不定的，於私也是瞻前顧後的。他不敢像王敦那樣不管不顧，也不能像祖逖那樣無慾無求。
同時，晉室為了籠絡桓溫，被逼無奈地的將北伐統帥和大司馬的軍職交給桓溫，這是一個很明顯的情況，畢竟桓溫為了北伐帶兵回京的“壯舉”也有過。桓溫得到了朝廷的“信任”和“支持”，至少“戮力王室”的樣子還是要做的。
然而，桓溫也知道，朝廷並不是他值得依靠的大後方。東晉朝廷是門閥士族共治天下，門閥眾多，士族林立，桓溫本身也是受益者。即便桓溫手握重權，但是其他門閥，如王、謝家族勢力猶在。桓溫也沒有憑一己之力與天下決絕的信心。所以他就算排除異己也非一朝一夕可以成功的。北伐雖可立威，但對於桓溫全面性壓倒、清除其他門閥士族勢力並沒有根本性的作用，桓溫晚年剷除殷氏、庾氏等的行為就收效不佳。所以說，桓溫在東晉朝廷中歸根到底還是威望不足、民心不服。他忠於東晉，東晉不一定會信任他，他不忠於東晉，東晉一定會想辦法制約他。桓溫的北伐，註定首尾難顧。
（2）覬覦皇權，力不能全
桓溫晚年的反心是昭然若揭的，甚至在其臨死之前已有“狗急跳牆”的預兆了。
衣冠南渡後，司馬睿是在南北雙方士族共同妥協之下才建立東晉的，司馬家族的皇權更多是一種象徵，也是一個政治平衡點。朝堂的威信和號召力流於形式，基業不穩。東晉一朝，將士反叛和投敵是屢見不鮮的。
根基不穩的皇位也自然招來了桓溫的覬覦。但桓溫一方面要尊奉東晉為旗幟，另一方面又得不到東晉全部的力量為支持。桓溫在世時，桓氏家族受封荊、司、雍、益、梁、寧、揚、豫、交、江、等州郡，並一度將荊州等地財政收入中飽私囊，抑或在屬地私自招募士兵，以備北伐之需。雖然桓溫因此給自己屯兵立威和出征討伐帶來了高度自由。但同時也惡化了桓溫的影響，動兵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存在爭議，也加深了其他勢力的疑忌。東晉不可能把力量集中起來，由桓溫統率全力北伐。
（3）渾水摸魚，倉促投機
細心的朋友都會發現，桓溫北伐在時機上的選擇是很有講究的，
這一方面說明桓溫對於戰機的把握十分的敏銳，但另一方面也說明桓溫北伐在實力上還是十分受限制，有點渾水摸魚的味道。永和五年，後趙石虎逝世，隨之而來的是冉閔的自立和名震華夏的《殺胡令》，當時的北方亂成一片，桓溫意圖乘機北伐，就被擔心桓溫尾大不掉的東晉朝廷給拒絕了。另遣他人出兵，卻又慘遭潰敗，於是東晉終止對北方民族的軍事行動。即便後來冉閔求助，東晉也以冉閔另立國號為由拒絕，致使冉閔最後兵敗身亡。
永和九年，殷浩逼反姚襄，卻遭遇山桑大敗，桓溫藉機發難，東晉無奈之下之下只能宣告扶持清談領袖殷浩來牽制桓溫的計劃破產，於是桓溫開始失去北伐名義上的制約。
永和十年，迫不及待的桓溫開始發動了他的第一次北伐。其實，當時北伐已經失去了最好的時機，北方胡族雖然沒亂未消，但基本上已經接近尾聲了。桓溫堅持出兵，是考慮到北方舊力殆盡，新力未生，空檔期間雖不能大獲全勝，也未必會一敗塗地
。但這種倉促出兵，既有謀劃不夠、準備不周的缺陷，又有輕敵冒進、料敵不詳的弱點。所以，桓溫雖然逼近長安，卻無法在戰場上取得實質性的意義。更因配合不順、糧草不濟等問題造成桓溫駐軍灞上而寸步難前，不得不無功而返。永和十二年的二次北伐則更多是局勢所迫。南安羌族酋長姚弋仲死前投奔晉廷，其子姚襄卻在殷浩猜忌下揭竿而起。淝水之戰前，姚萇效力前秦，其兄姚襄卻自立門戶，兄弟反目給了桓溫單獨擊破、助長聲威的契機。此次北伐收復洛陽，徹底擊潰羌人，是桓溫北伐中最為成功的一次。但桓溫並沒有鞏固戰略成果的想法，也未在河淮地區建立鞏固統治就匆匆而歸，收復土地迅速淪喪。
太和四年，桓溫三度北伐。鮮卑慕容氏建立的前燕不斷侵略東晉邊境，東晉幾乎沒有還手之力，慕容家將才輩出，一時成了東晉的心腹大患。其中慕容恪一日未死，桓溫幾乎一日不敢北上，好在兩年慕容恪終於去世了，而慕容儁一直被侄兒慕容暐和太傅慕容評他們所猜忌。桓溫一時感覺有恃無恐，又自感時日不多。於是決定抓住這最後的時機再博一次。
在欣慰之餘，也意識到自己的年壽無多，希望以勝利結束戎馬生涯，鋪就篡位的坦途，可惜急於求成的桓溫等到的卻是一場慘敗。綜上所述，桓溫在在北伐的時機選擇上，有投機取巧的嫌疑，雖說能捕捉有利戰機是一個軍事家的必備素質，但是把戰爭的勝利寄託於渾水摸魚只能算作目光短淺、戰略不足。“以奇勝、以正合”，如果不能從長遠料敵機先，僅僅是準備不足條件下的倉促決策很難帶來勝利。桓溫受制於個人私心的北伐，決心不足，急於求成，投機取巧，缺乏長遠規劃。
2、天時地利條件侷限了力量
（1）東晉兵制的影響
晉代採用世兵制，兵戶子弟代代相傳，使朝廷擁有穩定兵源。世兵制和將軍世襲是密不可分的。將帥世襲可以加快將領對軍隊的熟悉，更好地配合作戰。但是東晉卻不一樣了，皇權式微，統兵的將帥擁兵自重，東晉的軍隊早已弱幹強枝葉了。
進入門閥私人武裝的強勢時期，荊州兵、揚州兵、北府兵、徐州兵、豫州兵，基本上都成了統軍將領的私兵了，如北府兵就聽命謝氏，晉廷起用的殷浩，最初受職於揚州，意味著他執掌著揚州兵……桓溫雖然有大司馬的名分，但他真正能掌握的還是以荊州兵為主。
後來殷浩雖然倒臺了，但還有高平郗氏手中的徐、豫軍隊讓桓溫深為忌憚。第三次北伐前，“唯酒可飲，兵可用耳”的重鎮京口（徐、豫二州），也通過郗愔之子郗超轉手，拱手送給桓溫了。從而幫助桓溫抹殺了北伐前燕的後顧之憂和反抗篡位的勤王之師（但桓溫時間卻不多了）。
在桓溫的顧慮中，東晉王師似乎不堪一擊，但那些與其私兵同樣性質的割據武裝和門閥士族軍隊，桓溫卻不得不慎重考慮。桓溫與門閥的結交使其政治上壓力得以減輕，但並不能因此保證那些門閥士族會唯他馬首是瞻，所以桓溫一直都在擔心自己的政治威望，從而在軍事上失去豪賭的決心。
東晉世兵制對桓溫的制約不僅限於後方，使得他不敢放手一搏，失敗了的他可能一無所有。同時還直接削弱前線的軍隊力量。首先桓溫雖然是大司馬，名義上有權調動全國兵馬，但是政府軍早已失去了戰鬥力，而軍事重鎮的世襲武裝多等同私軍，不惟效忠朝廷，立場取決於各軍統帥。在這種情況下，調動全國軍隊的詔書相當於是一紙空文。而招募流民補充軍隊缺額的方法對於桓溫來說有了有政治風險的，也不大可行。更重要的是寄望於休養生息、偏安江左的當權者和受盡戰爭摧殘的百姓不會完全支持與己利益不合的收復大業，更不會對被他們視為威脅的桓溫施以援手。可以說桓溫的軍力只能隨戰鬥逐漸減少，而無法得到有效補充。所以桓溫愛惜羽毛和實力之下，不敢冒險。
其次，東晉軍隊以步兵為主，水軍及騎兵為輔翼。這樣的兵種搭配是東晉偏安於江南所決定的，這在江南運兵運糧和作戰都有一定的優勢，但是越是深入北方，東晉軍隊的優勢就會損失殆盡，甚至變為劣勢。 桓溫第三次北伐前燕時，以水路運糧運兵，結果因為水路沒能及時打通，而後勤供不上，最後兵敗如山倒，就不能不說這是一個典型的失敗案例。而且水路運兵運糧還有一個明顯的缺陷，就是機動性不足，也給了敵人更多的戰前準備時間，慕容垂臨危受命，還能從容地調兵應對就很好地說明了問題。
最後，世兵制形成的地方兵，缺乏現代軍隊國家化的愛國意識，通常驕橫跋扈、唯利是圖。久徵在外也容易思念故土而軍心不穩。
（2）糧草罄絕的影響
戰爭是政治的延伸，也是實力的對決。桓溫北伐的急於求成之心和“恐年歲之不吾與”的壓迫之感，在其後勤補給中也得到充分體現。
桓溫首次北伐前秦時有四萬軍隊。沿途靠搶奪敵人糧秣維持軍需，進而給了前秦割麥焚糧迫其退兵的機會。原本軍備資源多掌控在殷浩手中，後來桓溫逼廢殷浩統管北伐，才開始思索運糧途徑，但難免因延遲而準備不足。鑑於縱橫中原的北族騎兵比漢人步主騎輔的大軍更機動靈活，陸運糧草危機四伏。桓溫無力改變軍隊結構，唯有選擇水運。數十年間，桓溫未必沒有想過水運補給在南北兩地的不同效果，但是他沒有等到足夠穩定的水運體系的出現，也無法放棄讓督糧官隨軍徵糧的方案。桓溫一直無法從根本上解決軍糧的匱乏的問題，這頻繁威脅了桓溫的決策。
（3）氣候嚴寒的影響
我國曾出現三個大規模寒冷期：西周時期長江冰封，犬戎、獫狁入侵；魏晉年間北地嚴寒，五胡、異族南下；南宋晚期連年寒流，大金、蒙古殘殺。
枋頭駐軍時，郗超建議桓溫：若非一鼓作氣決戰鄴城，即要休整兵馬以待來年。他提到北方早寒，晉軍不慣。桓溫嫌棄上計太急而下計太緩，按原計劃進軍。東晉兵異地作戰的不適在順風戰時並沒有體現出來，但一當遭遇敗仗，戰鬥力與意志受北方寒流打擊，迅速消減，這也是桓溫第三次北伐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對於前燕來說，本就來自苦寒之地，敗則退回草原，所以他們更適應嚴寒，也更有戰爭意志力。
3、百姓求安定失去了民心
（1）中原遺民不思歸
桓溫主持了東晉的第四次土斷，史稱“庚戌土斷”。他獨斷專行，勒令免去徭役、租稅的僑姓士族歸併東晉郡縣，且除去東晉招撫僑姓時所賜予的特權。增加百姓的兵役、賦稅。他又在收復失地後，上書晉室，要求僑姓北去。
這從表面上來看是把東晉引向一條富國強兵的道路，但是，古往今來的老百姓其實在乎的首要問題依然是生存的問題。北方早就淪陷多年，處處白骨，時時哀聲，僑姓南渡，本就是為了躲災避禍，誰又會願意在國家未定的情況下再次進入“災區”呢？
再說，桓溫此舉更是破壞了王導當年“僑寄法”所建立的利益分佈平衡局面，南北雙方士族對此都有很大意見，這意味著政治秩序有可能重建，從而內心產生恐慌。雖然僑姓北遷、京師易城的決定最後桓溫也放棄了，但是桓溫與民心卻是漸行漸遠。
衣冠南渡後，北方移民宣稱要收復故國不過是口號。放棄江東穩定的生活對他們來說無異於趕盡殺絕。即便是桓溫本人又何嘗不是通過北伐在為自己篡奪皇權鋪路呢？桓溫失去了民心，而民心求安定，使得北伐沒有完整的規劃，又互相勾心鬥角，所以難成。
（2）中土流民亦求安寧
戰爭年代，作為戰爭的受害者，我們很難用道德來綁架他們，他們只是想安度餘生而已，即便是那些四處流躥的流民，如果有一條活路，他們也不願意在戰火連連中過日子。而東晉由於地理上的優勢，恰恰是這麼一個地方。如果東晉政府能夠善待流民，源於正統依附的思想，還有民心可用。桓溫進據關中，長安三輔各縣望風來降，就是這這一思想的體現。但流民也不傻，桓溫首次北伐失利和二次北伐棄守後，將眾多中土流民無奈拋棄。僥倖苟全的民眾只得歸順善待漢族的北族政權如前秦和前燕。自此，東晉和桓溫在民心上毫無優勢。
桓溫北伐的歷史總結
參照桓溫的北伐，不難發現桓溫其實一直在走一條“攘外必先安內”的路線，他企圖通過自己的努力把東晉的權力牢牢掌控在自己手裡，然後舉國之力再行北伐之事。但是，通過一系列的試探和努力，桓溫發現，“安內”之舉已經超出了他的能力範圍，在無法強行“安內”的情況下，桓溫試圖以“攘外”來達到“安內”的目的就變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了。人心渙散的政治局面是不適合收復大業的，所以桓溫的北伐也註定是失敗的。
利用政治口號的政治手段難以比擬真正的人心團結，依靠計謀換取的人心團結也永遠不如人們發自內心的團結一致更有力量。
此外，東晉的門閥制度根深蒂固，從三國、魏晉時期就初現端倪，到了東晉時期更是達到了頂峰。門閥政治表現在“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這一方面是權力的壟斷，另一方面也是權力的平衡，王導、王敦就是利用王氏的軍權及威望調停紛爭才得以扶持司馬睿建立東晉的。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門閥世家制衡朝臣以維繫短暫和平並鞏固既得利益早已成為常態。
桓溫依靠自己威望和權力迫切地想打破這種平衡卻非一朝一夕之功能夠成功的，
謝、等豪門世家勢必會從中阻攔。事實上，桓溫最後還是敗在謝安、王坦之等人手中。收復大業固然是東晉上下的期待，但是這種期待是虛無縹緲的，而東晉政局基於眼前的利益卻不得不警惕世家門閥獨掌權柄的嚴重後果。這不僅僅是門閥的相互制衡問題，也是這種政治制度本身就是不安全、不穩定的問題。
“古稱戎夏，不抗王師”，中華文明史上，“華夷之辯”的問題就一直存在，即便唐太宗將外族接納為大唐的子民，即便滿清政權成為中國最後的封建王朝。但是在桓溫北伐的過程中，考慮到部分北方民族政權的漢化和平民間的胡漢融合，華夷之間的衝突並沒有那麼嚴重。亂世中的民族融合導致的人才流失和軍隊匱乏是桓溫難以預料也無力改變的，因為百姓的選擇是傾向於強大、穩定，並提供庇護和優待的政權，不論華夷分別，只為了生存和對於美好的追求。文化的融合以及相互的同化也在此時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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