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阅读历史，最容易被历史人物身上的那一种风流所吸引，也容易对他们英武的气概产生膜拜。“越名教而任自然”是魏晋风流的一种集中体现，但是在魏晋风流的同时，也有不少好爽放达、英武侠气的个人表现。桓温、王敦、刘裕这些挟武自重、横行一时的枭雄，凭借手中军权和实力，在东晋那个黑暗的政治时代，不必过于如履薄冰，也不必过于谨小慎微，他们在内可以横行朝堂，对外可以成为觊觎中原。实在是那段历史中不可多得的“自由之光”。
《晋书》中，房玄龄对桓温的评价是“挺雄豪之意气，韬文武之奇才”，虽然桓温也没能逃脱一个乱臣贼子的骂名，但也算有些雄姿英发、豪迈爽朗的赞誉。
桓温其实还是一个比较矛盾的人，虽系出身名门，但与东晋那些大门阀士族又颇有差距。虽有鸿鹄之志，却又坎坷曲折；待到中年以后，掌握权柄，却又彻底沦为了一个格局小、气度小的军阀。一生求称帝，至死未如愿。
桓温一生最负盛名的还是他的北伐事业，虽说败多胜少，但在那个北强南弱的时代，能主动向北方胡族发起进攻终究是勇气可嘉的。事实上，桓温也是相对比较幸运的，他的北伐其实比之前的祖逖后来的刘裕在时机上都要成熟一些，也更有机会获得成功一些。但是桓温因为个人的格局和魄力问题，流于政治而且限于政治，一直在北伐的路上走得迂迂回回、磕磕碰碰。
桓温北伐的时候，东晋政权虽然偏安一隅，但也逐渐稳定。北方胡族势力却陷于一片混乱的厮杀当中。而且，时距西晋灭亡不到半个世纪，北方汉人犹对东晋汉族政权怀有期望与感情。东晋是历史上有名的门阀士族政治体，祖逖的北伐成果就是南北士族和皇族之间相互妥协而没有被巩固。桓温虽然也会遇到这个问题，但实际上永和、太和年间，司马朝廷对于桓温这样的权臣已经失去了牵制作用，桓温的行动更自由一些。永和三年，桓温挥师入蜀，攻伐成汉，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桓温三度北伐，我们很难将其归纳为民族大义和家国情怀，甚至仔细推敲起来，似乎这其中包含的桓温个人政治野心的成分更多一些。那么当时掌握了东晋大部分军权的桓温“想通过北伐来立功、篡权”的政治野心为什么会功败垂成呢？桓温想通过“北伐”作为一个政治突破口，最后却还是被东晋的政局裹陷其中，究竟有什么内在原因呢？
桓温北伐之概况
据《晋书》记载，桓温出身谯国龙亢桓氏，桓氏家族因嘉平之狱，沦为刑门，地位不显。桓温父亲——“江左八达”之一的桓彝，虽然在“王敦之乱”中有立功表现，但不久就死节于“苏峻祸乱”，桓温算得上是家道中落、孤微发迹。桓温的成名之举是十五岁手刃杀父仇人三子，这种快意恩仇的行为在自命风流的东晋很容易传为美谈。后来桓温娶妻南康长公主，才算真正政治起步，勇于自荐的他，更在机缘巧合之下得到荆州刺史的职位，并从此发迹。后来先斩后奏地平灭成汉，已成尾大不掉之势。
三次北伐也就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伐为桓温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利益，丞相、大司马、录尚书事、南郡公这些耀眼的头衔让桓温风头一时无两，但晚年遭受枋头败绩的桓温，自感时不我待，欲行废立之事，向朝廷索求九锡，却被谢安和王坦之活活拖到病死。（1）北伐前秦
永和十年（354年），桓温率步骑四万余众，从江陵起兵，征讨前秦。途径襄阳、南乡等，取道武关、进入关中，折而北上，过上洛、绕关，驻军灞上。
彼此北伐相对还比较顺利，在前凉秦州刺史攻打陈仓的响应和东晋梁州刺史司马勋带兵直取长安的配合下，桓温几乎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途中虽然经历了蓝田县、青泥城、白鹿原等小规模遭遇战战，前秦兵马几乎都是一触即溃，前秦符苌、符生、苻健、苻雄等人都成了桓温的手下败将。
三辅百姓泪尽胡尘，思国心切，风闻桓温晋军到来，弹冠相庆、纷纷归顺。但桓温并没有乘胜追击，前秦实施坚壁清野、扰袭粮道之策，桓温不久后也便退出关内，携关中人口南归了，所以第一次北伐可以说是无功而返。
（2）北伐姚襄
永和十二年（356年），桓温再次起兵江陵，北上解救洛阳。姚襄围困洛阳日久，但却久攻不下，见桓温来援，便行诱兵之计，解除包围洛阳，伏兵伊水北林，企图借助晋军退兵之际进行伏击。但桓温早有准备，结阵前行，击溃姚襄。但此次北伐桓温依然是浅尝则止，在修葺洛阳皇陵之后，便押带三千余户归降平民与洛阳降将周成回到荆州了。
（3）北伐前燕
太和四年，桓温自京口出发，从淮阴、彭城调兵五万，入金乡，挖掘运河连通济水、汶水，从而进驻武阳，召令江州桓冲和豫州袁真一起同伐前燕。
湖陆生擒慕容忠、黄墟杀散慕容厉、突破慕容臧的防线，逼近枋头，前燕孙元亦反叛助威。
而前燕此时慕容恪新死，吴王慕容垂却一直不受重用，一时间兵败如山倒，前燕帝王慕容暐和太傅慕容评几乎要弃城潜逃，准备回到故都龙城避难了。最后是慕容垂临危领命，殊死一搏。与此同时，前燕也请求前秦给予军事支持，并作出了回报承诺。
在前燕和前秦的两路势逼之下，东晋一方面向导段思遭擒，另一方面豫州袁真无法打开石门水道，以致水运成空。桓温被迫和慕容垂硬碰硬，结果慕容德伏兵击溃晋军，桓温败走。到了襄邑，桓温自以为安全了，却被尾随的前燕八千轻骑赶上，又是一场死伤无数的惨败，桓温只得退守山阳。此次战败，史称“枋头之战”。第三次北伐，是桓温彻头彻尾的一次惨败，向北挺进似乎还很顺利，向南退回却是一败到底。只是这次北伐也悄然间改变了前燕的命运，这是后话，暂不作赘述。
桓温北伐的失利分析
1、私心干扰了战局
我们都知道桓温是一个“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的人，
这样的人在作战的时候很容易因为动机不纯而思虑过多。当然，一场战争的胜败自然是关乎天时、地利、人和诸多因素，但是，战争的意志却是很大程度受统帅的心理和思想影响的。永嘉之乱，北人南下；新亭对泣，故土难离，当时王导是这样抚慰众人的，“当共戮力王室，克服神州，何至楚囚相对”。所以，百姓思归，朝廷知耻，祛除鞑虏，还我河山，才应该是东晋北伐的驱动力。
然而，刘琨孤掌难鸣，祖逖频遭掣肘，庾亮外戚受制，庾翼天不假年。桓温虽然才势兼备，但其北伐却私心太重，难成大器。
（1）忠与不忠，皆有后忧
桓温不管怎么说，他首先还是一个东晋的臣子，这样的身份让他难以摆脱传统“忠君”思想的制约，尽管桓温的内心一直想要挣脱这一份束缚，但是没有绝对的实力和威望作为支撑之前，他也不敢去“冒天下之大不韪”。
东晋恰恰是一个注重“名节”的时代，出身名门，先父捐躯，皇室联姻，名士赏识，这些都是桓温仕宦坦途，平步青云的资本，也是东晋给予他为国效力的红利。桓温是极度重视名誉的，他一方面想利用这种名誉来谋夺更多政治利益，另一方面又担心孤注一掷带来的恶果。所以，桓温北伐于公他是举棋不定的，于私也是瞻前顾后的。他不敢像王敦那样不管不顾，也不能像祖逖那样无欲无求。
同时，晋室为了笼络桓温，被逼无奈地的将北伐统帅和大司马的军职交给桓温，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情况，毕竟桓温为了北伐带兵回京的“壮举”也有过。桓温得到了朝廷的“信任”和“支持”，至少“戮力王室”的样子还是要做的。
然而，桓温也知道，朝廷并不是他值得依靠的大后方。东晋朝廷是门阀士族共治天下，门阀众多，士族林立，桓温本身也是受益者。即便桓温手握重权，但是其他门阀，如王、谢家族势力犹在。桓温也没有凭一己之力与天下决绝的信心。所以他就算排除异己也非一朝一夕可以成功的。北伐虽可立威，但对于桓温全面性压倒、清除其他门阀士族势力并没有根本性的作用，桓温晚年铲除殷氏、庾氏等的行为就收效不佳。所以说，桓温在东晋朝廷中归根到底还是威望不足、民心不服。他忠于东晋，东晋不一定会信任他，他不忠于东晋，东晋一定会想办法制约他。桓温的北伐，注定首尾难顾。
（2）觊觎皇权，力不能全
桓温晚年的反心是昭然若揭的，甚至在其临死之前已有“狗急跳墙”的预兆了。
衣冠南渡后，司马睿是在南北双方士族共同妥协之下才建立东晋的，司马家族的皇权更多是一种象征，也是一个政治平衡点。朝堂的威信和号召力流于形式，基业不稳。东晋一朝，将士反叛和投敌是屡见不鲜的。
根基不稳的皇位也自然招来了桓温的觊觎。但桓温一方面要尊奉东晋为旗帜，另一方面又得不到东晋全部的力量为支持。桓温在世时，桓氏家族受封荆、司、雍、益、梁、宁、扬、豫、交、江、等州郡，并一度将荆州等地财政收入中饱私囊，抑或在属地私自招募士兵，以备北伐之需。虽然桓温因此给自己屯兵立威和出征讨伐带来了高度自由。但同时也恶化了桓温的影响，动兵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存在争议，也加深了其他势力的疑忌。东晋不可能把力量集中起来，由桓温统率全力北伐。
（3）浑水摸鱼，仓促投机
细心的朋友都会发现，桓温北伐在时机上的选择是很有讲究的，
这一方面说明桓温对于战机的把握十分的敏锐，但另一方面也说明桓温北伐在实力上还是十分受限制，有点浑水摸鱼的味道。永和五年，后赵石虎逝世，随之而来的是冉闵的自立和名震华夏的《杀胡令》，当时的北方乱成一片，桓温意图乘机北伐，就被担心桓温尾大不掉的东晋朝廷给拒绝了。另遣他人出兵，却又惨遭溃败，于是东晋终止对北方民族的军事行动。即便后来冉闵求助，东晋也以冉闵另立国号为由拒绝，致使冉闵最后兵败身亡。
永和九年，殷浩逼反姚襄，却遭遇山桑大败，桓温借机发难，东晋无奈之下之下只能宣告扶持清谈领袖殷浩来牵制桓温的计划破产，于是桓温开始失去北伐名义上的制约。
永和十年，迫不及待的桓温开始发动了他的第一次北伐。其实，当时北伐已经失去了最好的时机，北方胡族虽然没乱未消，但基本上已经接近尾声了。桓温坚持出兵，是考虑到北方旧力殆尽，新力未生，空档期间虽不能大获全胜，也未必会一败涂地
。但这种仓促出兵，既有谋划不够、准备不周的缺陷，又有轻敌冒进、料敌不详的弱点。所以，桓温虽然逼近长安，却无法在战场上取得实质性的意义。更因配合不顺、粮草不济等问题造成桓温驻军灞上而寸步难前，不得不无功而返。永和十二年的二次北伐则更多是局势所迫。南安羌族酋长姚弋仲死前投奔晋廷，其子姚襄却在殷浩猜忌下揭竿而起。淝水之战前，姚苌效力前秦，其兄姚襄却自立门户，兄弟反目给了桓温单独击破、助长声威的契机。此次北伐收复洛阳，彻底击溃羌人，是桓温北伐中最为成功的一次。但桓温并没有巩固战略成果的想法，也未在河淮地区建立巩固统治就匆匆而归，收复土地迅速沦丧。
太和四年，桓温三度北伐。鲜卑慕容氏建立的前燕不断侵略东晋边境，东晋几乎没有还手之力，慕容家将才辈出，一时成了东晋的心腹大患。其中慕容恪一日未死，桓温几乎一日不敢北上，好在两年慕容恪终于去世了，而慕容儁一直被侄儿慕容暐和太傅慕容评他们所猜忌。桓温一时感觉有恃无恐，又自感时日不多。于是决定抓住这最后的时机再博一次。
在欣慰之余，也意识到自己的年寿无多，希望以胜利结束戎马生涯，铺就篡位的坦途，可惜急于求成的桓温等到的却是一场惨败。综上所述，桓温在在北伐的时机选择上，有投机取巧的嫌疑，虽说能捕捉有利战机是一个军事家的必备素质，但是把战争的胜利寄托于浑水摸鱼只能算作目光短浅、战略不足。“以奇胜、以正合”，如果不能从长远料敌机先，仅仅是准备不足条件下的仓促决策很难带来胜利。桓温受制于个人私心的北伐，决心不足，急于求成，投机取巧，缺乏长远规划。
2、天时地利条件局限了力量
（1）东晋兵制的影响
晋代采用世兵制，兵户子弟代代相传，使朝廷拥有稳定兵源。世兵制和将军世袭是密不可分的。将帅世袭可以加快将领对军队的熟悉，更好地配合作战。但是东晋却不一样了，皇权式微，统兵的将帅拥兵自重，东晋的军队早已弱干强枝叶了。
进入门阀私人武装的强势时期，荆州兵、扬州兵、北府兵、徐州兵、豫州兵，基本上都成了统军将领的私兵了，如北府兵就听命谢氏，晋廷起用的殷浩，最初受职于扬州，意味着他执掌着扬州兵……桓温虽然有大司马的名分，但他真正能掌握的还是以荆州兵为主。
后来殷浩虽然倒台了，但还有高平郗氏手中的徐、豫军队让桓温深为忌惮。第三次北伐前，“唯酒可饮，兵可用耳”的重镇京口（徐、豫二州），也通过郗愔之子郗超转手，拱手送给桓温了。从而帮助桓温抹杀了北伐前燕的后顾之忧和反抗篡位的勤王之师（但桓温时间却不多了）。
在桓温的顾虑中，东晋王师似乎不堪一击，但那些与其私兵同样性质的割据武装和门阀士族军队，桓温却不得不慎重考虑。桓温与门阀的结交使其政治上压力得以减轻，但并不能因此保证那些门阀士族会唯他马首是瞻，所以桓温一直都在担心自己的政治威望，从而在军事上失去豪赌的决心。
东晋世兵制对桓温的制约不仅限于后方，使得他不敢放手一搏，失败了的他可能一无所有。同时还直接削弱前线的军队力量。首先桓温虽然是大司马，名义上有权调动全国兵马，但是政府军早已失去了战斗力，而军事重镇的世袭武装多等同私军，不惟效忠朝廷，立场取决于各军统帅。在这种情况下，调动全国军队的诏书相当于是一纸空文。而招募流民补充军队缺额的方法对于桓温来说有了有政治风险的，也不大可行。更重要的是寄望于休养生息、偏安江左的当权者和受尽战争摧残的百姓不会完全支持与己利益不合的收复大业，更不会对被他们视为威胁的桓温施以援手。可以说桓温的军力只能随战斗逐渐减少，而无法得到有效补充。所以桓温爱惜羽毛和实力之下，不敢冒险。
其次，东晋军队以步兵为主，水军及骑兵为辅翼。这样的兵种搭配是东晋偏安于江南所决定的，这在江南运兵运粮和作战都有一定的优势，但是越是深入北方，东晋军队的优势就会损失殆尽，甚至变为劣势。 桓温第三次北伐前燕时，以水路运粮运兵，结果因为水路没能及时打通，而后勤供不上，最后兵败如山倒，就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失败案例。而且水路运兵运粮还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就是机动性不足，也给了敌人更多的战前准备时间，慕容垂临危受命，还能从容地调兵应对就很好地说明了问题。
最后，世兵制形成的地方兵，缺乏现代军队国家化的爱国意识，通常骄横跋扈、唯利是图。久征在外也容易思念故土而军心不稳。
（2）粮草罄绝的影响
战争是政治的延伸，也是实力的对决。桓温北伐的急于求成之心和“恐年岁之不吾与”的压迫之感，在其后勤补给中也得到充分体现。
桓温首次北伐前秦时有四万军队。沿途靠抢夺敌人粮秣维持军需，进而给了前秦割麦焚粮迫其退兵的机会。原本军备资源多掌控在殷浩手中，后来桓温逼废殷浩统管北伐，才开始思索运粮途径，但难免因延迟而准备不足。鉴于纵横中原的北族骑兵比汉人步主骑辅的大军更机动灵活，陆运粮草危机四伏。桓温无力改变军队结构，唯有选择水运。数十年间，桓温未必没有想过水运补给在南北两地的不同效果，但是他没有等到足够稳定的水运体系的出现，也无法放弃让督粮官随军征粮的方案。桓温一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军粮的匮乏的问题，这频繁威胁了桓温的决策。
（3）气候严寒的影响
我国曾出现三个大规模寒冷期：西周时期长江冰封，犬戎、猃狁入侵；魏晋年间北地严寒，五胡、异族南下；南宋晚期连年寒流，大金、蒙古残杀。
枋头驻军时，郗超建议桓温：若非一鼓作气决战邺城，即要休整兵马以待来年。他提到北方早寒，晋军不惯。桓温嫌弃上计太急而下计太缓，按原计划进军。东晋兵异地作战的不适在顺风战时并没有体现出来，但一当遭遇败仗，战斗力与意志受北方寒流打击，迅速消减，这也是桓温第三次北伐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对于前燕来说，本就来自苦寒之地，败则退回草原，所以他们更适应严寒，也更有战争意志力。
3、百姓求安定失去了民心
（1）中原遗民不思归
桓温主持了东晋的第四次土断，史称“庚戌土断”。他独断专行，勒令免去徭役、租税的侨姓士族归并东晋郡县，且除去东晋招抚侨姓时所赐予的特权。增加百姓的兵役、赋税。他又在收复失地后，上书晋室，要求侨姓北去。
这从表面上来看是把东晋引向一条富国强兵的道路，但是，古往今来的老百姓其实在乎的首要问题依然是生存的问题。北方早就沦陷多年，处处白骨，时时哀声，侨姓南渡，本就是为了躲灾避祸，谁又会愿意在国家未定的情况下再次进入“灾区”呢？
再说，桓温此举更是破坏了王导当年“侨寄法”所建立的利益分布平衡局面，南北双方士族对此都有很大意见，这意味着政治秩序有可能重建，从而内心产生恐慌。虽然侨姓北迁、京师易城的决定最后桓温也放弃了，但是桓温与民心却是渐行渐远。
衣冠南渡后，北方移民宣称要收复故国不过是口号。放弃江东稳定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无异于赶尽杀绝。即便是桓温本人又何尝不是通过北伐在为自己篡夺皇权铺路呢？桓温失去了民心，而民心求安定，使得北伐没有完整的规划，又互相勾心斗角，所以难成。
（2）中土流民亦求安宁
战争年代，作为战争的受害者，我们很难用道德来绑架他们，他们只是想安度余生而已，即便是那些四处流蹿的流民，如果有一条活路，他们也不愿意在战火连连中过日子。而东晋由于地理上的优势，恰恰是这么一个地方。如果东晋政府能够善待流民，源于正统依附的思想，还有民心可用。桓温进据关中，长安三辅各县望风来降，就是这这一思想的体现。但流民也不傻，桓温首次北伐失利和二次北伐弃守后，将众多中土流民无奈抛弃。侥幸苟全的民众只得归顺善待汉族的北族政权如前秦和前燕。自此，东晋和桓温在民心上毫无优势。
桓温北伐的历史总结
参照桓温的北伐，不难发现桓温其实一直在走一条“攘外必先安内”的路线，他企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把东晋的权力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然后举国之力再行北伐之事。但是，通过一系列的试探和努力，桓温发现，“安内”之举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在无法强行“安内”的情况下，桓温试图以“攘外”来达到“安内”的目的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人心涣散的政治局面是不适合收复大业的，所以桓温的北伐也注定是失败的。
利用政治口号的政治手段难以比拟真正的人心团结，依靠计谋换取的人心团结也永远不如人们发自内心的团结一致更有力量。
此外，东晋的门阀制度根深蒂固，从三国、魏晋时期就初现端倪，到了东晋时期更是达到了顶峰。门阀政治表现在“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这一方面是权力的垄断，另一方面也是权力的平衡，王导、王敦就是利用王氏的军权及威望调停纷争才得以扶持司马睿建立东晋的。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门阀世家制衡朝臣以维系短暂和平并巩固既得利益早已成为常态。
桓温依靠自己威望和权力迫切地想打破这种平衡却非一朝一夕之功能够成功的，
谢、等豪门世家势必会从中阻拦。事实上，桓温最后还是败在谢安、王坦之等人手中。收复大业固然是东晋上下的期待，但是这种期待是虚无缥缈的，而东晋政局基于眼前的利益却不得不警惕世家门阀独掌权柄的严重后果。这不仅仅是门阀的相互制衡问题，也是这种政治制度本身就是不安全、不稳定的问题。
“古称戎夏，不抗王师”，中华文明史上，“华夷之辩”的问题就一直存在，即便唐太宗将外族接纳为大唐的子民，即便满清政权成为中国最后的封建王朝。但是在桓温北伐的过程中，考虑到部分北方民族政权的汉化和平民间的胡汉融合，华夷之间的冲突并没有那么严重。乱世中的民族融合导致的人才流失和军队匮乏是桓温难以预料也无力改变的，因为百姓的选择是倾向于强大、稳定，并提供庇护和优待的政权，不论华夷分别，只为了生存和对于美好的追求。文化的融合以及相互的同化也在此时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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