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汉政权生存于多民族的西南地区，除了川中盆地已经汉化外，大部分地方还是夷多汉少，民族关系相当复杂。稳定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成为蜀汉立国的根本大计。
但立国不久，蜀汉政权就遇到南中大姓与夷帅联合反叛的国内战争。 《三国志·蜀书·李恢传》载： “先主薨，高定恣睢于越巂，雍闿跋扈于建宁，朱褒反叛于牂牁。” 三郡俱反，一向安定的南中地区，一时陷于纷争、混乱之中，蜀汉半壁江山，陷入风雨飘摇之中。 雍闿、朱褒、高定反蜀，受到吴国策动和支持。《三国志·吴书·士燮传》载：“(士)燮又诱导益州豪姓雍闿等，率郡人民，使遥东附。”
又《三国志·吴书·步骘传》载： “益州大姓雍闿等杀蜀所署太守正昂，与燮相闻，求欲内附。骘因承制遣使宣恩抚纳”。步骘替士燮处理与雍闿关系，是因为此时他已代替士燮为交州刺史。
《三国志·吴书·步骘传》载： “建安十五年，出领鄱阳太守。岁中，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将，领武射吏千人，便道南行。明年，追拜使持节、征南中郎将。刘表所置苍梧太守吴巨阴怀异心，外附内违。骘降意怀诱，请与相见，因斩徇之，威声大震。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南土之宾，自此始也。……延康元年，权遣吕岱代骘，骘将交州义士万人出长沙。会刘备东下，武陵蛮夷蠢动，权遂命骘上益阳。备既败绩，而零、桂诸郡犹相惊扰，处处阻兵; 骘周旋征讨，皆平之。” 步骘在建安十五年到延熙元年间(210～220)在交州刺史任上，说明建安十五年(210)之前，雍闿就已与士燮有联络、往来。士燮招诱雍闿其实也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吴国对外战略的一部分。
《三国志·蜀书·刘璋传》载： “南中豪率雍闿据益郡反，附于吴，(孙)权复以璋子阐为益州刺史，处交、益界首。” 雍闿反蜀汉以后的归宿是附吴，说明这是吴国一次成功的策反行动。 雍闿等人反蜀，主要源于吴国策反，但西南数郡一时俱反，也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对雍闿个人而言，他虽为在南中地区有影响的大姓，但终究无官无职，追随吴国可以得到政治上的利益。而朱褒是掌握政治权力的地方长官，却也追随雍闿，决意反蜀汉，其动因和目的，已超出追求个人权力这一简单政治目的。
《三国志·蜀书·吕凯传》载： “时雍闿等闻先主薨于永安，骄黠滋甚。都护李严与闿书六纸，解喻利害，闿但答一纸曰： ‘盖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远人惶惑，不知所归也。’ 其桀慢如此。” 对于此项记述，袁嘉穀《滇绎》卷1评论说： “夫人生天地，各重自立，本非蜀汉世奴，闿之惶惑何从而咎之; 史所谓骄黯、桀慢，乃敌人之词，非定论也。” 袁氏此评论，切中要害。
陈寿的此项记述，明显是站在蜀汉的立场上，而非史家直笔。 雍闿所言，也是当时的实情。东汉末年，原有的秩序被打乱，新的秩序正在形成，社会出现混乱，是事之必然。由于利益关系以及原来的社会关系的影响，人们对三国的认同，有不同的选择，乃是必然之事。
特别在势力交界地区，最易出现变数。刘备夺占刘焉的地盘，据有西川，同姓相篡，本也不是什么道德之事，自然不是人人支持。西南诸郡之乱，刘备之死只是一个契机，之前早有预谋。 从当时的客观形势分析，南中地区附吴，较之归附蜀汉有好处。吴地远，无力实际插手南中。南中附吴，能据地自主，地方能获得更的利益，而雍闿等人则也能获得更多的政治利益。
可见当时南中地区出现大规模的反蜀汉行动，与新的地方利益集团和地方意识的出现有密切关系。《三国志·蜀书·李恢传》载： “李恢，字德昂，建宁俞元人也。仕郡督邮，姑夫爨习为建伶令，有违犯之事，恢坐习免官。太守董和以习方土大姓，寝而不许。” 董和不得不考虑李恢的亲戚势力，说明当时大姓在南中已成为一种新兴力量。
《三国志·蜀书·董和传》载： “汉末，和率宗族西迁，益州牧刘璋以为牛鞞、江原长、成都令。蜀土富实，时俗奢侈，货殖之家，侯服玉食，婚姻葬送，倾家竭产。和躬率以俭，恶衣蔬食，防遏逾僭，为之轨制，所在皆移风变善，畏而不犯。然县界豪强惮和严法，说璋转和为巴东属国都尉。吏民老弱相携乞留和者数千人，璋听留二年，还迁益州太守，其清约如前。与蛮夷从事，务推诚心，南土爱而信之。” 从董和本传看，董和为官，有两事受称道，一为法严，二为身廉。其在南中执政，根据当地的情况，采取了因地制宜的措施，而不用严格法度的旧办法。
史书虽对其评价很高，但他当时的做法，恐怕也只是勉力维持。《华阳国志·刘先主志》说： “建安十九年，征益州太守南郡董和为掌军中郎将。” 正是刘备这一征调，保全了董和的名节。前文已经说过，雍闿等人联络孙吴，在建安十五年前已在进行，则南中乱根早已存在，只是爆发时间早晚的问题。 从处理李恢一事，说明大姓的地方势力很大，也影响到官吏的行政行为与行政作为。董和一改前法，也是迫于南中形势。大姓这种新兴力量的兴起，与两种因素有密切关系： 一是大姓地方化，二是地方意识的出现。 大姓本是外来移民，但落籍南中，又经过长期的居留、发展，已在地方形成强大的势力，并在经济关系和意识形态实现地方化，出现南中居民、南中利益的认识。
大姓与夷人共同行动的基础，除了有共同的地方利益相号召外，他们之间在地方利益和地方观念出现共同意识，出现文化意识上的统一性，是深层的原因。 《华阳国志·南中志》说： “益州夷复不从闿，闿使建宁孟获说夷叟曰： ‘官欲得乌狗二百头，膺前尽黑，螨脑三斗，斫木构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不·’ 夷以为然，皆从闿。斫木坚刚，性委曲，高不至二丈，故获以欺夷。” 之前夷人起义，也多与吏治腐败、官吏贪墨有关。孟获说动夷人的原话，未必这么简单，但汉官苛索，恐怕是往往有之。
按汉代原来的制度，夷人无需向朝廷交纳赋税。但朝廷势力的深入、扩张，无一不以牺牲夷人的利益为代价，民族压迫与民族矛盾，是客观存在。而所谓官，都代表外来势力，官吏贪墨、盘剥，实际也反映外来势力对地方利益的侵犯和伤害。官吏对夷人不好，同样能打压地方大姓，这是一个大家团结的支点。大姓、夷人之间逐渐形成的地方共同利益、与朝廷派来的外来官吏之间的矛盾，促成地方自主意识的出现。
地方自主意识使双方可以达成共识，统一行动，以求得更好的地方共同利益。这是三国时期出现的新情况，之后出现夷帅与大姓联合对抗外来势力的局面，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并不断增强。 对蜀汉而言，南中诸郡决不能放弃。这有地缘关系原因、政治经济原因，也有历史原因。从历史上的政区设置来讲，南中诸郡在历史上都属益州，至晋才分置宁州，出现与益州平级的行政单位。所以，自其时至以后，得巴蜀者，都将南中看成自己的私苑，都要一意争取其地。 从地缘政治关系看，当时蜀汉所占之地有限，因此无论在人力和财力上，南中都是重要的经济依靠。而从战略角度看，南中一失，后方即空，不要说进取中原，居家自守也随时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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