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時期的北部邊境大致在北京北-遼東一帶，以明長城為依託，抵禦北方遊牧民族的入侵。正常情況下，遼東守軍的防禦能力十分強悍，足夠保護北方邊境的安穩。但是，明朝北方邊境出現的問題，大多來自於明朝內部。

明朝嘉靖-崇禎百年間，遼東地區發生過三次大規模的兵變。分別是，嘉靖十三年（1534年）發生的遼東兵變；萬曆三十六年（1608年）發生的前屯衛、錦州、松山等地的遼東兵變；最著名的是，崇禎元年（1628年）發生的寧遠十三營兵變，由袁崇煥平定。明朝對此三次兵變的處理，“剿滅”“招撫”之間，態度之曖昧，實在值得玩味。

一、嘉靖十三年遼東兵變

1、“急政”導致兵變

嘉靖十三年（1534年）呂經升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遼東巡撫

在政策執行中，呂經操之過急，激起軍士不滿，終於釀成一場兵亂。亂兵毆官吏，毀府門，燒均徭冊籍，並於幽室中搜得呂經，毀其衣冠，囚之都司署內。這時，監軍的宦官王純又藉此給呂經編造了11條罪狀，上奏朝廷，呂經被捕下獄，流放茂州。兵亂乃告一段落。

2、明朝朝廷曖昧的處理方式

歷史上，不乏軍隊譁變之事，多以朝廷派軍鎮壓，剿滅叛軍，將叛軍首領誅滅其族而告終。如不如此，便可能出現軍隊奪權，陳橋兵變“黃袍加身”便是先例。而明朝朝廷對此事的處理，實在曖昧不清，不鎮壓、不妥協，而是處理了官員呂經。即便是朝廷知道呂經被誣告的情況下，依然選擇了先處理呂經。果然，裁撤呂經之後，譁變的士兵在朝廷的招撫下，很快消停了。

3、“曖昧”背後的政治手段

縱觀事件前後，可明確知道一件事：朝廷當時並沒有足夠的錢糧供養遼東軍，因此消減軍餉，間接以減少駐軍。轉而修建長城。很明顯，相較大量遼東駐軍來講，在提升防禦力方面，修長城性價比更高。

因此，逐漸減少遼東駐軍，改修長城，是大勢所趨。呂經素來為人正直，因此讓他去督辦此事，也是合理之情。不過，呂經操之過急，督辦嚴苛，導致軍士譁變。倘若呂經將其政策定為長遠目標，分階段逐漸實現，也不會導致如此嚴重的後果。

實際上，監軍宦官的權力，十分巨大。如果說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呂經有錯，那麼監軍宦官王純必然參與其中。那為什麼朝廷只處理了呂經呢？顯然是因為，呂經負有領導責任，而他又是朝廷意志的貫徹執行人——他所有的政策，必然都是嘉靖皇帝的意志體現——把問題歸結到呂經個人身上，也就避免了問題的擴大化。

在此事平息之後，呂經一直在鄉下教學，過的並不算差，只是遠離了權力中心。畢竟，他為嘉靖皇帝“背黑鍋”，使得朝廷政策能夠繼續執行——某種意義上，也算是對朝廷有所貢獻。十年之後，明穆宗繼位，為已經去世的呂經平反。

二、萬曆三十六年遼東兵變

1、腐敗大案

陳增、馬堂、陳奉、高淮、孫隆是萬曆皇帝手下五大宦官。宦官高淮是明神宗萬曆皇帝的寵臣。高淮時任遼東稅監，在遼東搜刮勒索士民斂財，其手下作惡多端，虐民引起暴動，卻以此誣劾遼東總兵馬林；且數與邊將爭功，又剋扣軍士月糧，激起眾怒。萬曆三十六年(1608)四月，前屯衛(今遼寧綏中前衛)軍卒譁變，誓食淮肉。錦州、松山(今遼寧凌海西南)官軍亦相繼起事，聚眾數千，攻圍高淮。

高淮懼走關內，不僅不承認錯誤，還誣奏同僚，激化官兵矛盾，激起遼東境內大規模變亂，事態越演越烈。後由萬曆皇帝將高淮召回京。此事乃告一段落。其實，在高淮之前，宦官陳增在山東地區就已經引起眾怒。最終，萬曆皇帝的處理方式是“天下在，在有之”。也就是說，皇帝用天子之權為宦官的劫掠行為背書。

2、稅收之弊，一笑置之

為什麼萬曆皇帝如此包庇宦官呢？這是因為，國庫空虛，加上萬歷年間宮廷大火，皇帝需要修復宮殿，大興土木。萬曆皇帝利用這些宦官斂財，充實國庫，無異於搶劫百姓。然而，國庫本應該由稅收支撐，那麼稅收哪去了呢？

實際上，稅收已經收過了，只是不夠用。明朝官方稅率約為3%左右，僅為清朝的四分之一，宋朝的八分之一。這對於一個封建國家政府來講，根本就不夠用，更何況皇帝還要大興土木。並且，儘管稅收這麼低，農民依然怨聲載道——原因很簡單，繳稅有一種“差價”存在。

原來，明朝農民繳稅不直接收糧食，必須將糧食換為銀子。而每逢收稅期間，糧食價格都會“準時”大幅跌落，農民不得不低價賤賣糧食，使得糧食收購商大賺一筆。而攪亂市場的糧食收購商，通常都有裙帶關係“上面有人”。

農業稅是如此，商業稅則是另一種情況。由於商業上的裙帶關係更加嚴重，偷稅漏稅嚴重。負責收稅的地方官收上來的錢根本養不活自己，於是朝廷便裁撤了這些地方官——商業稅機構在明初有400多個，明末僅存112個——結果就是，越裁官，收稅力量越弱，稅收越收不上來，陷入了惡性循環。

因此，萬曆皇帝為了增加國庫收入，便讓宦官直接去各地變相搶劫商業、礦業、農業，可謂是“暴政”。官民、官軍矛盾不斷激化，以至於鬧出了遼東兵變這樣的大事。 最終結果，不過一笑置之，撤走宦官、安撫亂兵、息事寧人，留下百姓們感嘆“苛政猛於虎”。這種“皇室搶劫”使得朝廷的威信大幅下降，也為明末的崩潰埋下了禍根。

三、崇禎元年寧遠兵變

1、拖欠軍餉導致兵變

崇禎元年（1628年），崇禎皇帝新政剿滅閹黨，著手改革。不過，“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天下第一木匠”天啟皇帝和魏忠賢所作惡政，存在著巨大的慣性。其時，遼東推官蘇涵淳、通判張世榮十分貪婪，貪汙軍餉，導致軍隊早已怨憤頗多。遼東巡撫畢自肅九次向朝廷申報欠餉，朝廷都不理會。實際上，畢自肅親哥哥、畢自嚴就是戶部尚書，主管財政，因為財政吃緊，只能不聞不問。因此矛盾逐漸激化。

不久，寧遠四萬駐軍，除了祖大樂一營之外，三萬五皆反。寧遠十三營的蜀、楚士卒，以張正朝、張思順為首，歃血為盟，為了討回欠發的四個月薪餉，他們攻入譙樓，捉了巡撫畢自肅、總兵朱梅、通判張世榮、推官蘇涵淳等，向其索錢。被抓的畢自肅十分無奈，卻也無力支付餉銀。

2、袁崇煥“單刀赴會”

此時距離天啟年間“寧遠大捷”不過數年，袁崇煥在遼東軍隊內部的號召力不可謂不強。並且，崇禎皇帝上臺，重啟袁崇煥，也給民眾和軍隊以極大的信心。此時遼東軍士普遍認為“皇帝必將重用袁崇煥”。袁崇煥一人不帶隨從，策馬出關至寧遠，“單刀赴會”何其霸氣！隨後，他直入軍營，威震亂兵，“未入署即馳入營，宣上德意”，成功利用了他自己在軍隊中的威信。接著，袁崇煥和郭廣，決定了“剿首惡”的方針，許諾只要抓了頭目，其他人可以不死、戴罪立功。很快，張正朝、張思順等十五人被就地斬首，兵變得解。

3、軍士亦兵亦農的背景

實際上，遼東軍士本身存在著極大的經濟脆弱性。他們雖然是軍隊，但是平時還要在遼東地區屯田耕種，並且和自耕農不同的是，屯田所得要輸送京師，然後再由京師發放餉銀。並且，當時的遼東軍隊並非全由本地人組成，而是大部分由蜀地、楚地的遷卒組成——這些人背井離鄉，家中經濟無以著落，自己在外又賺不到餉銀，其內心憤怒，可想而知。斷其財路，斷其一家，後果非常嚴重。

4、崇禎改革難下地方

其實仔細觀察就會發現，寧遠兵變折射出一個恐怖事實：崇禎皇帝的改革，在地方上難以執行。經過萬曆、天啟兩個時代，地方上的貪官汙吏已經太多太多。真正的罪魁禍首蘇涵淳、張世榮二人，官銜遠不及遼東巡撫畢自肅，卻可以使得畢自肅束手無策——這才更能證明，貪官汙吏數量之多，

假想一下，如果沒有袁崇煥的個人魅力，那麼寧遠兵變就是另一個“吳三桂”，清兵入關完全可能提前17年。所以，當袁崇煥因“功高蓋主”而慘死，就註定了明朝滅亡的必然結局。所以，明朝當時的情況，早就危機四伏，已經不能指望某一個名臣出來救場——到了寧遠兵變的時代，貪官已經腐蝕了整個帝國。

四、“剿首惡”“撫譁兵”包含的政治智慧

袁崇煥對寧遠兵變的完美處理，也和明朝處理兵變一貫的“曖昧”態度一脈相承。可以看出，寧遠兵變之中，眾多譁變的士兵並不是想要推翻明朝國家政權，而是一直以“討薪”為基本出發點。也就是說，此譁兵為求生之兵，非叛亂之兵。

1、剿滅“求生之兵”的危害

在處理此事之時，假設袁崇煥剿滅除祖大樂之外的寧遠十三營，三萬五千人，那麼最終產生的後果，必然是北方無人去守，挫傷蜀地、楚地經濟；最終袁崇煥自己必然加官進爵，卻可能會更早被崇禎所殺。

求生之兵，如果被殺，那麼再次徵兵就會困難很多——沒有人願意做“人財兩空”的工作。此外，這三萬五千人都是家中頂樑柱，他們的死亡必然導致蜀地、楚地多少家庭失去支柱，必然挫傷當地經濟。此外，假如袁崇煥殺了這些人，那麼他後來所謂削弱北方邊境之莫須有的“叛國罪”也就更加容易落實，只會使袁崇煥死得更快。

2、招撫譁兵的好處

無論是嘉靖年間的遼東兵變，或者萬曆年間的遼東兵變，還是崇禎元年的寧遠兵變，其實都是面對“急政”“暴政”“貪腐”而走投無路的“求生之兵”。

雖然嘉靖年間的遼東兵變聲勢浩大，但嘉靖皇帝通過裁撤呂經、招撫譁兵這一行為，暫時穩定住了局勢，並且逐漸地推行他“修長城”的政策。萬曆皇帝撤回宦官的行為，停止損害百姓，的確平息了軍隊譁變——這雖然不是最優方案，但確實保證了社會穩定，使得明朝得以苟延殘喘。袁崇煥也是一樣，在穩定了邊防的同時，平息了叛亂，維持了軍隊的戰鬥力，的確是明智之舉。

五、總結

嘉靖年間的遼東兵變最終以呂經“背黑鍋”，事件得以平息；萬曆年間的遼東兵變，則以撤回作惡宦官，平息了事件；崇禎元年的寧遠兵變，則以袁崇煥“剿首惡”“撫譁兵”而平息事件。這些兵變的處理方式，不以剿滅為主，而是招撫為主——這體現了明朝朝廷的一種政治智慧，即以“危害最小化”來維持社會穩定。當然，從明朝這幾次兵變的原因來看，根本上還是要避免“急政”“暴政”“貪腐”傷害百姓。

參考文獻：

1、《明史》

2、《崇禎長編》

3、《明亡清興六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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