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晋代常璩编撰的《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最早、比较完整的一部志书，它记载了公元4世纪中叶以前今西南以及陕甘鄂部分地区的史事 。就三国蜀汉史研究而言，《华阳国志》在对诸如李严被废、诸葛亮南征等事件的记载上，提供了比《三国志·蜀书》更为丰富和详细的史料。而且，通过《华阳国志》的相关材料，还可以解释《三国志·蜀书》中艰涩难懂的典故、了解西南地区的风土人情，这些都有助于研究的进一步开展。《华阳国志》在蜀汉政治史、军事史和文化史等方面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一、《华阳国志》史料价值研究概述
《华阳国志》不仅开创了我国方志编撰体例的先河，而且其中保存的大量丰富、翔实的西南地区民族、社会经济、文化、民俗和人物等方面的史料更是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对于《华阳国志》保存的这些珍贵史料，学界一直十分重视。早在20世纪40年代顾颉刚就曾撰写《〈蜀王本纪〉与〈华阳国志〉所记蜀国史事》一文，首次将《华阳国志》与他书记载的史事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了不少创见。之后学者也纷纷对《华阳国志》的史料价值作了进一步探讨。例如，刘固盛曾撰专文探讨《华阳国志》的史料价值，认为该书的记载对研究夏商周、两汉时期巴蜀地区的活动及其与中原文化的联系是很重要的材料，反映了巴蜀与中原文明的交融。刘重来、徐适端主编的《〈华阳国志〉研究》则依次梳理了《华阳国志》在民族、社会经济、文化、民俗、人物等方面的史料，是目前对《华阳国志》史料整理最为系统的论著。
《华阳国志》
另外，学者还从民族、地理、文化、人物、风俗等角度对《华阳国志》所录史料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考察。如吴国升简要论述了《华阳国志》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记载，并通过与其他文献典籍的对比，得出《华阳国志》记载的5方面特性。华林甫将《华阳国志》前4卷中有名称渊源的34处地名按命名方式分为5种类型，总结了《华阳国志》在地名学方面的成就。白立君结合《华阳国志》记载，简单论述了我国西南丝绸之路早期的状况。徐适端通过对《华阳国志》妇女传记的探讨，认为这些传记是研究两汉时期的婚姻史、妇女史以及西南地区文化史不可多得的真实材料。刘重来通过分析整理《华阳国志》所录诗歌谚语，认为这些诗歌谚语不仅能够印证、补充文献记载，增强史书的真实性、可靠性，而且能增加史书的艺术魅力。史建群从《华阳国志》相关文献记载入手，探讨巴蜀地区世风的演变及其原因。以上种种研究成果虽说从不同角度对《华阳国志》所录史料进行了多方面、深层次的探讨，但与三国蜀汉史研究相关的并不算多，且在某些方面仍有未尽之处，存在进一步补充的必要，故笔者拟略举数例以明之。
二、政治史价值
1、李严被废
李严被废是蜀汉政坛的一个重大事件，《三国志》对此事的记载却相当简略。由于"值天霖雨"，粮草运输出现问题，李严于是"呼亮来还"。然诸葛亮退军后，李严为了推卸自己运粮不力的责任，又故作惊讶，说"军粮饶足，何以便归"。同时上表后主，谎称大军伪退用以诱敌。最后，诸葛亮将前后书信拿出，李严无话可说，只得认错。从《三国志》的记载来看，李严不仅在督办粮草一事没有尽心尽力，而且事后为推卸责任又欺上瞒下，企图瞒天过海，真是罪有应得。其中"喻指"，又称"喻旨""谕指"，《汉书》颜师古注曰："以天子意指晓告之。"历来普遍认为是宣后主指，但从后文"乃更阳（佯）惊"来看，李严应该没有得到天子旨意，也就是说，李严是假传圣旨令诸葛亮退军。然而，作为托孤重臣的中都护李严似乎不应单单因为督办粮草不力就假托天子号令，而后又上下欺瞒，犯下如此低级错误。田余庆也认为，"
李严举动过于乖谬，不符常情……颇疑其间另有文章"。 《三国志》
同样是李严被废，《华阳国志》的记载却较《三国志》更为详细。《华阳国志》明确记载先是诸葛亮"设三策告都护李平"，征求其意见。李严担心漕运不继，写信告诉诸葛亮自己建议退军的想法；诸葛亮接到李严的书信后，听从了他的建议回师汉中。《华阳国志》没有提到李严有收到后主诏命并向诸葛亮传达一事，自始至终都是李严自己的意思，且有具体书信，而非口头传达，所以，后来亮才会"具出其前后手笔疏本末"。假传圣旨是重罪，李严胆子再大也不会贸然行此大逆之举，况且如果是后主旨意，李严后来又怎会上表说"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岂非自相矛盾？《华阳国志》亦有明文记载，李严向诸葛亮传达的只是李严自己之意，而非后主旨意。故笔者认为《三国志·李严传》中的"喻指"一词若非有误，便是另有它指，而与后主无关。
李严影视形象
蜀汉建兴九年（231），李严在汉中行督运事时或许确有过错，但从《华阳国志》记载来看，李严在召诸葛亮回军时并没有如《三国志》所言遣使"喻指"，而是写信告诉诸葛亮撤军为宜，这显然是他自己之意，假传圣旨的罪名不应该由李严承担。《华阳国志》于此处体现出的史料价值可见一斑。
2、陈震任职尚书令
《三国志》因其简略，在叙述时常用"顷之""后"等模糊性词语，给研究带来了很大不便，尤其体现在关于年份的记载上。《华阳国志》则因其详尽的资料有力补充了这些信息，明确了年份，从而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便利。如《三国志·诸葛亮传》云："建兴元年，封（诸葛）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据此看来，诸葛亮封侯、开府和领益州牧似乎都是在建兴元年（223）。然《华阳国志》卷7《刘后主志》则云："
建兴元年……封丞相（诸葛）亮武乡侯。……二年，丞相（诸葛）亮开府，领益州牧。"实际上诸葛亮"开府""领益州牧"是在建兴二年，而非元年，建兴元年只是封武乡侯。
诸葛亮影视形象
《三国志·陈震传》云："建兴三年，入拜尚书，迁尚书令，奉命使吴 。"虽然陈震"拜尚书"的时间是建兴三年（225），但"迁尚书令"的具体时间却不清楚。《华阳国志》卷7《刘后主志》则云："（建兴）五年……以尚书南阳陈震为（中）［尚］书令。"又据后文"二月，（诸葛）亮出屯汉中"，可知陈震"迁尚书令"乃建兴五年正月。根据陈震出任尚书令的时间，联系相关资料，我们还可推测出其擢升的具体原因。尚书令原先为李严担任，"章武二年（即222年），先主征（李）严诣永安宫，拜尚书令"，而后"先主病笃，托孤于丞相（诸葛）亮，尚书令李严为副"，之后再无尚书令人选的记载，直至建兴五年陈震代之。
李严
如果我们联系《陈震传》中的一则材料来看，会发现其中深意颇值得玩味。陈震在"奉命使吴"前曾对诸葛亮说起李严"腹中有鳞甲"一事，而恰恰就在此时，陈震取代李严出任尚书令一职，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吗？汉末三国两晋时期，尚书令职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陈震之前的三任尚书令均为刘备信任与倚重之人，可见尚书令的地位之高。陈震作为与诸葛亮同一派系的荆州"新人"，取代"东州士"的代表人物李严出任尚书令，罗开玉认为"这是诸葛亮将李严问题公开化的信号"。刘备离世后，诸葛亮与李严两位托孤大臣的权力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但在陈震出任尚书令之前，二人的斗争一直在暗里进行。如今陈震明确取代李严成为尚书令，李严问题也就公开化了。如果再联系"建兴五年春，丞相（诸葛）亮出屯汉中"来看，诸葛亮削弱李严权力的用意就更为明显了。为保证自己远在汉中之时朝堂不会出现变故，诸葛亮事先做了周密的部署，这点从《出师表》可以清楚地看出。陈震尚书令的安排应该也是诸葛亮计划中重要的一环。
同时，这也是蜀汉政局变动的一个重要标志，由此刘备白帝托孤安排的政治均势被打破，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荆州"新人"开始打压以李严为代表的"东州士"旧人。
《出师表》
不过为什么诸葛亮选定的是陈震，而不是其他人呢？联系陈震在出使吴国前对诸葛亮说的一番话来看，笔者认为存在（至少不应该排除）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陈震通过向诸葛亮诉说李严"
腹中有鳞甲"的举动来换取尚书令的职位。也就是说，诸葛亮令陈震代替李严接任尚书令是对陈震"告发"行为的一种"奖励"。当然，这个推测不一定成立，但《华阳国志》对于陈震任职尚书令时间的明确记载，还是给了人们更多的思考空间，从这个方面来讲，《华阳国志》的史料价值不可低估。三、军事史价值
建兴三年蜀汉丞相诸葛亮率军南征，平定4郡，为之后的北伐提供了有力保障，然《三国志》对此事的记载却比较简略，且散在各传，难以了解南征的具体行军路线、征讨过程以及战后措施等。《华阳国志》卷4《南中志》却用相当大的篇幅记述了诸葛亮南征始末以及战后南中的社会情形，"其进军路线、战斗形势与善后措施，牵涉地方民族情俗与社会经济、文化方面者，惟赖此书存其梗概……谓为南征最原始的资料亦可也"。关于南征的进军路线和孟获族属等问题，已有广泛的讨论，毋需赘言。本文重点要讨论的是诸葛亮七擒孟获的问题。历来对七擒之事有着不同的看法，多数人认为，"'七擒孟获'之说，只是穿凿附会而成的无法置信的传说而已"，"而绝不是历史真实 "。但也有人认为"对'七擒七纵'不能轻易否定"，"第一，它符合诸葛亮的战略思想，即符合诸葛亮'南抚夷越'、北伐中原、兴复汉室的总体战略目标；第二，它有早期历史文献如《华阳国志》和《汉晋春秋》等记载为依据"。
孟获形象
除了以上两种说法，方国瑜和马植杰也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方国瑜虽然否定七擒之说，但他认为孟获是在诸葛亮的追击过程中经历7次战败，最终被俘的。"
后孟获代（雍）闿统率其众退归，诸葛亮平定越巂，渡泸水追击，孟获屡败退，凡七战至滇池，孟获乃降"。马植杰首先肯定七擒一事，但他认为这里的"七"很可能是约数，"几次"的意思，"不管诸葛亮擒（原文作'禽'）过孟获几次，但他平素对少数民族主张'和''抚'政策，这次又采取了马谡以'攻心为上'的建议"，"这件七擒（原文作"禽"）七纵的事还是与诸葛亮的一贯政策不相矛盾的，这种传说总是事出有因的。如果说一定没有这种事，也是缺乏根据的"。笔者基本同意马植杰的观点，既然七擒之事于史有载，常璩撰史之时又能"谨严详审，取材有方"，则该说应有依据，然谓七擒七纵则未必，多次而已。
常璩雕像
因《三国志》对"七擒孟获"一事只字不提，《汉晋春秋》与《华阳国志》的记载又过于戏剧化，所以历来学者对此多持否认的态度。虽有部分学者为之辨析，但无论罗开玉所云"七擒七纵"符合诸葛亮"南抚夷越"的战略思路，抑或马植杰所言符合马谡"攻心为上"的战略规划观点，历来似乎都将眼光仅仅局限在南征一事上，笔者却认为若欲对"七擒"一事作详尽细致的探讨，不如将其放在南征的大背景下加以探讨，这样或许可以更加接近事实的真相。
马稷
建兴元年夏四月，刘备薨于白帝，临终托诸葛亮以大事，然兵权却给予中都护李严，"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故而南方叛乱之时，诸葛亮可统率的兵力不多，也正因此，南征之事竟足足准备了近3年。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内，诸葛亮一直积极征集兵源，筹备粮草，为南征做准备，直至建兴"三年春，（诸葛）亮率众南征"。由于南征士卒多为临时征召的新兵，实战经验不足，故在大局已定的条件下，为将来北伐计，诸葛亮故意放孟获回去，与之再战，用以锻炼士兵的作战素质也不是不可能。而且，孟获素"为夷、汉所服"，降服了孟获便是降服了叛军，擒而纵之正可以凸显自己的宽仁大度及收降的诚意，"诸葛亮对孟获……屡擒屡纵，并非为了让孟获一个人心服口服，而是体现了他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这样虽然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一些人员伤亡和物资消耗，但如果能够换来一个稳定的后方和一支精良的军队，诸葛亮大概认为是值得的，毕竟曹魏军队的战斗力远远胜过南方叛军。
刘备形象
当然，孟获降后，南中仍有叛乱发生，但一方面来讲，那些都只是小规模的，与南征时的局势有很大区别；另一方面也与蜀汉统治者频频征兵有关。在那个时代，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对于"南中"而言，安定只能是相对的，并不能据此认为诸葛亮的南征是失败的，而七擒七纵孟获就是不真实的。另外，就诸葛亮首次北伐的情形而言，这批经历了南征洗礼的将士们确实不负众望，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战绩。"
建兴六年春……（诸葛）亮身率诸军攻祁山，戎阵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应"，如果不是马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张）郃所破"，或可进一步扩大战果。这也从侧面印证南中一战、七擒七纵对士兵多历战阵的效果是显著的。这支参与了南征的部队和从南中征调的无当飞军等军事集团，构成了诸葛亮北伐的主要作战力量，在历次北伐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白帝城托孤
总之，通过对南征前蜀汉政治态势及北伐军队战绩的分析，笔者认为诸葛亮为锻炼新征召的士兵对孟获多次擒而纵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首次北伐时蜀军威严整齐的军姿和英勇顽强的战力也从侧面印证了这种推测。至于为何在《三国志》中只字不提孟获之事，笔者推测很可能是由于陈寿本人对七擒之事也是半信半疑，本着审慎严谨的修史态度，只好弃之不用。而正因《华阳国志》中《南中志》的记载，我们才对南征中的七擒孟获等事有了进一步了解的可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华阳国志》保存的这些史料无疑是极其宝贵的。
四、文化史价值
在蜀汉史研究的过程中，有些历史典故往往比较晦涩难懂，如果不懂得它的来源，则会对史料的解读出现偏差，《华阳国志》丰富翔实的民族、地理等方面的资料，又可为这些典故的解释提供帮助。这里略举一例，以示说明。
汉献帝
汉献帝建安十六年（211），刘备率领军师庞统等人入川。次年，顺利拿下涪城（今四川绵阳），"置酒作乐，谓（庞）统曰：'今日之会，可谓乐矣。'……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非仁者邪？卿言不当，宜速起出！'于是统逡巡引退"。"前歌后舞"一词初见于《礼记》，《太平御览·皇王部九·武王》引《乐稽耀嘉》曰："武王承命兴师，诛于商，万国咸喜。军渡盟津，前歌后舞。"从这些经典的记载中，我们发现似乎"前歌后舞"正如刘备、郑玄所说，就是众人歌舞之意。武王伐纣乃民心所向，人们都很欢喜，所以载歌载舞，直至天明。然而，《华阳国志》卷1《巴志》则云："……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殷人］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民多居水左右，……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帝善之"
庞统形象
汪宁生根据《华阳国志》记载认为，"所谓'歌'，就是高唱战歌成大声吼叫；所谓'舞'，不过是临阵时有人在前挥舞武器作出一种恫吓性动作而已。这是一种古老的战俗，与表示欢乐的歌舞毫不相干"，"'歌舞以凌'原是古代战争中一种习俗，后来竟说成是人民拥护伐纣而前歌后舞地参加战斗，乃出于后人的附会和夸张 "。笔者认为汪宁生的说法是有依据的。
武王伐纣
从《华阳国志》关于巴人的风俗记载来看，所谓"前歌后舞"并非指普遍意义上的歌舞，而是巴蜀之人作战时战斗的一种方式，刘备不知其真实含义，所以在庞统指出他的过失时仍不知悔改，反而质问庞统"
武王伐纣，前歌后舞，非仁者邪"？即使汉末硕儒郑玄也将其解释为欢喜乐舞，可见当时的中原地区与巴蜀文化的交流还不够广泛。而《华阳国志》保存的这些宝贵资料则在为我们解疑答惑的同时，也有助于人们了解巴蜀地方的民风民俗。
郑玄
另外，汉晋之际，随着门阀士族势力的兴起，撰写地方史志、人物传记以及家谱的风气极盛，常璩撰写《华阳国志》正是这种风气的体现，他在《华阳国志》中使用2卷的篇幅分别介绍了巴蜀地区的先贤和后贤士女 。对这些人物传记的研究，既为后人了解、研究巴蜀社会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史料，又使得我们对巴蜀地区的政治、经济、地理状况以及社会风尚、民风民俗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结语：作为巴蜀地区首部较为完整的地方史志，《华阳国志》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以蜀汉史研究为例，《华阳国志》在对《三国志·蜀书》的补充、印证方面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为三国尤其是蜀汉政治、军事、文化史等诸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翔实、可靠的文献资料，有力推动了蜀汉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并对我国西南地方史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现有的状况来看，《华阳国志》的史料发掘的潜力依然很大，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有进一步开展的余地。因此，今后对于《华阳国志》的史料分析还要进一步扩大选题范围，充分挖掘其内在价值，以期更好地为历史、文学等学科服务，为社会现实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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