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朝鲜山水相连，文化相通，两国交往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国明朝与朝鲜李朝的友好关系，始于李朝建立之初。朝鲜对明朝奉行“事大”政策，明朝对朝鲜予以“字小”，双方由此保持了长期稳定的相互关系。

“事大”和“字小”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也是大国和小国之间“外交”关系所特有的本质内容，事大的目的正是为了获得字小实利。“字小”即是大国关心、爱护小国。“字”有“爱”的意思。《左传》成公四年曰：“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注》:“字，爱也”。

表现

明朝建立后，统治集团为了拉拢高丽以孤立北元，通过赐玺书、封国王、赏财帛等方式，对高丽采取积极的安抚政策。到了李朝时期，朝鲜太宗通过外交获取了朝鲜半岛东北部十处女真的分布区，“敕朝鲜国王李讳省奏言参散千户李亦里不花等十处人员，准请。故敕”，从而将领土扩大到图们江的南岸。明朝皇帝以“大一统”思想看待朝鲜的领土问题，故对于图们江以南十部女真之地赐予朝鲜，毫无割让领土之“痛”，而对于明朝在朝鲜半岛东北部设置毛怜、建州之卫，亦并不觉得这是对朝鲜“主权”的侵犯，所持“一视同仁”的态度调整了“管土”、“管民”的矛盾，维持着彼时女真与朝鲜之间的“天下秩序”。

作为宗主国的中国历代王朝，有“字小”、保护属国不受侵犯的义务。明朝在壬辰年间出兵“再造”朝鲜，即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1592年4月，丰臣秀吉悍然发动战争，日本十七万水陆大军进犯朝鲜。十三日，日军攻陷釜山，翌日，陷东莱，随后分道逼近王京。朝鲜国王立即向明朝通报了倭寇的进犯情况：“倭船数百直犯釜山，焚烧房屋势甚猖獗。”由于朝鲜“升平二百年，民不识兵”，武备长期处于松弛状态，朝鲜军队“望风瓦解，无敢撄其锋，贼长驱而进，如人无人之境”。日军仅二十余天就攻占了汉城、平壤，朝鲜防线全面崩溃，朝鲜国王李昖惊慌失措，急携诸宫妃冒雨撤离王京，直至中朝边界的义州。

日军“旦暮且渡鸭绿江”，朝鲜国王火速派遣使臣，向明朝请求援兵，“请援之使络绎于道”。明朝在得到琉球报告曰本进攻朝鲜并威胁琉球提供粮草后，认为朝鲜为“国之藩篱，在所必争”，于是派兵渡鸭绿江，收复平壤，恢复黄海制海权。

万历二十年（1592）六月，明廷应朝鲜之请，立即命辽东都司派三千兵渡江入朝。首先是迎接与保护李朝国王，待大批援军到达，再向日军发起反攻。十二月，明朝以宋应昌为朝鲜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率兵三万五千人，正式出兵援朝。明军入朝之后，即与朝鲜军民联合作战，很快就收复了被日军占领半年之久的朝鲜都城平壤。平壤的收复，彻底粉碎了日本侵朝攻明的计划。明、朝联军乘胜进攻，到万历二十一年（1593）四月，陆续收复了朝鲜汉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日军退守釜山。

至二十二年（1594），中日军队在釜山一线成相持状态。

万历二十四年（1596）十二月，议和失败，战事再起。日军60万，水陆并进，由南向北全面推进。明朝二度出兵朝鲜，与朝鲜军队联兵对日军发动全面攻击，至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一月，日军在海上遭明朝联军重创后，最终被赶出朝鲜。

日本发动的这场战争，使朝鲜遭受严重破坏，日军所过之地，无不尽杀民庶，公私闾舍焚烧殆尽，无一完城。焚宗庙，掘王祖坟，极尽破坏之能事。是役，明朝前后赴朝鲜援兵16万6千余人，征浙、陕、湖、川、贵之南北兵22万余人，费粮银583万余两，米数十万石，以至天下骚动。

明朝以宗主国身份出兵抗击倭寇援助藩属国朝鲜的战争，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丧师数十万，靡饷数百万”，使朝鲜免于灭亡之灾，使朝鲜君臣所言“事大保国”得到了确实印证。此后，李朝更加坚定了“事大”于明朝的信念，于是有了1619年萨尔浒战役中朝鲜出兵助明抗击努尔哈赤后金政权的实际行动。再后来，尽管后金发动“丁卯之役”征服了朝鲜，但朝鲜仍然心系大明，奉明正朔，坚持明为君、后金为兄的外交原则，把明摆在第一位，后金第二位。

朝鲜仁祖曾对后金表白: “若贵国要我负明，则宁以国死，断不敢从……敝邦臣事明朝，名分已定，不敢有异议”。可见，明朝对朝鲜的长期“字小”，使朝鲜感恩至深。

从经济上看，朝鲜与明以朝贡与回赐方式保持经常的贸易往来。在“华夷”观的大国理念下，明朝对朝鲜“厚往薄来”，给予朝鲜比进贡品更多的回赐，因而此种贸易往来实际上是对朝鲜的一种经济援助（作为“小中华”的朝鲜又对“蛮夷”女真以较多回赐，亦是朝鲜“华夷政策”的体现），使朝鲜从中获利。这种“不平等”的经济交流折射出中国封建王朝“字小”朝鲜半岛政权，使其在经济上获利颇丰。

原因

1. 道义

大国字小发展到了极致就是兴灭继绝，这在古代是一个极高的政治理想。兴灭继绝概念最早出现于《论语》，其言：“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后来发展为处理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理念。在朝贡体制下，宗主国和属国之间存在着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的。属国须做到视宗主国为父，诚心事大，定期尽到朝贡义务；宗主国须视属国为子，仁心字小，不仅有义务调节小国之间的矛盾，当属国面临他国威胁宗祀将要不保时，宗主国更应该帮助其延续下去。

朝鲜作为明朝所列十五“不征之国”之首，在明朝建立的次年便遣使来贡，成为各国之中最先与明朝建立臣属关系的国家。朝鲜诚心事大，换来的是明朝对小国宗祀的护卫，成为终明一世“兴灭继绝”理念仅有的两个实施对象之一。明朝在援朝御倭战争中付出了巨大代价，为明朝的衰败乃至灭亡埋下了伏笔。对于宗主国的付出，属国是感激的。朝鲜国王就曾向明神宗奏称：“幸赖圣上，兴灭继绝，终始拯济，小邦生死肉骨，至于今日，秋毫皆帝力也”。

2. 利益

明朝在是否救援朝鲜这件事上曾有过争论。反对援救朝鲜的意见以兵科给事中许弘纲为代表。他认为:“夫边鄙中国门庭也，四夷则蓠辅耳。闻守在四夷，不闻为四夷守。朝鲜虽忠顺，然被兵则慰谕，献俘则颁赏，尽所以待属国矣。望风溃逃，弃国授人，渠自土崩，我欲一苇障乎？”许弘纲的这番话看似冠冕堂皇，实则亦是为了国家利益。

此时的明王朝情势实在是不容乐观。万历之前，明朝已逐渐走下坡路。虽说万历初期的张居正改革一度为明朝带来中兴的气象，但随着张居正去世，人亡政息，加上神宗皇帝怠政，边疆时常发生叛乱，“鞑虏猖獗于北，番戎蠢动于西，缅夷侵扰于南，未经大创，以致岛夷生心，乘间窃发中外”。而朝鲜求援时，正值宁夏总兵总兵哱拜叛乱，明朝为此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朝廷上下焦头烂额。若出兵救援朝鲜，意味着明朝要在东西两线同时用兵，谁也无法保证战争的结局。况且朝鲜已是“八道尽失”，连援朝明军的粮饷都无法保障。且不论武器，光是粮食的消耗就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压力。这些都是明朝君臣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而兵部官员则主张派兵援救朝鲜。撇开援助朝鲜一事实属“字小之义”，从国家利益出发，援助出兵朝鲜亦有其必要性。兵部尚书石星认为：“朝鲜倘险，螫必中辽。则固我藩蓠，壮彼声势，亦势不可已。”兵部侍郎宋应昌更指出：“关白之图朝鲜，其意实在中国。我救朝鲜，非只为属国，朝鲜固，则东保辽东，京师巩于泰山矣。”刑部侍郎吕坤亦进《忧危疏》：“倘倭奴取而有之，藉朝鲜之众为兵，就朝鲜之地为食，生聚训练，窥伺天朝，进则断漕运，据通仓，而绝我饷道；退则营全庆，守平壤，而窥我辽东，不及一年，京师坐困，此国家之大忧也。”出兵与否，在一定程度上都符合明朝的国家利益。主援派和反对派各执一词，最后就有赖于神宗皇帝的乾纲独断——“念朝鲜被陷，国王请兵甚急，既经会议，宜速救援，无贻他日边疆之患”。

经过多方考虑，万历皇帝最终决定出兵救援朝鲜，履行“兴灭继绝”的“字小”之义。明朝君臣的争论一方面是因为朝鲜之前隐瞒不诚的态度惹人怀疑，另一方面，朝鲜沦丧的速度之快实在是出乎明朝君臣的意料，不禁让人想起之前辽东盛传“日本以朝鲜为先导入寇大明”的谣言。考虑到明朝本国的利益，朝廷上下对朝鲜都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为此，朝鲜三番五次遣使辩诬求援。明朝方面也派遣官员去了解情况。确认朝鲜并非“引狼入室”之后，明朝才决定出兵救援。但也婉拒了国王李昖内附的请求，为的就是不使战火蔓延到辽东。

明朝之所以愿意付出巨大的代价去实践“兴灭继绝”理念，最主要的还是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量。日本入侵朝鲜，对东亚地区的秩序稳定极为不利，而且朝鲜毗邻明朝辽东，一旦朝鲜发生大乱，必然威胁明朝边境的安全。对这些利益的维护，才是明朝“兴灭继绝”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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