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中，皇家海军热衷于批量建造攻击型核潜艇有着深层次的背景原因。首先，这是由经济条件的束缚作用决定的。查尔斯希奇和罗兰麦基因在其名著《核时代的国防经济学》中写道：“从某个方面看，所有的军事问题在本质上都是如何有效地分配和使用资源的经济问题”。而如何把有限的经费分配到人员、武器、核力量、常规力量等领域，就靠政府的决策。
英国人认为，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强大与否是由其经济实力决定的，国防建设要服从于经济建设经济，在制定国防政策时要充分考虑本国的经济因素。具体到核领域，（财政）因素一直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以至于通常能主导英国国防政策的制定。“早期英国核战略就是被经济考虑驱动。”政府也真正相信核武器要比大规模用常规武器装备起来的军队廉价。
1946年，英国的防务开支为16.67亿英镑，1947年则减为8.99亿英镑。战后初期英国之所以要发展核武器，就是国内经济深受战争创伤和牵制（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在远东参与朝鲜战争，以至于无力支撑昂贵的常备武器，开发和研制“廉价”的原子能武器成了政府走向独立核威慑的重要原因之一。1951年10月重新上台执政的温斯顿.丘吉尔对于加强常规军备计划造成的通货膨胀的后果感到不安，”所以极力要求发展核武器。因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的国防开支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只有30万人服役。而1957年有70万人服役……法国的国防开支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联邦德国的国防开支仅占4%，即英国的一半。”
而且，此时欧洲大陆各国的工业出口已开始同英国竞争，“由于英国24%的造船工业、14%的机械制造业的产品都用于国防，”英国庞大的国防开支使得工业部门缺乏资金，无力进行现代化，在同欧洲大陆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在这种情况下，出于国防成本的考量，英国政府把国防的重点放在了发展独立核威慑上，皇家海军则将维持基本制海权能力的基础放在了发展攻击型潜艇上——－试图用规模精干的核动力水下舰队，来取代过去由水面舰队所承担的大部分职能。
其次，在现代社会，大众舆论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大众舆论传播过程与政治决策过程相辅相成。在民主国家，公民的政治参与对现代民主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没有公民方面的积极参与，民主制度不可能产生预期的政策结果。”在一个国家内部，由于核事务的高度机密性、高度专业化和极端复杂性，使得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和公开讨论的可能性很小，但并不是说民众对于一国的国防政策的制定毫无影响。相反，作为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公众运动及社会舆论对英国核政策的制定影响颇大。
1952年，盖洛普公司在英国作了一次（也是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关于民众是否支持制造原子弹的调查，结果有三分之二的多数支持英国制造子自己的原子弹。这对英国政府决定如期进行核试验影响重大，也成为后来皇家海军决定批量建造攻击型核潜艇的民意基础——－英国民众一向有着浓烈的“皇家海军情结”，认为皇家海军拥有世界上最先进、最时髦的舰艇是理所当然的。
最后，冷战中皇家海军之所以作出批量建造攻击型核潜艇的决定，也与英国的战略文化影响密不可分。战略作为一种文化，同时也深受一国文化的影响。与其他因素相比，文化对战略决策的影响层次更深，而且无处不在，其中特别是战略文化。按照英国军事社会学家肯布斯的定义，所谓战略文化，指的是一国国内主要势力行为方式和态度的总和。
一般来说，构成一个国家战略文化的内容主要有三个层次：一个是宏观层次，主要是战略环境层面，包括地理、民族文化特点和历史；一个是社会层次，包括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再一个是微观层次，主要是军事组织和军政关系层面。战略文化作为一个深层次的影响因素，约束国家和民众从战略到战术的各类选择。它是一个限制行动选择的观念范畴。
由于每个国家的战略文化体系及特质不可能一模一样，这也就意味着，各个国家在面对相同或相似的外部战略问题时，被不同战略文化体系所培育、熏陶的决策者及国民必然具有不同于他国的独特的解读、分析和反应方式，他们会做出符合本国战略文化体系要求的不同战略取向和政策选择。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战略文化是影响、限制国家战略行为和政策选择重要的非物质性因素。
英国的战略文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追求海上霸权。整个20世纪，英国皇家海军为英国提供了制海权。在核时代，英国依然企图追求海上优势地位；第二，谋求欧洲均势。就是避免欧洲大陆上某一个大国实力超群从而居于支配大陆的地位；第三，维持英美特殊关系。这些内容在冷战中的英国国防战略决策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影响核时代英国决策者的内在机理。整个冷战中，皇家海军之所以决定以一定的规模批量建造攻击型核潜艇、并按照一定的技术节奏给予升级换代，都是离不开这些文化因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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