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如日中天的晉商，為何突然衰敗？淺析其背後原因

引言:晉商盛極而衰，留給世人很多迷思。明清之際，晉商憑藉著天時、地利、人和積累了驚天財富，可當最終功成名就之時，卻忽視了人和這個關鍵因素，在局勢動亂之際，政治的影響、戰火的波及，都有可能導致矛盾加劇，而缺乏了人和，天時所代表的機遇，地利所蘊含的機會，都將化為泡影、變做空談。

一首首的“走西口”，唱出了“晉商”這個商幫“晉商”是明清時期以山西為標誌的一個群體，從最初的駝幫、船幫，“南來菸酒糖布茶，北往牛羊駱駝馬”，到票號的創舉“萬兩銀子一句話”“執金融界之牛耳”，幾百年時間，平遙、太谷、祁縣這幾座山西中部縣城成為中國北方財富最集中的地區之一，可在隨後很短的時間內，晉商卻快速衰敗了，可謂是“盛極而衰”，這留給世人很多迷思，是什麼促成了它的快速衰敗？

一、政治影響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如果把晉商比喻成一葉扁舟，那麼承載著這葉扁舟的江河就是“局勢”，或者說“政治”。晉商從一開始，就與“政治”脫不開關係。“開中制”無疑是晉商崛起的重要契機，所謂“開中制”即是明代鼓勵商人運輸糧食到邊塞換取鹽引，給予販鹽專利的制度，其最初目的是為了維護統治，抵禦蒙古族的威脅，防止元朝殘餘勢力的捲土重來，而軍隊及百姓所需要的“糧草”就是晉商崛起的商機。

自此，在晉商五百年的興衰史中，總可以看到“政治”的身影。

在《康熙王朝》一劇中，康熙兩次御駕親征準噶爾，盡顯英雄氣概，其重要的後方工作軍糧，就是晉商在積極幫助運送，康熙皇帝則以給予特權的方式來回報晉商。而官員與晉商的關係從慈禧西逃事件中可見一斑，公元1900年，清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入侵中華，慈禧太后帶光緒皇帝倉皇出逃，路至山西祁縣，一行人受到了大德通掌櫃的殷勤接待，試問當朝統治者的出行計劃和出行路線許多官員都未必知道，一個商人是如何得知的？由此可見，官員與晉商絕不是交淺言深，而是關係匪淺。

或許，晉商一開始只是想獲得官員的庇護來謀得生存、發展，可經過幾代人的經營努力，晉商早已不是原先的樣子，與官員的關係已是縱橫交錯，盤根錯節，可以說，晉商也是“政治”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庚子事變後，山西的各票號成為各省解京餉款的必經之路，管理著清王朝的貨幣資金、票據等的進進出出，但晉商與清政府的關係，照理說應該是共同發展，實際上是與虎謀皮，清政府和各級官員都對晉商進行無休止的光明正大的敲詐勒索，

二地利喪失

古人講究“謀時而動”、“順勢而為”，而無論是“時機”還是“形勢”，都離不開所處的自然條件。在山西境內流傳著這樣一段話:“歡歡喜喜汾河灣，湊湊乎乎晉東南，哭哭啼啼呂梁山，死也不去雁門關”，由此可見山西的地理特點，中部汾河灣土地稍微肥沃，晉東南農田相對不足，位於晉西北的呂梁山更是土地貧瘠，人們僅靠耕作並不能滿足日常的生活需要，當生存問題受到挑戰時，越來越多的山西人開始走出山西去尋找機會。在交通極大便利的今天，我們乘坐高鐵離開山西，也從全國各地來到山西，在通過石家莊進入陽泉地界後，眼前的景色就會發生鉅變，從一望無際的平原變為崇山峻嶺，至今，山西還有很多地方因為山路的複雜崎嶇沒有開通鐵路，而在19世紀，山西商人們依靠人力畜力翻山越嶺，躲避盜匪，把貨物運到邊塞來換取生機，同時也正是因為山西緊鄰邊塞、為交通要道的位置，才給了山西商人們一個機會，也帶動了其他行業的發展，各個碼頭集散地人來人往，例如臨縣磧口至今還有大德通錢莊的商鋪牌匾，由此有了“晉商”這個商幫。

公元1840年鴉片戰爭後，各港口口岸陸續開放，各強國投入了商業資本、工業資本，途徑山西的貨物被更多的道路路線所分流，

三、目光受限

一談到晉商，不可避免的就會說到山西票號，平遙古城中那面“匯通天下”匾額似乎也在向人們訴說著當初的輝煌，道光初年日升昌大掌櫃雷履泰說服東家成立票號，從此，“日升昌”逐漸發展為票號業的翹楚，那“匯通天下”的匾額訴說的不僅是當初的輝煌，還蘊含著幾代人的心血和晉商幾百年的信譽。在雷履泰七十大壽時，平遙城中商民們特意製作一面“拔乎其萃”的匾額送給他，在這座縣城兩千多年的歷史上，雷履泰是第一個獲得如此殊榮的商人，可讓人嘆息的是，百年基業，毀之易矣。

通常認為晉商之所以快速衰落，是因為沒有讓票號搭上“銀行”這趟班車，是久居深宅大院中的老人們早已不復當年。

公元1900年前後，英國、美國、法國、日本、荷蘭相繼在上海成立銀行，中國的金融業逐漸被外國銀行所把持，外國銀行所發行的紙市對做“匯兌”生意的山西票號衝擊很大，十九世紀末，僅天津一地的市場，60％的市場份額都由外國銀行做佔，隨著外國銀行業的迅速壯大，山西票號對於它的態度也發生了改變，由最初的視而不見到保持距離，最後幡然醒悟，可悔之遲矣，機會已經被接二連三的浪費。

大清銀行兌換劵

公元1904年，大清光緒三十年秋天，祁縣、太谷、平遙各票號總號，先後接到北京傳來的消息要創辦大清戶部銀行，戶部尚書鹿傳麟的任務有二:邀請各票號入股參與和請票號派人主持即將成立的戶部銀行，這可以說是天賜良機、千載難逢，可票號的大掌櫃們卻不約而同的選擇拒絕參與，蔚泰厚北京分號的大掌櫃李宏齡在極度失望之下，寫信給平遙總號大掌櫃希望他們能到大城市裡走一走公元1908年，大清光緒三四年，清政府頒佈《銀行通行則例》第十二條規定要對票號進行驗資註冊，而山西票號一直是以信譽做保障，而不是靠雄厚的準備金，在這一前提之下，李宏齡組織北京各票號分號掌櫃召開了一次關乎山西票號今後命運的會議，在李宏齡的不懈努力下，絕大部分票號各分號掌櫃初步贊同改組銀行的建議，

這又一次為票號走向銀行提供了契機，就這樣，會議的主題變更為票號如何改組銀行，會議最終決定合組一家三晉匯業銀行，隨後不久，各票號總號就陸續接到了來自北京分號建議改組銀行的信件，可這一份看到大勢所趨所做出的努力，這一腔扭轉票號命運的熱血，在總號大掌櫃們“寧為雞頭、不為鳳尾”的自利心態下，在各大票號的心存觀望中，終將是付之東流了，蔚泰厚大掌櫃毛鴻翰甚至把票號改組銀行事件歸結為是李宏齡自謀發財，十年過去，李宏齡整理出版《山西票商成敗記》時，回憶當時的心情，仍然感覺如“冷水澆背、閉口結舌”；公元1911年，大清宣統三年，辛亥革命爆發，晉商的處境愈加的艱難了，之後，處於生死攸關之際山西商人們兩次提出了要改組銀行，最積極地倡導者竟然是毛鴻翰，可亡羊補牢，有時候真的晚了，人心渙散，早已近失先機，最後還沒等北洋政府作出回應就四散崩潰了。

喬家大院

四、內部不和

“千里之提，毀於蟻穴也”，可見，票號沒能成功走向銀行喪失了最後翻盤的機會，其實在此之前，晉商這一龐然大物已然是傷痕累累了。說起日升昌大掌櫃雷履泰和二掌櫃毛鴻翰之爭，眾人都有所耳聞，一方面顯示出晉商管理人才制度的不嚴格，培養人才不易，

如果晉商在管理人才方面有嚴格的約束制度“ㄚ鬟帶鑰匙，當家不做主”的局面就不會發生，人才也就不會流失匯兌行業同行之間有競爭再正常不過，毛鴻翰離開之後不久就在蔚泰厚做起了營生，與日升昌一較高下，也使得日升昌的生意受到了一定影響，這更顯了晉商在人才管理方面的缺憾。另一方面，二人的爭鬥發展到後來已經開始變質，從生意場上轉到對個人人身攻擊，給兒、孫取名為對方的名字來表示對對方的侮辱，雷履泰、毛鴻翰都是山西票號行業泰斗級的人物，二者做出這樣的事情實在是讓人啼笑皆非，這也讓我們從側面依稀看到了後來票號總號掌櫃們的目光短淺，在開始創業的時候，同輩們可以相互扶持、同舟共濟，毛鴻翰原先是雷履泰的鼎力支持者，二者一起說服東家創辦“日升昌票號”，日升昌也因為兩人的齊心協力蒸蒸日上、日進斗金，可功成名就時，眼前就只有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了，自己的權力、利益是首位的，恰恰如改組銀行時票號掌櫃個人心裡打的小算盤。

1897年8月28日東清鐵路開工儀式

公元1914年，又一家票號倒閉了，它叫“日升昌”，這既不是第一家倒閉的票號，也不是最後一家倒閉的票號，可它卻代表了山西票號的衰亡，標誌著晉商朝代的終結。在《同舟忠告》一書中，李宏齡認為晉商這葉扁舟在驚濤駭浪的時局中浮沉，唯有舟上同仁同舟共濟方可渡過難關。晉商可以說是幸運的，憑藉著天時、地利、人和，短短時間積累了驚天財富，獲得了極大的威望，可當最終功成名就之時，卻忽視了人和這個關鍵因素，在局勢動亂之際，政治的影響、戰火的波及，都有可能導致矛盾加劇，而缺乏了人和，天時所代表的機遇，地利所蘊含的機會，都將化為泡影、變做空談。所以，晉商之敗“果天數乎，抑人事乎”。

參考文獻

1、張正明.《晉商興衰史》

2、葛賢惠.《商路漫漫五百年》

3、黃鑑暉.《山西票號史》

4、張正明 《試論明清晉商文化史學集刊》

5、劉瑛.《明清時期晉商的興起與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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