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期，曾经有个廷尉，叫杜周。廷尉在当时就是皇帝以下的最高司法长官。
杜周审理案件善于窥测皇上的意图。皇上想要排挤的，就趁机加以陷害；皇上想要宽释的，就长期囚禁待审，暗中显露他的冤情。（ 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
门客有人责备杜周说：“您审理案件，不严格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却专以皇上的意旨来断案。这是作为一个法官应该具备的职业道德吗？”（客有让周曰：“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
汉武帝时，法律写在竹简上，竹简长三尺，故称“三尺之法”。
杜周说：“法律是怎样产生的？从前的国君认为对的就写成法律，后来的国君认为对的就记载为法令。适合当时的情况就是应该遵循的法律，何必要遵循那些过去颁布的法律呢？”（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杜周道出了中国古代法律的真相，所谓法律，就是皇帝命令，皇帝言出法随。
这种法律的本质可概括为“王法”，即出自“王”的法，维护“王权”的法。
“王法”是皇帝主动颁布给臣民的，其核心要义是“尔等不得谋反”。
从维护王权的安全出发，当然要实行“罪刑擅断”、“有罪推定”、“疑罪从有”、“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
王法是残酷的，镇压性质的，是专政的工具，所以王法以刑法为核心。这里的刑法与现代刑法大异其趣，现代的刑法是限制国家的刑法权的，因而实行“罪刑法定主义”，而王法中的刑法是巩固皇帝的刑法权的，因而实行“罪刑擅断主义‘’。
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在古代东方之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实行的普遍奴隶制。普天之下都是皇帝的奴才，但是皇帝不可能亲自管理每一个奴才，他要靠得宠的奴才管理不得宠的奴才，得宠的奴才就是官，不得宠的奴才就是民。皇帝只要把得宠的奴才管好了，天下就是太平的。所以韩非说：“明主治吏不治民”，职是之故，王法体制下“官僚法”发达。“官僚法”不同于现代的行政法，因为现代的行政法本质上是为了保障民权而限制行政权。“官僚法”虽然也限制官的权力，但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王权的安全性。
既然王法是国王颁布给臣民的，王当然不会作茧自缚，限制自己的权力，所以王法中不会有宪法。
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王当然也不会赋予臣民独立自主的人格，以及建立在独立人格之上的各项民事权利，所以王法中也不会有民法。
“王法”是王颁布给臣民的，主要是对臣民的束缚，所以臣民对王法的遵守是被动的，是谈法色变的，不会主动信仰的。
对王法传统，作为现代公民我们要“抽象地否定，具体的肯定”，抽象否定的是其维护王权，视臣民为奴仆的价值取向，具体肯定的是其一些对现代有益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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