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在13世紀，蒙古首先征服了女真金國(1115—1234)，隨後征服了南宋王朝(1127—1279)。關於蒙古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研究，相關研究成果可謂汗牛充棟。成吉思汗之孫忽必烈在位時期(1260—1293)，宋朝的領土全部納入蒙古帝國的版圖。那些在過去從未臣服過漢人統治的周邊地區也被納入大元兀魯思的版圖。與過去相比，除滿洲、蒙古、西藏地區外，雲南和山西西部綠洲地區也開始與漢人交往，與中原經濟中心的關係也越來越密切。蒙哥(1251—1259年在位)和忽必烈等蒙古大汗都努力加強中央政府對地方收入的控制，但相對而言，蒙古並沒有直接統治地方。一般情況下，地方統治者往往通過正式歸順和分封儀式納入蒙古政體，他們可以留在當地，只需向蒙古朝廷上繳貢物和賦稅，承擔徭役，就可以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權。蒙古大汗並不熱衷於將其宗教信仰、社會習俗或文化取向強加給地方百姓。
蒙古貴族從中央政府獲得相當程度的自治權，他們堅決不把整個帝國和帝國的組成部分即所有的兀魯思都視為蒙古的共同財產。如彭曉燕(Michal Biran)指出，忽必烈及後來的大汗與蒙古貴族之間的衝突通常被視為意識形態方面的衝突。阿里不哥(卒於1266)、海都(1235—1301)和乃顏，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對忽必烈的漢化統治抱有怨言。不過，蒙古貴族之間的武裝衝突主要是為了爭奪領地、稅收和勞動力。忽必烈在戰場上雖然征服了其大多數的蒙古政敵(海都是第一個例外)，但基本上大汗和貴族之間的衝突是常態。在忽必烈死後的很長一段時間，靈活強大的地方自治仍是蒙古帝國的標誌。
協商審議和權力共享的草原模式構建了蒙古對中原的統治模式。元朝皇帝從來沒有想過要依賴漢化的統治方法，也從來沒有專一支持漢人官員和宗教人士及其文化活動。蒙古人為了解決和滿足財政、行政、軍事、藝術、技術等問題和需要，往往借鑑漢人、波斯人、畏兀兒人、契丹人、女真人和歐洲人的一些做法。當然，他們在借鑑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重新闡釋外民族和蒙古族的傳統。
憑藉蒙古戰略視角和全球思維，大元兀魯思把中原的經濟資源和行政基礎置於大一統之下。在征服中原初期，蒙古的暴行破壞了農耕文化的根基，造成社會重組和連年內戰。但經過一段時間之後，中原地區的社會經濟日趨繁榮，這在原南宋地區尤其明顯。與中原北部地區相比，南宋較少受到戰爭硝煙和政治動盪的破壞。西亞地區的伊爾汗國，也是如此。在大元兀魯思治下，伊爾汗國在出版、繪畫和學術方面，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景象。關於蒙古帝國對中原經濟的影響，學界莫衷一是。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一時期的中原地區確實出現了經濟繁榮的景象。事實上，正是由於經濟上的欣欣向榮，商業性出版、儒學傳播和戲劇發展才成為可能。大元兀魯思治下的繁榮景象，不勝枚舉。因此，關於蒙古對中原的影響，羅斯的金帳汗國和西亞的伊爾汗國的社會發展情況，學界有必要重新評價和深入研究。
中原末代大汗
弔詭的是，關於大元兀魯思的歷史研究一直處於失衡狀態。至1368年，大都仍是蒙古帝國第一首都。數十年來，大元兀魯思的西南、西北和東北大部分地區一直受制於強悍的蒙古武將，但大多數學者把研究重點放在富有傳奇色彩的成吉思汗掘起、蒙古帝國初期和忽必烈時期(所謂“黃金時代”)。事實上，除個別例外，我們對元朝後半期的認識還是懵懂無知，混亂模糊。最近，日本學界有人指出，後忽必烈時代的政治史研究處於“冷清孤寂”的狀態。英語學術界的情況也是如此。事實上，直至14世紀，大元兀魯思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及社會方面仍繼續發展，並沒有因為忽必烈之死而停下前進的腳步。因此，如果要客觀公正地評價和總結蒙古時代的東亞，就必須密切關注這些情況。
1333年，妥歡帖睦爾即位。在大多數中文文獻中，妥歡帖睦爾以其諡號“順帝”著稱，他被視為統治中原的末代蒙古皇帝。妥歡帖睦爾即位時還只是一個惶恐不安的男孩，並不是想當然的汗位繼承人選，他能夠登基成為皇帝可以說是各方勢力妥協的結果。他的父親，孛兒只斤和世(1300—1329)，由於宮廷陰謀，被髮配到遙遠的中原西南邊陲——雲南，後來逃到察合臺汗國尋求庇護，在那裡，他被再次召回大元兀魯思。1329年，孛兒只斤和世在即位幾個月之後離奇暴亡(據說可能是被政敵毒死)。正常情況下，妥歡帖睦爾絕對有可能被斬草除根。但從他的父皇經歷來看，蒙古朝廷常以流放發配的方式來懲處精英，而不是立即處以極刑。處於皇權邊緣的妥歡帖睦爾先是被送到高麗西南海岸的一座孤島，接著又被流放到中原南方腹地——靜江(今廣西桂林)，在那裡他開始接觸漢文經典和書畫藝術。1333年，妥歡帖睦爾被召回大都即位。妥歡帖睦爾即位初期為大權在握的蒙古元老貴族所操縱，是一個傀儡小皇帝。妥歡帖睦爾即位之後，汗位爭奪的陰謀就從未停止。直到1340年妥歡帖睦爾年滿20歲，他才獲得統治大權。
妥歡帖睦爾的政治謀略和軍事才能並不出眾，但這不應該成為他數百年來被羞辱和指責的口實。他的可悲之處在於大元兀魯思的政權在他手上瓦解，由此他被列入德行有虧、荒淫無道、加速王朝滅亡的末代皇帝行列，而這又恰好與儒家根深蒂固的史學傳統相吻合。不過，如果想了解統治中原的末代蒙古皇帝、風雲變幻的宮廷政治及東北亞地區的局勢，這種觀念未免太荒唐。
大多數士大夫對妥歡帖睦爾的批評和攻擊，主要集中在這位皇帝狂熱信仰藏傳佛教，德行有虧，政治優柔寡斷。當時，一位官員上書，指責他沉溺於密宗儀式，與喇嘛私交，酒池肉林。據《元史》記載，妥歡帖睦爾沉迷酒色，一些記載從更深層次的精神方面來理解這位皇帝和喇嘛儀式也只是強調他空虛無聊，無能愚蠢。一位喇嘛告訴妥歡帖睦爾，世界的本質就是白駒過隙，所以應寄情藏傳佛教，“陛下雖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另據《元史》記載，密宗儀式屬“房中術”，而妥歡帖睦爾“惟淫戲是樂”。
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1328—1398)在位時期下令編撰《元史》，這不僅是為了記錄過去一段歷史，而且也是向當時的讀者傳遞政治信息。對於羽翼未豐的明朝來說，蒙古朝廷一直是朱元璋統治合法性的政治軍事威脅。朱元璋急於編寫《元史》是出於政治需要，是想強調元朝已經喪失了“天命正統”，《元史》就是天命轉移的證明。這樣，敗壞妥歡帖睦爾的聲譽，和中原史學傳統一拍即合，即通過強調末代皇帝的德行有虧來解釋王朝滅亡和正統喪失的原因。
妥歡帖睦爾對藏傳佛教的深奧思想和豐富的造像藝術感興趣。幾十年前，忽必烈從藏傳佛教尋求守護國家和鞏固統治的力量，而這一傳統被妥歡帖睦爾傳承下來。位於北京北部的著名居庸關默默見證了元末妥歡帖睦爾為鞏固大汗權威和王朝地位而做出的努力。居庸關，建於14世紀30年代中期，當時耗費了巨大人力和錢財。“藏式過街塔，既是其特徵(其頂部的舍利塔結構，今已遺失)，也可能是為了守衛元朝首都北京而設計的四大城門之一。”商旅和軍隊就是穿過這一雕刻四方守衛的典型藏式石拱門，從北方而來，抵達北京。
也許，居庸關最令人津津樂道的地方是六種文字的石刻經文，這六種文字分別是：漢文、畏兀兒文、西夏文、藏文、梵文和八思巴文(蒙文的通用拼音系統)。雖然每種文字的石刻經文在內容上稍有不同，但都強調了蒙古皇帝作為宇宙主宰的神聖性。在蒙文銘文中有這樣一段話：“能者稱汗五臺境……壽長八十，智慧廣。”可見，忽必烈汗被視為文殊菩薩再世。文殊菩薩，傳統上被視為庇右中原的智慧之神。這樣，忽必烈不僅成為以天神般的軍事力量統治中原的蒙古皇帝，而且也成為庇護中原的佛祖化身，總之是宇宙的主宰。
至於妥歡帖睦爾，他與皇太子的關係受到指摘，皇位岌岌可危，王朝日益衰敗。居庸關所反映出來的有關宇宙和政治的複雜信息都在宣告，妥歡帖睦爾與他的光榮祖先一脈相承，他也是宇宙主宰。皇帝作為宇宙主宰的這種傳統是由13世紀西藏智者、朝廷國師——八思巴，以忽必烈的名義最早提出來的，目的是在四面楚歌中，增強首都的超自然防禦力。妥歡帖睦爾對忽必烈有濃厚的興趣。1354年農曆十二月，他下令編織忽必烈像掛毯。另外，妥歡帖睦爾經常在北京舉行忽必烈時期引入的密宗儀式。對此，1354年，妥歡帖睦爾向脫脫，這位帝國的權相，解釋他這麼做的理由：“朕嘗作朵思哥兒好事，迎白傘蓋，遊皇城，實為天下生靈之故，今命喇嘛選僧一百八人，仍作朵思哥兒好事。”
如果說復興大元兀魯思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那麼居庸關就是這個龐大工程的一部分。14世紀40年代，元朝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實施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如1342年恢復科舉考試，編撰金遼兩宋正史，更新法律法規並編輯出版，減免賦稅。所有這些措施都旨在加強皇帝權威，提高皇帝聲望。另外，新政權還恢復了許多重要人物的原來爵位和官職，以消除蒙古貴族內部瀰漫的怨憤情緒。對於這場改革的結果，我們很難一概而論，但這也表明元朝在變幻莫測的挑戰面前，並沒有坐以待斃。事實上，從更大的範圍來看，決定大元兀魯思生存的一個關鍵地區就是遼東，或廣泛地說東北亞。
蒙古帝國治下的遼東
在元代，遼東有“遼河之東”之意，地域遼闊，大致包括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以及西伯利亞東部大部分地區、庫頁島(薩哈林島)等。在這裡，森林蒼莽，河流奔騰(東北有黑龍江、西南有遼河)，沼澤開闊(主要是沿黑龍江)，土壤肥沃，群山連綿。遼東地區以北以漁獵經濟為主，以南地區則盛行農耕文化。在遼東半島，山巒起伏，綿延兩百多里，直到渤海灣。
3世紀初，漢朝滅亡。從此，遼東地區擺脫了中原王朝的控制。接下來一千年，漢人、朝鮮人、契丹人和女真人相繼掌權。契丹遼(947—1125)和女真金曾定都遼陽。遼陽，位於遼河支流太子河南岸。幾百年來，伴隨政治軍事統治的風雲變幻，遼東地區的種族、語言、文化和社會結構日益複雜。方興未艾的征服者，並沒有對當地土著趕盡殺絕。畢竟，後者是值得珍視的勞動力、稅收和潛在軍事支持的來源。通常情況下，新政權拉攏部落首領及其隨從，或更換部落酋長，來統治當地土著人口，都會基本保留部落原有組織結構。
遼陽，作為遼(特別是金)的都城，位於遊牧、農耕、林地的交界地帶。這一地理位置，有力地推進了當地與如高麗、宋朝(960—1279)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同時也影響到契丹人和女真人。遼初，契丹首領阿保機(872—926)為防止女真部勢力壯大，進而威脅自己的統治，把大批女真民戶遷到遼陽以南地區。
在遼、金之後，蒙古帝國開闢了一個新時代。在遼東南部地區，這個被大都、遼陽和開京三座都城所環繞的地區，其政治、經濟、社會和種族經歷了近千年的空前大融合。之前劃定的高麗和金幾代王朝所關切的政治邊界已然失去任何意義。蒙古帝國在遼東南部建立了全新的行政、種族、經濟、社會和軍事秩序，而這一新秩序的建立借鑑了當地的原有模式和結構，而非全盤照搬。
遼東與蒙古帝國治下的東北亞
遼東地區也出現了類似大融合，不過規模更大。在蒙古征服中原之前，中原地區的局勢就已經影響到遼東。遼金時期，遼東地區作為具有較強滲透性的邊境，為當地士人提供了各種接觸中原繪畫藝術、儒家思想、文學創作和行政組織的機會。竺沙雅章發現，對這一地區產生影響的中原佛教和繪畫，並不是來自同時代的宋朝，而是來自宋朝之前的唐朝(618—907)。伴隨蒙古的大統一，以大都為中心，各地出現了行政、教育、宗教和文化機構。遼東也受到大陸文化、草原文化和半島文化的影響。
托馬斯·愛爾森、狄宇宙(Nicola Di Cosmo)二人都認為，在13、14世紀，不同的社會環境中都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經濟、技術、文化和藝術交流，而這種現象的出現絕非偶然。蒙古有意識地通過投資交通和建立商業基礎設施促進了這些交流。蒙古的審美和品位在決定特定物品(如金絲織品)、時尚和人員交流方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當然，事情也並不是偶然的。下文中關於地區大融合的論述並不排除意料之外的後果，不過這些論述會突顯蒙古的需求和目標。
早在13世紀初，蒙古的軍事擴張就深刻地改變了遼東地區。蒙古大草原統一後不久，成吉思汗就在金國邊境開展調查。遼東地區因其“金國之本”的戰略地位很早就成為蒙古進攻的目標之一。蒙古的大規模入侵，特別是1212年和1215年攻陷金國東京遼陽，嚴重削弱了金國對這一地區的統治。飽受統治和壓迫的契丹貴族，與金國不斷摩擦和衝突，並將投靠蒙古視為擺脫女真，獲得更大獨立的手段。在遼東地區，一些女真將領雖然兵力不多，孤立隔絕，但是懷有野心，他們有時也背叛金國，他們當中一位有名的女真將領甚至建立了一個王朝，雖然時間不長。隨著金國統治進入風雨飄搖的末世，地方漢人豪強紛紛投靠蒙古。這樣，蒙古和許多地方集團締結了臨時聯盟。1233年，蒙古結束了這種聯盟關係，在遼東地區確立了軍事統治。
蒙古斷斷續續統治遼東地區的情形，也存在於歐亞大陸的其他地區。一般情況下，蒙古不會立即對被征服地區進行鐵腕統治。換言之，他們不會破壞當地原有治理結構，而是派政治精英前去統治，由此導致統治真空。在這一過程中，一些人獲得了令人豔羨的機會，一些人遭到毀滅性打擊。但對所有人而言，他們幾乎都要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有時，權力(和權威)中心的模糊不明會帶來大範圍的社會暴行和社會崩潰。對於波斯花刺子模王朝崩潰後的情形，喬治·萊恩(George Lane)是這樣描述的：“處於無政府狀態的城邦，被交戰軍隊、打家劫舍的盜匪和爭權奪利的軍閥任意擺佈。”在13世紀初數十年，蒙古粉碎了金國在中原北部地區的政治軍事統治。有人這樣描述當時的情形：“擁兵者萬焉，建侯者萬焉，甲者、戈者、騎者、徒者各萬焉，鳩民者、保家者、聚而為盜賊者又各萬焉，積粟帛、金具、子女以為己有者，斷阡陌，佔屋宅，跨連州郡以為己業者，又各萬焉。”
在這種形勢下，新的精英應運而生。在這些精英中，既有出身各異卻懷有野心的當地漢人，也有在地方嶄露頭角且擁有大批武裝力量的降蒙契丹人和女真人，另外還有成吉思汗的隨侍扈從。直至13世紀中葉，蒙古朝廷才把這些中原北部地區的新精英納入統治軌道。在遼東地區，從金國的有效統治終結到蒙古確立牢固統治約20年期間出現了統治真空。如後面的章節所述，在14世紀中葉成吉思汗政權衰微後，機會、動盪和衝突也隨之出現。
13世紀，蒙古在遼東地區建立了高效暢通的管理體制，旨在穩定地方社會的同時，也控制地方經濟和軍事資源。帝國的其他地區情況也是如此。在遼東地區，蒙古建立了複合管理體制，主要內容包括：一是分封土地、人口給蒙古貴族和主要軍事將領(特別是在13世紀)。其中，成吉思汗的三兄弟及其後裔勢力最大。在13世紀的大部分時間，帝國諸王及其大批代理人不僅成為蒙古控制遼東最重要的勢力，而且在整個帝國扮演了重要角色。二是將遷居的高麗人置於蒙古最重要的高麗同盟者治下，其中洪氏家族和王氏家族最有名。三是設立遼陽行省，負責地方特別是遼東南部地區的行政。下文將闡述蒙古統治遼東地區的上述三方面內容，不過在領土、人口和人員變動方面會重複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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