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29日，是李鑫兒子球球的4歲生日，這是特別的一年，因為每隔4年才會有一個2月29日，球球自打出生以來，這是他過的“第一個生日”。
不過，作為父親，李鑫卻缺席了慶生宴，他在微信中寫道：“只能在打病毒大王的戰場上和球球視頻相見了。”
作為湖南省長沙市中南大學湘雅二醫院的一名血管外科副主任醫師，2月初，李鑫就與醫院的同事們奔赴武漢抗疫一線，這是一隻130餘人組成的龐大隊伍，來自不同科室，上至從業多年的主任、教授，下至剛畢業的護士小姐姐小哥哥，每個人都積極報名，大家覺得這是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
“我的父親一輩子從醫，他對我說，‘去吧，你年富力強，正是出力的時候，能用到你，這是你的榮耀’。他理解這份職業。”李鑫說。
跨過洞庭湖
湖南與湖北，一衣帶水，一江之隔，作為近鄰，在疫情爆發之後，湖南在1月25日就組織了首隻百人醫療隊緊急馳援湖北，此後，一批又一批的醫療隊跨過洞庭湖，奔赴抗疫前線，李鑫就是其中的一員。
2月8日是湘雅二醫院醫療隊動身前往武漢的日子，他們對口援助的是武漢同濟醫院中法新城院區。這一天，在湘雅二醫院外科樓前，幾百人聚在一起拍照留念，上有院領導的鼓勵，下有親朋好友的送別。當所有人上了大巴車，大家才真正意識到，要上戰場了。
一路警車開道，交警們看到馳援的大巴車，都會向他們敬禮，高鐵站也免去安檢，高鐵上的其他乘客幫他們卸載物資。李鑫說，這些細節令他感動。
到達武漢的駐點酒店後，志願者們送上了飯菜，打開一看，竟有湯圓，李鑫這才想起來，2月8日，是元宵節。
與湘雅二醫院醫療隊一道，此時的湖北，已聚集了來自全國各地130多支醫療隊，近1.4萬醫務人員加入救援大軍。截至2月末，這個人數接近4萬人。
2月10日早6點左右，天微微亮，外面下著小雨，李鑫就睡不著了，他有一種要進入高強度工作狀態前慣有的亢奮感，起床洗漱，備好物資，他登上7:20去往同濟大學中法醫院的大巴，此時，路上能看到的幾乎都是載滿醫務人員的大巴車。
李鑫說，他在上崗的第一天，其實有些慌亂。
事實上，早在2月8日，中央指導組就在武漢發出了動員令，打響抗“疫”保衛戰，城區1100多個社區隨即開展拉網式、網格式排查，將排查出的所有確診患者、疑似患者全部集中收治、分類隔離。
經過2天的排查，2月10日，武漢各醫院迎來收治高峰期，湘雅二院醫療隊接手的第一天正趕上這個高峰期。
病人突增、物資繁雜、協調機制未理順，讓這些新來的異鄉醫務者們有些措手不及，李鑫所在的病區是專門收治重症患者的，人們發著燒、面色蒼白、咳嗽、臉上寫滿無助，很多人為了等床位滴米未進，有位老人一進門就癱倒在地，血氧飽和度只有70%。
“當時，我們有7位醫生同時進入病區，在裡面工作了8個小時，其實，最好4～5個小時就換一套防護，但當時太忙了，根本抽不出身。”李鑫說，穿著防護服的8個小時，不僅僅是8個小時，強度相當於醫生日常工作的16個小時。
不過，這種突發狀態很快就過去了，一切步入正軌。
共同的目標
李鑫介紹說，同濟大學中法醫院駐紮了來自全國各個省市的10多個醫療隊，每個醫療隊接管一個病區，全院大概13個病區。
在工作安排上也是“三班倒”，早8：00～16：00、16：00～24：00、24：00～8：00，通常會安排4組醫生來倒這三班。
“在湘雅二院，作為副主任醫師，很多基礎的工作會交給住院醫師和研究生完成，自己主要負責手術和科研等工作。但到了這裡，大家都重新做回了住院醫師，從查房、開醫囑到操作等基礎工作，都需要重新做回來。”李鑫說，這讓他想起早前輪班時的經歷。
李鑫感慨，其實絕大部分醫生此前並沒有穿過三級防護服，即便是醫院裡的感染科醫生，大多數時候也就是二級防護，而穿著這樣的防護服在病房裡走上一圈，總有一種喘不過來氣的感覺。
“我最難受的一次是在病區覺得心前區不適，當天晚上有點心律失常，還連累兩位心內科的同事來探望我，還好休息好了恢復很快。同院的一位教授也曾在隔離區覺得身體不適，好在出來後休息下恢復了過來。”李鑫說。
開始的時候讓醫務人員最頭疼的就是護目鏡的防霧方法，“有一次，我和一位主任在隔離區把49位病人看了一遍，歷時2小時，感覺貼身衣服都汗溼了，眼前一片朦朧，呼吸變得沉重，這位主任更是帶著這樣的視覺條件在隔離區工作了幾個小時。”李鑫說，在護目鏡起霧後，水珠會劃過護目鏡，會留下一道道水痕，他們就是透過水痕的間隙勉強視物。
在這樣的視覺干擾下，醫生要完成查房、配藥等工作，護士還要負責給病人打針、抽血，因為病人連續發燒，血管塌陷再加上護士們視物模糊，所以在病區裡，經常看到一圈護士圍著一個病人抽血。
不過，這也只是抗疫前期的插曲，隨後，醫護和後勤部門都在除霧工作上下了狠功夫，現在已很少再現眼前雲山霧海的情況了。
三級防護的最大挑戰應該就是脫隔離服的時候，因為醫務人員在持續工作了五六個小時後，已經體力嚴重透支，此時，一個恍惚就可能碰到隔離服的最外層，進而接觸到病毒，這不僅危及自己，還會拖累其他同事，“所以，無論再累，脫防護服的時候，都是我們互相監督，最小心、注意力最集中的時候。”李鑫說。
在同濟大學中法醫院，衛計委和院方會定期舉行疑難病例討論和死亡病例討論，這樣的討論通常會吸引百來位醫務人員參與，天南地北的醫生，拿著具體案例互相交流，什麼樣的治療效果好，什麼樣的治療有改善空間。儘管背景不同、專業不同，但目的卻是一致的，就是不斷提高救治率。
一個轉折點
儘管行醫多年，但在抗疫前線還是會讓李鑫覺得震撼，因為那些猝不及防的死亡從未如此集中的在一段時間內發生。
“有一次，我和一位教授一起查房，有位老人說他想早日出院，她的老伴因為新冠肺炎去世了，他要回去料理後事。我們聽後心理沉甸甸的，唯有盡心的安慰他。”李鑫說，或許大家在電視、網絡上看到的死亡只是一串數字，但這些數字背後，都是鮮活生命的消逝。
正如作家北野武說過，災難並不是死了兩萬人或八萬人這樣一件事，而是死了一個人這件事，發生了兩萬次。
但如果因此意志消沉，只百害而無一利。作為醫生，李鑫有自己的心態調節方法，這不僅僅適用於當下，也存在於日常的工作中。
“比如，我在上手術檯前，把病人的情況瞭解清楚後，會反覆對自己確認這臺手術一定會成功，把自己調節到亢奮的狀態，腎上腺素的加速分泌會讓人把事情做得更精細。”李鑫說，所有的醫生，都有自己的狀態調節方式，相信能夠救治病人、能夠戰勝病毒，相信自己不會被感染，即便被感染，也要告訴自己，這個病的治癒率還是非常高的。
“害怕和意志消沉是沒有辦法做好事情的，尤其是對於ICU的醫生來說，他們比我們面臨的心理壓力更大。”李鑫說。
在病區，即便是相對清閒的時候，李鑫也會讓自己忙起來，他整理病人數據、檢查結果、收集和總結，研究臨床表現是否有規律可循，注意力始終聚焦在工作上。
而隨著抗疫進程的推進，已經有越來越多好轉的病人陸續出院，醫生們覺得心裡格外欣慰，因為所有的努力沒有白費。
或許是因為這家醫院的名字帶有“中法”二字，李鑫最近讀起《巴黎聖母院》這本書，其實，他以前也讀過，但從沒留意到書中第5章還有這樣一句話：醫學是夢幻的女兒——引自讓勃利克，公元前四世紀古希臘哲學家。當下這特殊環境下，李鑫對這句話印象深刻，醫學是夢幻嗎？
首先，醫學肯定是實用的，醫療的支持遏制了病情的進展，讓病人逐漸好轉，沒有醫療支持，病情或許會變得更糟。
但與此同時，他也看到很多新冠肺炎患者的痊癒其實是依賴於自身的免疫力，因為直到目前也沒有一種有效的藥物能夠快速徹底的把病毒從患者的身體裡面清除，醫生做的不過是對症支持治療外加精神鼓勵。
“也不知道精神鼓勵與免疫力之間是否正相關，但的確，病人來到醫院和醫生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種心理鼓勵，我們在查房的時候，也會盡最大努力去鼓舞士氣，隨著大家信心的提升，確實會對戰勝病毒起到積極作用。所以，在這個過程中，醫學到底扮演什麼角色？”李鑫說。
無論醫學最終扮演了什麼角色，都是這次疫情中、也是整個和諧社會中不可或缺的一種利他主義的事業。夢幻的女兒是如此美好，值得所有醫務人員、醫學科學家和全社會去努力實現這個充滿希望的夢幻。
李鑫說，其實，很多醫務人員曾因緊張的醫患關係倍感委屈，醫生和一些患者和親屬之間存在誤解和隔閡，李鑫希望，這次疫情或許是醫患關係的一個轉折點，雙方少一些誤解，多一些理解。
在湘雅二院醫護人員居住的酒店，雲南人民送來了玫瑰花，爭芳鬥豔，酒店大堂任取，武漢本地的大廚和湖南醫療隊的後勤隊長親自下廚給這些來自湖南的醫務人員煮了長沙米粉，捐贈米粉的箱子上還寫著“嗦一碗長沙粉，喊一聲病毒滾”。
接送醫務人員的大巴車司機，也是一樣頻率的起早貪晚，但每每見到李鑫他們，都會說聲謝謝，“整個社會都在理解我們，這就足夠了。”李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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