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美洲現已成為公共保健問題常見病這個領域的佼佼者，有些疾病在歐洲彷彿是生活旋律中不可規避的一部分，但在美洲卻能採取謹慎小心的公共措施來避免。有些在英國屬於地方性的或不斷流行的疾病，在美洲常以時疫的形式突然和極為令人注目地對社會構成威脅。公眾對一種疾病的關注，與其說取決於它所造成的實際死亡率，不如說取決於它給公眾造成的印象是否強烈和深刻。
按人口比例來說，天花在美洲白人移民中造成的死亡人數很可能少於英國，但在美洲幾乎毫無例外地是以引人注目的時疫形式出現的。
天花病毒示意圖
17世紀到18世紀天花對歐洲、美洲的危害
在17世紀和18世紀的英國和歐洲大陸，天花是兒童時期的常見病。一個人成年時，幾乎肯定已經與這種疾病有所接觸，要麼是他有抗病能力，要麼是在得病後生存下來，取得了免疫力。因此在歐洲的成年人中，天花不是一種時疫。美洲的情況則不一樣，在歐洲人將此病帶入之前，美洲從未有過天花，因而它在這裡的流行程度遠非那麼廣泛。許多居民度過了兒童時期而沒有得此病症。
在18世紀，許多人不願送孩子去英國接受高等教育，通常是因為害怕染上致命的天花。法國來訪者弗朗西斯·路易·米切爾1702年來到威廉與瑪麗學院時，對於在那裡學習的學生有四十名之多大感驚訝。他了解到，原先將孩子送往英國學習的有錢人家，現在寧可選擇低水平的殖民地教育，而不願冒在英國感染天花的危險。
休·瓊斯牧師在1724年指出，要不是害怕染上通常是致命的天花，更多的美國弗吉尼亞人本來是會受到英國教育的。如果父母們願意冒險一試，讓他們想當牧師的兒子去英國讀書，弗吉尼亞的教會可能就不會形成自己的特點，也不會具有如此的獨立性。
美洲印第安天花患者示意圖
由於天花在美洲印第安人中前所未聞，他們就特別容易受感染。據托馬斯·哈欽森總督後來在他的《歷史》一書中記載，1633年，"天花在馬薩諸塞的印第安人中造成了可怕的浩劫，他們沒有舒適和安逸的生活所需要的一切，死亡人數按比例而言超過英國人。以約翰·薩格摩為首的溫尼西曼特部族，以及以詹姆斯為首的林恩部族幾乎無一倖免"。
甚至到了18世紀，一些以往倖免於天花的美洲印第安部落仍在被這種疾病所消滅，有些部落的死亡人數超過百分之九十。
在美洲白人移民中，天花也主要是一種時疫。天花每隔一段時間，有時整整相隔一代人而席捲一些殖民地，使許許多多成年人得病。它不再是孩童必經的一種磨難，而是突如其來的可怕災禍，整個社會為之癱瘓，正常的商業和行政活動被迫中斷。比較小的社區各種手藝人本來就很缺，失去唯一的木匠或槍械師便使每個人都陷入困難。僅就天花所造成的極高的死亡率這一點甚至還不足以充分衡量它對社會生活所造成的影響。
科頓·馬瑟畫像示意圖
科頓·馬瑟如何加速了18世紀美洲醫學的發展？
公共保健是美洲醫學的重點，新英格蘭提供了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在那裡，組織嚴密的波士頓和清教徒對社會的關心為此設置了舞臺。整個美洲歷史上向疾病開仗的最成功的戰役之一，就發生在18世紀的新英格蘭。醫生、牧師和報界人士公開辯論如何對付天花的問題。
出人意外的是，這出活劇的主角不是別人，竟是一代代自由派歷史學家因不明真相而強烈憎恨的科頓·馬瑟（1663年—1728年）。冷靜的學術研究近來開始消除了把他當作魔鬼的壞名聲，使我們現在能把他視為代表早期新英格蘭科學的潛力和侷限性的一個生動的象徵。
從早年起，科頓·馬瑟就對醫學有興趣。他曾想以此為職業，但哈佛學院沒有這方面的正式課程，他就只好自想辦法，主要依靠自己閱讀。在這一方面，馬瑟的經歷和以後的富蘭克林也很相似。就像富蘭克林關於電的發現那樣，馬瑟的醫學思想幾乎不可能出自一位博學的專業醫生的頭腦。
天花病毒示意圖
眾所周知，英屬美洲殖民地的第一篇醫學著作是由科頓·馬瑟於1724年寫成的。這篇著作名叫《巴瑟斯達守護神》，雖然來自根據《約翰福音》中提到的著名的康復水潭的名稱，但看來卻是由於馬瑟受到了著名自然科學家羅伯特·博伊爾著作的啟發之作。儘管馬瑟和其他一些人就天花和麻疹等題目發表過很多零星的論述，但這篇綜述論文在18世紀並沒有公之於世，雖然很多人都知道有這篇手稿。在他死後的十多年裡，他的兒子塞繆爾竭盡全力想使它出版。
馬瑟的清教神學觀點可能加強了他對研究疾病的興趣，這種觀點強調原罪和隱秘的人性兩重性。馬瑟的清教神學以一種迂迴方式加速了美洲醫學的發展，它甚至可能幫助了美洲醫學實踐從博學的歐洲同行的教條主義中解脫出來。至少對馬瑟來說，這種思想上的聯繫是十分明顯的。
馬瑟的著作成了對美洲各類醫學疾病的全面考察。在建議其出版的意見中，有一種稱它是"人類常見疾患的大綱：首先，它賦予我們虔誠的情感，喚起病人心嚮往之，擺脫纏身的病魔；其次，它廣為收集了各種簡單明瞭、卓有成效和業經驗證的治病方法"。
這本書並沒有宣稱具有獨創性。馬瑟解釋說："人們不應期待，像我們這樣仍然處在襁褓之中的殖民地，在搖籃裡仍然有眾多毒蛇要剪除的時候，會有機會產生很多聰穎的數學家，或讓他們有什麼閒工夫去作出特別的創造和驚人的偉業。"但是，馬瑟這一番話對他自己並不公道，因為就憑寫成這本書和其中的重點而言，他已置身於他的時代中最先進的醫學研究者的行列。對疾病分門別類的思想，在海外才剛剛起步。
天花患者示意圖
16世紀中葉以前，歐洲醫學人士的首要考慮一直是"系統的一般狀況"，各種疾病都被認為是"系統"的變態而已。只是到文藝復興時期出現了巴拉賽爾蘇斯的著作，人們才重新嚴肅地思考這樣一種觀點，即疾病有多種多樣，各種疾病都有各自的原因和治療方法。
在17世紀，英國醫生西德納姆堅持認為，疾病可能像植物和動物一樣各各不同，因此必須進行詳盡的考察和分類。到1700年止，人們所知的特用藥物僅有兩種，即取自金雞納樹皮的抗瘧藥奎寧和醫治梅毒的水銀，醫學進展的速度之慢由此可見一斑。就是這兩種藥物，也恐怕是直接來自民間藥方。
馬瑟的《巴瑟斯達守護神》，表述了一種許多科班出身的歐洲醫生前所未聞的經驗主義觀點。該書表明，他的興趣主要不在追究疾病的"原因"，而在尋求如何治療。書中有許多被他稱為療效顯著和業經多次驗證的治療方法。在專門闡述醫生們的"不可靠性和矛盾性"的一章裡，他把有學問的醫生為肺癆所開的相互矛盾的藥方作為例證以闡明他們的隨心所欲和異想天開。馬瑟解釋說："我們在這裡不管醫生們對這一疾病的原因是如何各執一詞、莫衷一是，我們只是看他們的治療方法如何不同。"
醫學接種示意圖
18世紀初“接種法”為何遭到博學醫生反對？
馬瑟切望能找到一種方法，來拯救新英格蘭人民免遭天花的戕害。他在1714年的《倫敦皇家學會學報》上讀到的一篇東西燃起了他心頭的希望。這是一位土耳其醫生寫的一封信，其中敘述了"接種"，即有意識地用天花病人身上的膿液使一個健康的人感染，通常會產生程度輕微的天花，由此痊癒的病人，從此對天花有了免疫力。於是馬瑟揮筆給倫敦的一位醫生寫信說：
為何這種方法在英國如同石沉大海，無人試驗，也無人傳揚？成千上萬的人願拿出成千上萬鎊金錢，一勞永逸地驅除這可怕的疾病的危險和恐怖。我懇求您，先生，開始行動，拯救比西德納姆醫生所拯救的還要多的生命。就我自己來說，要是在我有生之年看到天花再度侵入我們的城市，我將立即與醫生們磋商，實施這個可望產生喜悅結果的方法。但是，如果我們有幸得知您率先行動，那將使我們受到多大的鼓舞！
1721年4月，馬瑟終於得到了這個機會，當時一艘來自西印度群島的船隻將天花時疫帶進了波士頓。此後數十年中發生的事件，更加鮮明地對照出醫學發展機會在大西洋兩岸是何等不同。也是在那一年，倫敦發生了不同尋常的天花流行。從土耳其學得了接種方法的愛趕時髦的瑪麗·沃特利·蒙塔古夫人費盡口舌，總算說服國王喬治一世讓他的兩個孫女接種。儘管有王室做榜樣但響應者寥寥，整個倫敦只有二十餘人零零星星分散地做了接種；但在發生了兩例死亡後，公眾的反對趨於強烈，醫學界則從中推波助瀾，接種試驗在英國便暫告中止。
接種示意圖
不久，接種又在這個國家的一些地方恢復，接種的人數也不少；然而，在任何一個社區，接種的人數都不足以得出結論，肯定或否認接種技術作為一項公共保健措施的價值。倫敦是一個無計劃擴展中的城市，天花在這裡始終存在，這兒不是進行試驗的理想場所。直到1752年，當嚴重的天花時疫席捲倫敦，公眾的注意力集中到這個問題上時，接種才有了較大的進展。而這個時候，美洲取得的成就（在英國已廣為宣傳）早已成了舊聞。
美洲在防治天花方面的進展始於1721年6月初。當時，馬瑟公開呼籲波士頓的醫生試行接種預防，以保護當地人民。他的呼籲激起了激烈的爭論。總的來說，波士頓博學的醫生們反對進行接種試驗，他們的不滿是可以理解的：對醫術一竅不通的門外漢竟然對他們指手畫腳，而要求他們採用的技術又是從"穆罕默德的徒子徒孫們"那裡搬來的。他們也確有實際的理由反對這樣做，因為當時的接種方法還很粗糙，實際上很可能擴散天花。
接種示意圖
但是，他們反對接種主要是以神學觀點為依據的。他們說，接種"過於信賴人們所外加的、毫無根據的圖謀，而忽視了我們的護衛者所確定的正常的自然進程"，因而違背了"上帝的旨意"。一份剛由詹姆斯·富蘭克林在其弟本傑明·富蘭克林幫助下辦起的報紙《新英格蘭報》，遵循殖民地時期報紙的保守主義傳統，也攻擊馬瑟的聳人聽聞的新花招。
但是，許多牧師聲援馬瑟，要求給接種以正當的試驗機會。雙方以感情衝動、語詞尖刻的小冊子進行論戰，馬瑟本人就寫了六、七本這類小冊子。公眾輿論真正達到了爆炸的程度：十一月間，一枚炸彈扔進了馬瑟的寓所。
每個人都同意，天花的防治是一個事關公眾的問題。儘管面臨強烈的反對，儘管面對城鎮行政當局的禁令和天意報復的威脅，扎布迪爾·博伊斯頓在馬瑟及其教界追隨者的支持下，設法在天花流行時期的波士頓做了一些接種。接受接種的人數已足以提供有統計意義的證據，它表明接種可能引起的死亡危險小於自然感染造成的危險。
天花接種示意圖
“接種”何以又成為了治療天花的防禦措施？
接種法在後來能夠成為治療天花的防病措施，主要是因為天花患者在經過接種後，死亡率大大降低，這就是“接種”成為天花的防病措施的原因。
1722年3月，在天花流行高峰過去後，馬瑟向在倫敦的皇家學會秘書長指出，在波士頓接受接種的近三百人中，僅有五、六人死亡（而且這幾個人有可能在接種前已自然感染天花），而在自然地感染上天花的五千餘人中，死亡者將近九百人。
這就是說，人們因為在普通的感染中得到天花而死亡的可能性，大約是經過接種後喪生者的九倍。鑑於在時疫流行時大約有一半左右的波士頓人口得過天花，因而從整個社區的角度看，還是很值得冒接種的風險的。
波士頓這些統計數字的彙集是公共保健方面的開創性工作，是對這麼一種醫學問題進行計量分析的最早嘗試之一。它們後來證明具有重大意義，接種由此被確立為一種防禦措施。
天花接種示意圖
馬瑟在接種方面的實際成就，比任何一個事實都更清楚地說明，天花最後是能被征服的。同時，這打開了人們對其他疾病可治癒性的思路。道格拉斯博士本人也來為美洲經驗主義氣氛的強大力量作證；到1729年至1730年間波士頓發生了由愛爾蘭傳入的另一次天花流行時，他和他的大多數同行已經相信，只要適當地控制，接種大有好處。他們也確實還為自己的病人施行了接種。
1755年，道格拉斯宣佈接種的危險只有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而且還可進一步降低。他說："我真有點莫名其妙，為何在我們的母國大不列顛至今仍很少施行接種，尤其是考慮到在我們的殖民地或種植園，特別是在波士頓、紐約、費城和南卡羅來納的查爾斯頓已經相當成功地施行了接種。"
波士頓試驗的影響遍及各個殖民地。1738年初，當一艘來自非洲的船隻將天花時疫帶進地廣人稀的南卡羅來納殖民地時，這裡已有近三十年沒有受到天花襲擊。詹姆斯·基爾帕特里克博士和他的同行們立即大規模地施行接種。在當時大約有五千居民的查爾斯頓，一位醫生估計，他一個人就親手為四百五十個人做了接種。在時疫逐漸平息之前，約有一千人接受了接種。
根據基爾帕特里克博士的敘述，受接種者的死亡率大約是百分之一，這與受自然感染者的死亡率相比實在是微乎其微。在接種法被確立為美洲醫學的一種慣例的過程中，強烈的即使有些粗糙的經驗主義傾向、對理論的漠視和對效果的強調起了決定作用。人們經常運用基爾帕特里克的宣傳小冊子中這麼一種令人將信將疑的邏輯："除了這個方法真正成功這一事實，沒有任何東西能使它沿用至今。"
但是，他要醫生們謹防"先天存在的淺薄和後天獲致的糊塗"，以免因此而閉眼不看明顯的成效，這個告誡是很有道理的。美洲的醫學實踐具有一種自覺的連續性；例如，基爾帕特里克仔細地提供了關於1721年波士頓天花流行期間早期的接種成功率的統計圖表。
天花接種示意圖
但與此同時，接種法似乎與人的常識牴觸。基爾帕特里克說："用投入疾病懷抱來防止疾病這一新奇辦法，一開始自然很少有受歡迎的可能。"而且，當公眾和醫生們的恐懼又有英國那邊的"權威觀點"作依據時，它們就更不容易被克服。幾乎每一個殖民地都曾在某一段時間裡禁止施行接種法，但這樣的法律並未堅持下去。
到1760年，美洲各殖民地已開始對施行接種作出具體的規定，而不再是明令禁止；到1775年，至少在中部和南方的殖民地，法律只是旨在規定合理的安全措施，防止由接種而引起的疾病蔓延。甚至在法律全面禁止接種的新英格蘭，禁令在天花流行時也暫停實施，以便接種得以進行。1774年9月，當大陸會議在費城開會時，該城的醫生同意在會議期間停止接種，"因為參加會議的幾位北方和南方代表據信尚未得過該病"。
美國獨立戰爭初期，軍隊的流動使天花傳遍了各個殖民地。按照美軍總醫務官約翰·摩根博士的建議，喬治·華盛頓將軍命令全軍實施接種。接種在專門為此目的設立的醫院裡進行。這樣大規模的接種，大概是到那時為止的範圍最廣泛的一次接種試驗。當1792年天花再度侵襲波士頓時，它的二萬居民中已有近半數受過接種。
天花接種示意圖
結語
在美洲殖民地時代結束之前，天花的威脅在美洲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控制。天花流行已不那麼頻繁，也不再激起那樣強烈的恐怖。美洲取得的實際成功還有著更大的意義：它為大洋兩岸對這種疾病開戰的下一步行動作了思想準備。18世紀末期，當英國醫學家愛德華·詹納在發現“種牛痘”時，對於理論上的自相矛盾之點感到害怕的人已不像以前那麼多了。1799年3月，在詹納作出發現和本傑明·沃特豪斯向美國報刊《哥倫比亞衛士報》報道這一發現後的十來年裡，種痘在美國十分普遍。美國州政府開始對此提供補貼，國會則授權聯邦疫苗署以免付郵資的方式向美國任何地方運送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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