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民国作家萧红，人们津津乐道的，往往是她的情事。但我们回望萧红短暂的一生，会发觉她的情感经历其实刻有很深的时代烙印，在她所经历的年代里，女性普遍遵循“三从四德”的固有观念，而萧红却是少有的挣脱封建枷锁和突破束缚樊囿的勇敢女性，由于她的文学天赋，更由于她的执着与勤奋，终使她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星空里一颗璀璨的星座。
萧红，原名张廼莹，1911年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其生母虽出生地主家庭，却恪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信条，坚决不让女儿走进学校的大门，9岁那年，生母去世，在萧红的再三央求下，父亲才让她入附近的龙王庙小学就读，1927年暑假结束时，对于是否到哈尔滨读中学，萧红与父亲产生了分歧，父亲张庭举虽然是当地知名教育人士，但他强烈反对女儿上中学，原因有二，其一：父母已经帮萧红选好了未婚夫，即呼兰保安团长之子汪恩甲。其二：父母也担心其不受束缚、自由泼辣的性格会生出什么事端。萧红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恫吓家人，如果不能升学，将出家当修女，张庭举唯恐这话传到未婚夫父亲耳中，有损体面，最终作暂时的屈服。
在哈尔滨女子中学读书期间，萧红初步显现了她的写作才华和异于常人的思维方式，她的诗歌与作文常在校刊和黑板报上发表。初中毕业时的美术课题为“劳动者的思物”考试上，美术老师在教室里布置了好几组静物写生的题材，有蔬菜、瓜果、花卉等，而萧红却从外面搬来一块石头，借来了老更夫的烟袋与烟荷包，意思为“劳动者干活累了，坐下来抽袋烟休息一会”，创造了她具有独持风格的作品，表达了其与众不同的思想情感。
萧红入学时，班上有四十名同学，但许多同学没等毕业就结婚了，所以到毕业时仅剩下一半左右。而初中时代对萧红打击最大的则是“保护伞”祖父张维祯的去世，这就意味着再婚后的父亲对她的父权的进一步强化，而就萧红的性格而言，唯一应对的也只有反抗，当时留给萧红的只有一条路——结婚。据萧红当时的同学回忆，萧红并不排斥父辈为她选定的汪恩甲，两人在中学时代还有书信往来，萧红甚至还为汪恩甲织过毛衣。临近毕业时，萧红萌生了读高一级学校的念头，这似乎是其与父亲进一步对立的导火索，而恰在此时，陆哲舜出现在萧红的生活中，陆哲舜与萧红是出了五服的姑表兄妹的转折亲，当时在哈尔滨东省特别区区立政法大学就读，见到萧红时，陆顿生爱慕之情，但当时其已有妻室，但他丝毫不顾及这些，极为鼓动萧红和他一起去北平读书，这正好暗合了萧红读书的愿望，于是他先从政法大学退学，于1930年4月就读于北京的中国大学，为萧红来北京作准备，随后萧红瞒着家人出逃至北京，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与陆哲舜先在西京畿道的一所公寓居住，后又搬到二龙坑西巷的一座小院里。在北平的这段时光，虽然短暂，但对萧红来说却是一种美好的记忆，然而有时命运会故意捉弄人，北京这段短暂的求学生涯，却是萧红梦魇的开始，用家人世俗的眼光来看，她和陆哲舜的上学是不折不扣的“私奔”和“同居”，陆、张二家先后中断了两人的生活费用，冬天没有衣服御寒，陆哲舜的朋友李洁吾看不下去，便设法弄来二十元钱给他们，萧红才得以买了件棉毛衫过冬。迫于家庭的压力，陆哲舜最终选择屈服，1931年1月，被迫回到呼兰的萧红被父亲软禁，这时的张庭举由于教女无方，被解除了教育厅秘书的职位，所以对女儿的态度是可想而知的，一个月后，萧红又逃脱回到北京，这次的北京之行注定没有结果，因为没有经济来源，根本无法在北京立足，不久，未婚夫也追到北京，四月份，萧红跟随汪恩甲回到了哈尔滨，住进了位于傅家甸的东兴顺旅馆，不久，萧红怀孕，后来汪恩甲回家取钱被扣，萧红等急了就到汪家去找，遭到汪家人的谩骂，汪恩甲的哥哥要求汪恩甲和萧红离婚，而萧红便找律师状告汪的哥哥替弟休妻，但开庭时，汪恩甲由于不忍哥哥受到法律处分，说自己想离婚，于是法庭当庭判定离婚，这一消息在呼兰不胫而走，萧红继母梁氏无地自容，带着萧红异母弟妹回了老宅，外祖母认为萧红给张家抹了黑，对萧红严加责备。这时的萧红应该是一生中最为孤独无助的时候，一方面有家不能回，另一方面汪家对腹中胎儿也不能认可，万般无耐之中，萧红在同学家借宿几日后，还是找了汪恩甲，这时的汪恩甲虽然对萧红也有感情，但经济上不能独立，最后在欠下旅馆房费的情况下不辞而别，抛下萧红被旅馆老板扣在房间失去自由，萧红把自己的窘境写信给《国际协报》，希望能得到帮助，《国际协报》派舒群、萧军等青年作家前去营救，因萧红曾读过萧军的作品，于是对他顿生好感。不久，松花江突发洪水，旅馆的一楼都被淹，萧军用船把被困二楼的萧红救出。萧红得救后，暂时居住在《国际协报》编辑裴馨园在阜头区街的家中，不久，她在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产下一名女婴，她将孩子送人以抵住院费。之后，萧红与萧军开始了同居生活，在左翼作家们的影响下，萧红也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萧红和萧军合著的短篇小说集《跋涉》于1933年10月出版，这标志着萧红的创作水平达到一定的高度，由于作品中有抗日情节，小说出版不久就被禁，这也直接导致作者的出逃，他们一路到大连，之后乘船到青岛，他们在青岛有过短暂的停留，萧红在青岛完成了《生死场》的写作，萧军也完成了《八月的乡村》的初稿，随后他们又到了上海，希望能得到鲁迅的指点，在等待鲁迅见面的时间里，他们的生活陷入困顿，无计可施的萧军写信给鲁迅借钱，但那段时间鲁迅也高烧不断，给他们的回信也是在低烧状态下写成的，1934年11月30日，鲁迅在身体尚未痊愈的情况下同他们见了面，二萧将稿件给了鲁迅，并向鲁迅借了二十元钱，此后鲁迅认真阅续了他们的两个长篇，并为他们联系出版商岀版，但由于小说的抗日情节以及作者的左联背景，所以审核没有通过。
由于《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出版受阻，萧军建议由叶紫、萧红、萧军三人创办奴隶社，秘密自费非法将《生死场》、《八月的乡村》和叶紫的小说集《丰收》作为奴隶丛书出版，这一建议得到鲁迅的认可。这些作品出版后，《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销量不错，其中《生死场》由于是鲁迅作序，胡风写的后记，到1936年底已经岀版了第六版。
小说的畅销使萧红与萧军的声名鹊起，但随之而来的是他们之间的裂痕也日益显现，其时他们在东北认识的陈娟来到上海，在哈尔滨时，陈娟与萧军的交往很是开放，那时就搅乱了萧红的心情，这回竟然又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再次接近萧军，这使萧红在感情上很难接受。1936年7月，萧红赴日留学，这应该是二萧感情疏远的开始，虽然他们之间还时常通信，这只说明他们之间感情的纽带依然维系着，其实已经脆弱不堪。
鲁迅的病逝给在日本的萧红无疑是沉重打击，这之后她已无心写作，1937年1月回国，同萧军分别半年多，感情并没有好转的迹象，相反，嫌隙日益增多，在萧红留学期间，萧军出轨好友黄源之妻许粤华，并致其怀孕，在萧红看来，这是无法谅解的过错，这也可能是萧红最终决定离开萧军的重要原因，由于抗战形势日益严峻，9月初，二萧离开上海，10月抵达武昌，在武昌时，萧红和萧军大部分时间居住在作家蒋锡金的寓所里，在此期间，二萧结识了端木蕻良，在彼此交往中，萧红对端木有了好感，两人在一些问题上也有相同的看法，当然两人的关系仅停留在朋友层面。当时几个文友在一起生活，萧红承担烧饭洗衣的角色，有一天她对蒋锡金说，她准备写个长篇，不久，她就把小说的开头的草稿给蒋锡金看，这便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呼兰河传》的前两章，当然，这部小说的问世并不是一帆风顺，由于抗战形势的严峻，萧红被迫离开武汉，其时她已经和萧军分手，在怀有萧军孩子的情况下于1938年5月与端木结婚。
萧红在结婚不久就跟随端木去了重庆。在重庆，萧红也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先后搬家六次，她同端木的生活并不幸福，端木的另类与冷漠使她难以适应，端木甚至在朋友面前否认他结婚的事实，1939年冬萧红搬进秉庄的教授宿舍，过上了相对稳定的生活，雾都的冬季虽然和呼兰的冬季不可同日而语，教授宿舍简陋而相对平静的生活环境，使萧红的思绪又回到了雪花纷飞的故乡，在故乡的童年时光里所看到听到的斑澜世界，化作文字被作者倾诉于笔端。1940年1月，为躲避日军频繁的轰炸，萧红与端木飞往香港，在香港，萧红终于在与病魔的抗争中完成了《呼兰河传》的手稿，并于1940年9月开始在《星岛日报》副刊连载。1942年1月22日，萧红病逝于香港，虽然有太多的不甘，一代才女终于在人生的凄风苦雨中走向了生命的终点。
在萧红的毕生创作中，《呼兰河传》无疑是其代表作，萧红打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和散文之间的边缘文体，并以其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式、非情节化的结构，形成了有独特个性的小说语境。
小说除尾声外，分为七个章节，其中第一、第二和第四章节基本没有贯连的情节和人物，其余四个章节分别写祖父、团圆媳妇、有二伯和冯歪嘴子。七个章节相对独立，每个章节都是类似精美的散文，茅盾曾对《呼兰河传》有过这样的评价：“《呼兰河传》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如果仅从小说的结构来讲，《呼兰河传》也许并不算完美，但从小说的叙事风格来讲，这部小说却有自身独特的魅力，萧红以其独特的语言，以及根植于心灵深处的对故土的深切眷恋，使这部自传体小说充满了人世间童年的欢乐、亲情的交融与裂变、底层民众的痛苦、忧伤、无耐以及愚昧与盲从。小说开篇扑面而来就是北国的冰雪世界，作者之所以把冬季放在呼兰河四季更替之首来描写，除了北方的冬季自然占有重要位置之外，更重要的是冬季所本身所具有的震撼力。东二道街的大泥坑、扎彩铺，小胡同里卖麻花的场景以及晚饭后的火烧云是作者不惜笔墨详写的故乡元素，对火烧云的色彩斑澜和变幻莫测的描写，显然是作者细致观察的结果。随后对跳大神的描写显然为后面团圆媳妇的悲惨境遇作铺垫的，七月十五的盂兰会，人们在呼兰河上放河灯以寄托对逝者的哀思，这节有段这样形象的描写：“黃昏时候的七月，火烧云刚刚落下去，街道发着微微的白光，嘁嘁喳喳，把往日的寂静都冲散了，个个、都活起来，好像这里城里发生了大火，人们都赶去救火的样子……，大概从阴间到阳间的这一条路，非常之黑，若没有灯是看不见路的”。
在人物的叙事上，作者注重细节的描写，祖父之所以是“我”的精神支柱，除了祖父对“我”的慈爱之外，某种程度上还体现在祖母的冷漠（用针刺“我”手指），母亲的恶言恶色，父亲的绝情（在祖母去世时踢翻戴着酱缸帽的“我”），使“我”有了这样的结论“就这样一天一天的，祖父、后园、我，这三样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了”。
相对而言，有二伯和冯歪嘴子的叙事，更多地体现在性格的刻画上，有二伯性情古怪，他喜欢和狗谈天，和砖头说话，和人说话时却常常不得要领，他还偷东西，如偷锡火锅，大铜钱，烟袋嘴……，他还上演“上吊”和“跳井”的把戏。冯歪嘴子是磨倌，他打着梆子，半夜半夜的打，一夜一夜的打，他还喝酒、拉胡琴、唱唱本、摇风车，有一天冯歪嘴子的坑上睡着一个女人，被窝里还有一个孩子，对于王家大姑娘嫁冯歪嘴子，大家不理解，原先大家一致认为她是兴家立业的好手，但王家姑娘在生第二个孩子时死后，她却成为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孤魂野鬼，女人一死，大家都以为冯歪嘴子会上吊或自刎，但出乎意料，冯歪嘴子没有感到绝望，他照常活在世界上，他照常担着他那份责任。
小说对团圆媳妇的描写自然是重点，作者大多采用侧面描写，一个死了母亲的十二岁姑娘，嫁给胡家作媳妇，但没过几天，就被婆婆毒打，左右邻居说早就该打，因为那姑娘一点儿也不害羞，坐在那儿笔直，走起路来风快，而且饭量很大。自诩面善心慈的婆婆在井边饮马时对周三奶奶说：“你拧她大腿，她咬你，再不然，她就说她回家”，无耐婆婆只好用烧红的烙铁烫她的脚心，刚开始哭，后来不哭了，为了给媳妇治病，在心甘情愿被“云游真人”骗去五十吊钱后，婆婆又把大神请到家，团圆媳妇被当众脱光衣服在热水里烫了三次，几次昏厥之后，先是睡了一夜大辫子掉了下来，于是邻人都说“老胡家那一团圆媳妇一定是个小妖怪”，还没过几天，那个黑忽忽的，笑呵呵的小团圆媳妇就死了，据说她的灵魂来到了东大桥下，变成了一只很大的白兔，隔三差五的就到桥下来哭。
应该说，萧红的这部小说，反映的是十九世纪初东北小城的社会现状，一定程度上说也是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而这部小说发表时恰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时期，《呼兰河传》的出版遭到左翼作家的普遍批评，由于小说里缺乏抗日元素，同中国作家在当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相去甚远，胡风是坚定的革命者，同萧军萧红有很深的友谊，他也是首先对萧红这部作品提出批评的左翼作家之一，而石怀迟的批评更直接：“她已经与现实脱了节，这个惊天动地的民族解放事业对她已经陌生了，她的现实创作源泉已经枯竭，甚至连知识分子对于时代的心灵的搏动也无法琢磨，她堕落在灰白的空虚的生活的泥淖。”现在看来，这些批评虽然基于当时抗战的大势，但这样苛求一位作家也有失公允，现实中的萧红，其实在创作的方向上虽然有过犹豫，但面对国家的现状并非无动于衷，在香港时她也写过一部有关抗战的小说，主要以华岗、葛琴和邵荃麟的经历作为蓝本，但小说没有完成，手稿也在她死后遗失。在武汉时，萧红与萧军、端木及蒋锡金等喝酒时也畅谈如何写出最有战斗力的作品，号召人民起来，狠狠打击侵略者。但在1938年春成立的“中华全国抗敌协会”（也称全国文协）时，在随后公布的发起人名单中，却没有萧红，可见她对政治活动已经没有了早年的狂热，后来萧红也曾公开提出：“作家不属于某个阶级，作家是属于人类的”，所以说，左翼作家所提倡的阶级意识与激进思想并不是萧红的写作重心，她选择“自由写作”作为自己写作方面的追求方向，她倾尽一生都在与束缚与枷锁对抗，离家出走和爱情都不能真正拯救她，只有在写作中，萧红获得了自由，找到了生存的价值，因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当萧红提起笔的那一刻，她一生的悲欢离合都促成了她在写作上的自由。
同萧红写作的坎坷经历相比，她的情感经历似乎更使她痛彻心扉，她同汪恩甲短暂的结合是她永远的梦魇，在她的笔下对这段经历一直违莫如深。她与萧军共同走过的那段旅程，无疑是她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她爱萧军，但萧军不能给她婚姻，在萧军的意识里，他需要一个服从于他的知识女性，但萧红个性太强，不会任其摆布，萧军曾说过：“她单纯，淳厚，倔犟，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萧军形容当时两人的关系“如两个刺猬在一起，太靠近了，就要彼此刺得发痛，远了又感到孤单”。萧红曾这样说：“我爱三郎，可是我却像他手里的一根火柴，他轻轻一划，我变亮发热，可是我很快变成了灰烬，于是三郎又当着我的面划另一根火柴”，基于他们的现状，萧红的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她想离开萧军，但她总感到有一根无形的绳索把她往回拽，她又离不开，她就这样反反复复纠缠，在爱与不爱之间。她到日本留学，可能是另一种尝试的开始，半年多的分别，也许给了她新的勇气，1937年4月，萧红有过一次短暂的北京之行，这次远行，她抱有某种朦胧的愿望，在此之前，她也曾有两次北京之行，第一次，她是为了求学，同陆哲舜有同居之名没有同居之实，当然陆哲舜自然另有所图，有一次萧红把陆哲舜的企图写在纸上给李洁吾看，李洁吾当场把陆哲舜臭骂一顿，可见当时李洁吾在萧红心目中的位置。第二次北京之行，萧红其实是想寻求李洁吾的帮助来继续读书，但李洁吾自身贫寒，根本无能为力。第三次北京之行，萧红自然还是去找李洁吾，其时的李洁吾已大学毕业，在孔德小学任教，他母亲带着他两个年幼的妹妹和为他相中的未婚妻，来北京投奔他，李洁吾年幼丧父，由于“孝”的缘故，听从母亲的安排，同那姑娘结了婚并生了一个女孩。萧红通过多方打听才找到李洁吾，他们两人是牵着手走进院子的，萧红进屋脱掉大衣，疾步走向李洁吾，扑向他的怀里拥抱在一起，这应该是积聚已久情感的瞬间释放，李洁吾吓了一跳，其妻子为此还赌气回了娘家。其实这次北京之行萧红已经找到答案，她同李洁吾只是茫茫人海中匆匆邂逅的过客，虽然彼此倾慕，但现实犹如一堵无法逾越的墙横亘在他们之间，但又有谁能理解此时萧红那颗破碎而无助的心呢？
对于萧红的情事，现在网络上有许多猜测，有人甚至把鲁迅和骆宾基也拉了进来，这种博人眼球的臆断不足取，其实萧红的感情经历并不复杂，她一生真正爱过的人是萧军，而严格意义上的婚姻却只给了端木蕻良，仅此而已。
从某种程度上讲，萧红是幸运的，因为在其创作的道路上，得到了鲁迅、茅盾、胡风等名家的指点与帮助，但同时，她又是不幸的，生活的挫折使其身心俱疲，积郁成疾，在其事业的巅峰时刻，病魔夺去了她的生命，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史册上，将永运留下那缕寂寞与孤独的生命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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