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汝愚先生是當代著名的花鳥畫家。在近60年的藝術生涯中，作為花鳥畫家，他工寫兼能，畫遍了大地上的草木蟲魚、飛禽走獸。
將現代彩墨畫融中國畫、壁畫、民間美術和西方現代藝術於一爐，生活氣息濃厚，個人風格突出。是第一批巴蜀畫派卓越成就代表人物。
郭汝愚：字智光，號芝瑜、蜀山，1941年出生於成都郫縣，1961年畢業於成都美術學校。
在中國畫家的生涯上，他兼修青綠與水墨、工筆與寫意，既畫花鳥、木石，又畫山水、人物，乃至於街市、屋宇、舟車、畜獸等，無不嘗試，無不日益精進。
早年，郭汝愚系統鑽研過素描、色彩，練就了過硬的造型功夫，掌握了水粉、水彩、油畫等西洋畫技法，並對西畫創作進行過系統的嘗試。他不排斥西方繪畫的影響，但他的畫始終遵循中國繪畫傳統的文脈。這麼多年來，他從西方走到東方，從傳統走到現代，終於能在傳統與現代之間自由來往。
郭汝愚：形與神的問題
中國傳統繪畫自古以來就是遵循這個哲學思想發展的，無論多麼寫實的手法，都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不會對真實生活作簡單的模仿表現，所以中國畫有山水畫、花鳥畫的產生，若與西方的風景、靜物畫相比較，我們的祖先就高明得太多了。
當照相機出現以後，西方畫家哀嘆“飯碗”將被打破，而當時的中國畫家認為照相與繪畫毫不相干，所以中國畫家並未因照相機的出現而被改變畫風，而西畫家則從極端的寫實走向了極端的抽象，形成了觀念性藝術。
當今有些畫家過份依賴攝影，只是作照片的加工，重技術，輕精神境界，本末倒置。這類“創作”比較簡單，學一點技術即可，在各藝術院校頗為常見。
郭汝愚：師造化
生活是創作的源泉，已不容置疑，但如何獲取生活之源則是另一問題，舊時中國畫家的寫生主要靠默寫。
這一方面是因為藝術觀念的不同，畫家需保持生活真實與藝術美的距離，另一方面與中國繪畫追求格調、意境，甚至於禪意有關，舊學對記憶的訓練也起到相當大的作用，我幼時曾見私塾學生背書，任老師抽背，一背就是幾天，記憶力十分驚人。
古時給帝王、皇后畫像都是觀察後回家作畫，沒有讓帝、後端坐讓你細看的。西畫傳入中國後，所有一切皆要求對實物寫生，讓畫家失掉自性，不能中得心源一味求生活真實，全中國藝術院校培養的學生表現方法都一個樣，有的雖是寫生高手，進入創作就沒有抓拿了。
陳子莊先生等國學底子深厚的畫家也寫生，水平極高，但他是經過了消化後按自己的藝術觀念而表現的寫生，不是對自然的描摹，在作畫時也絕不依賴寫生稿，現在有一些畫家也走這樣的路，他們衝破了學院體系的藩籬，他們的寫生方式如唐吳道子所說的一樣：“臣無粉本，並記在心”。確實，這樣的畫家的作品就要高明得多，他們強化了意趣的存在，個人藝術語言的表達。
藝術的發展是有階段性的，是逐步發展的，中國畫自鴉片戰爭以後，經歷了無數次變化，受到多方面的衝擊，那些年國力很弱，康有為、徐悲鴻等把改造中國畫看成是救國，建國後一些極左份子當權的江豐等人把國畫與封建主義聯繫起來，一併打倒，美術院校全盤“蘇聯化”，醫學院沒有中醫的地位，音樂學院取消了國樂，後來恢復也淪落為“民間音樂”，體育更為可憐，國術只在民間當有流傳。
改革開放之後，傳統文化中最有生命力的國畫煥發了新春，這時所受到的衝擊多數出於自身，畫家們在一遍咒罵聲中不知所措，盲目的捲入不成熟的口號當中，怕被人譏笑不新，傳統，捨而玩命。
隨著經濟的發展，認識的提高，藝術市場一陣喧譁之後，中國畫仍是收藏界的主選，畫家們從迷茫中走出來，再也聽不到中國畫窮途末路的怪論，也見不到高喊與世界接軌的無知。畫界、收藏界、理論界都在作進一步思考。
當我們梳理近幾十年中國畫的現狀，模糊的線條慢慢清晰了，我們逐步強盛的中國,本民族文化應該得到應有的尊重，弱國無文化現象已一去不復返，當然多年來理論界的混沌狀態，國學知識的潰乏，嚴重影響對藝術的認知，還會干擾藝術的正常發展。
讀懂中國畫是需要修養的，讀懂好畫更需要修養，有不少人學了多年國畫，對十分粗俗、惡俗的畫讚賞有加，他自己的作品水平就可想而知了。
郭汝愚在美國加州大學帕摩拉分校上課時，有學生提問說：“為什麼叫‘中國畫’？是中國的狹隘民族主義原因嗎？
這是一個很尖銳的問題，中國畫其實已是東方繪畫的代表，足與西畫抗衡，不僅亞洲有傳播，在歐美藝術中也可見其影子，西畫影響了中國，中國也影響了西畫，但其精髓是外國人學不了的，那就是中國的人文根底，中國畫與中國哲學是傳統的延續和推進。
國畫家越傑出修養越高，人品也越高，而西畫家則不然，感性多於理性，個性的過度強化，變成瘋子的不少，國畫家到一定程度後越像個學者，還沒聽說過哪個國畫家神經失常變成瘋子的。
確實有不少國家和地區學習中國畫，但也只是學了個形式，而根本的文化內涵、深邃的人文根基，哲學理念以及畫家的心性是沒法學的還是中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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