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衡哲（1890—1976），笔名莎菲，是我国新文学运动中最早的女作家、学者、诗人和散文家。其先生任鸿隽是辛亥革命志士、中国近代思想家、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家。本文为任鸿隽侄孙口述，记录了他十年往返上海、重庆的探亲经历，呈现了一幕陈衡哲晚年在上海的生活剪影。
我们三个朋友如今只剩下她
1920年，胡适在《新青年》第8卷第3号发表了一首新诗“我们三个朋友”，就是指胡适、任鸿隽和陈衡哲。
1961年11月，任鸿隽去世的消息由任鸿隽的二女儿任以书，写信传给在美国的姐姐任以都，任以都又写信给台湾的胡适，这样绕了地球一圈。胡适收到信后，很感慨，就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在信中讲到，“在政治上的这么一分割，老朋友几十年，都无法见面”。这封信又请在美国的任鸿隽大女儿任以都转到了在上海的陈衡哲手中。约三个月后，1962年2月胡适也倒下了。这样“我们三个朋友”就只剩下陈衡哲，她坚强地活着。
我工作以后，因抚养人为三娘母陈衡哲，探亲假享有去上海探视她的资格，每年就由单位备案，开具证明前往上海看望她。1966年春节我由重庆乘船东去上海探亲，到了太原路63弄6号任鸿隽和陈衡哲的家。
我一上二楼客厅就用重庆话向三娘母陈衡哲问好，她一下就站起来了：“宁宁，谢谢你哈，这么远来看我。”我说：“三娘母，你不能谢我。我们兄弟姐妹都要感谢你和三爷爷（任鸿隽）的抚育之恩。”这样，我就开始走上了从1966年至1976年到上海看望三娘母陈衡哲的十年探亲路。
每年我都基本上是选择春节或者秋季去。当时陈衡哲眼睛不好，视疾也比较严重。有一天我们正摆着龙门阵，她随意讲了一下：我有一个德国朋友送我的一个煤气烤火炉，不知道怎么坏了（当时正值冬天），这个东西搁到楼下储藏室好多年了，你帮我看一看。我就马上起身下楼，到储藏室找到煤气炉并把它一层一层地打开，这是相当于一个床头柜大小的炉子。我用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就把它修好了，马上就出门到附近的永嘉路买了两斤煤油，给炉子加上煤油点燃后，一下就感到很暖和，便提到楼上去，她很高兴，不停地赞扬我说：“你真能干！”
鸡肉包子：钱锺书和杨绛培养的爱好
基本上，我每天早上都要骑自行车到离此不远的淮海路，并专门拿一个有把手的锅，去买鸡肉包子，陈衡哲就叮嘱我说：“要买三个，你吃两个，我吃一个，并且馅儿要你吃，我不吃馅儿。”这样我就一手端着锅，一手撑着自行车车把，去买她指名的这个鸡肉包子。我来去很快，端着刚出笼的包子，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就回到家中，热腾腾的包子就即刻放在餐桌上了。
她说：“吃这个鸡肉包子啊，是钱锺书、杨绛他们以前把我培养起来的。他们每次来看望我，都要用干净毛巾包着热气腾腾的包子，你这个更热，你骑自行车那么快，没骑好一会儿就回来了。”我们就在餐桌旁有说有笑地吃着早餐。
任鸿隽、陈衡哲订婚日于胡适合影（1920年8月22日于东南大学）
钱锺书、杨绛和陈衡哲一家的关系很好。杨绛叫陈衡哲大二姐，这是江浙一带的称呼，实际上算起来杨绛应是陈衡哲的外侄媳妇，是陈衡哲的后辈。1948年，胡适由北京到上海就住在任鸿隽和陈衡哲的家里，钱锺书、杨绛去拜访胡适，都会用一条干净毛巾包好包子。另外也买了几个蟹黄饼带去，他们知道胡适对蟹黄饼情有独钟。他们五个人就在一起煮咖啡，吃包子、蟹黄饼并谈工作、论诗文等，很是热闹。
杨绛先生曾说：陈衡哲在我心目中是最尊崇的前辈。
我们平时除了吃饭，饭后会有一些交谈，这样我们接触的话题就越来越多了。三娘母对我也不存在什么顾忌，什么话都要和我讲。包括当时的混乱时局、商品的匮乏等等，就好像把我当成了可以随心倾诉的一个知己。
这样我们的话题就越聊越多，我就经常趁她高兴的时候，问及有关三爷爷任鸿隽生前的一些情况。“哎呀”，她马上就很感慨，她说，“我在人生道路上是一个十分好强的人，但是我所接触的人当中，确确实实再也找不到像你三爷爷这样完美的人了，缺点我基本上指不出来。”
陈衡哲是一个很挑剔、很挑剔的人。杨绛先生也在同我交谈中说过：“胡适只有在陈衡哲面前才像一个乖乖听话的小弟弟。有次我们在一起摆谈正浓时，突然，我看见陈衡哲向胡适狠狠盯了一眼，胡适立马收起正欲讲的话题，哑语了。”胡适这个在世间所有人面前都显出一个强者形象的人，却在陈衡哲面前表现得如此顺从。
然则我三爷爷在她心里却是完美的。
孙中山说，你是中国第一个女教授
当我谈到孙中山的时候，她就跟我讲，有两次是任鸿隽专门带她去拜会了孙中山。第一次去的时候大概是在1920年秋，当时她陪任鸿隽到莫里哀路孙中山的住宅去，一去以后孙中山就迎上来说：“陈衡哲的大名我早有听闻。”因为当时陈衡哲在北大任教，孙中山就说：“你是中国第一个女教授嘛。”陈衡哲就与孙中山当面寒暄了一会儿。
当然，任鸿隽是带着孙中山交给他的任务去的，因为孙中山有很多论著需要任鸿隽为他校读。第二次就是孙中山来电话，估计当时就是孙中山创办的《建设》杂志拟出版之际，孙中山要请任鸿隽在杂志上撰写文章，这样第二次去的时候，他们基本上仍然和上次一样。陈衡哲讲：“我就坐在孙中山和任鸿隽对面的一个单独沙发上，他们两个人的交谈几乎是用英语进行表达，我是懂英语的，他们讲的英语我每句话都听得很清楚，但是我不插嘴，因为这是他们两个人的工作。”孙中山和任鸿隽两人越谈越起劲，一直谈到晚上很晚，临走的时候任鸿隽对陈衡哲讲：“我腰都立不起来了，站不起来了。”陈衡哲说：“我比你更严重。”
以后陈衡哲也不去了，因为孙中山和任鸿隽一谈就没个完。她说：“实际上在我回国之前一两年，也就是1918年到1919年，任鸿隽和孙中山经常是这样。那时孙中山在写‘孙文学说’，任鸿隽就给他进行校译，还在科学、实业方面给孙中山一些建议。所以以后我就没有这样专门去，但是以后在一些场合、聚会上我仍遇到孙中山先生好几次。”
罗素寄来了沙丁鱼罐头
1966年我到上海探亲，临走的时候，三娘母把我叫住说：“储藏室有很多罐头，你去选一些带走吧。”我到储藏室一看，一个个小扁盒子，每听不到100克，有沙丁鱼罐头，还有午餐肉罐头，这些罐头在当时还是很稀罕的。我看整个这些罐头的表皮都亮堂堂的，就选了十来罐，拿上楼去。三娘母又说：“你多拿一点走，我又不吃这些东西了，我都是吃新鲜的。”我就又选了几十罐。
我问三娘母：“你不吃这些东西，怎么会有呢？”她就告诉我，这是自然灾害期间，罗素寄来的。这可能是他们的英国朋友罗素知道中国的自然灾害，物资很匮乏，罗素关心着中国的老朋友，就寄来了几箱亚丁产的沙丁鱼及英国产的午餐肉罐头。虽然这些罐头放了好几年，但真空性很好，回家后打开，噗的一下一股气压冲出来，特别是沙丁鱼的美味，使我回味至今。
三娘母他们和罗素的交往是在1920年，当时罗素到中国讲演，是任鸿隽和赵元任全程陪同讲解翻译，有一半的讲座是由任鸿隽翻译的。应该是从那时候开始，他们就和罗素建立了友谊，其后数十年仍不断有着联系。
任鸿隽夫妇与余上沅夫妇合影（中坐者为陈衡哲）
1974年11月，三娘母知道我即将来上海，就叫书娘娘（陈衡哲二女儿任以书）写信给我，问重庆有没有通江的野生银耳卖。因为任鸿隽老家在重庆，陈衡哲和他三四十年代在成都、重庆也待过，知道通江银耳不但可口，还对身体有很好的滋补作用。我到商店一看：有，要165元一斤。我当即买了一两，并写信告诉她，在我探亲的时候，就给她带去。三娘母接到信后，马上吩咐书娘娘给我回信说：“三娘母听说你已经买了通江野生银耳，真高兴。”信中还讲：“一定是很好的。”这是肯定的，在当时这一两野生银耳，16元多，差不多相当于我一个月的工资了。
探亲的时候，我一进门就把带的土特产包括木耳拿了出来，她一看：“银耳带来了啊！”我们一面相互问候，还来不及坐下，她马上叫陆妈：“你马上去把它泡一下，熬着，今天晚饭前我就要尝尝这久违的佳味了！”吃晚饭的时候，她首先舀上一小碗，一边吃一边赞不绝口。因为这个是几十年前在四川的时候她吃过，也算是家乡的味道。因为她的胃本身不好，食欲也较差，对她来讲很难得有这么一个自己感兴趣的美味。
我们祖孙二人高高兴兴、说说笑笑，陆妈就站在客厅中间咯咯地笑。
任氏藏书：他的人生就留下了这么多旧东西
1968年的那次探亲，我看到靠近三娘母大床边的地板上堆了很大一堆书，乱七八糟的。她告诉我是中科院上海植物研究所的造反派抄了家。我说：“那我帮你整理。”她说：“不用不用，就让它那样堆着吧，这种野蛮的‘杰作’，中国秦朝有之，欧洲中世纪也有之。人类的文化、文明依旧未因此而却步，当这一切乱象结束后再来收拾吧。”
安叔叔（任以安）从美国回来看望她。三娘母不让他去住宾馆，她对安叔叔说：“你是我儿子，小时候是在我床边安一小床睡觉，长大了还是我的儿子，现就在我床边靠近这堆乱书旁，铺一地铺睡吧。”安叔叔这位世界知名的地质博士（20世纪90年代初任全美地质学会会长），顺从地屈就于此。这些天也是安叔叔同好娘（儿女们都是如此称呼自己心爱的母亲陈衡哲）人生最后相处的日子。
对于这些书的安置问题，三娘母自有一番想法。她对我说：“你在里面选一选看有什么书，你就带一包回重庆。我现在眼睛不行了，看东西基本上是无法看，我留着它们没有用的，过去都是你三爷爷喜爱的东西，他的人生就留下了这么多旧东西。”她突然想起有一张孙中山的画像，我一下就在一堆书刊里找到了，大约有一张报纸一半大小的孙中山彩色画像。她说：“你把它卷紧一点一起放到书上。”
我也觉得这些东西在当时这个书籍很贫乏的情况下是很珍贵的。在那时候，路途上时常有检查，这些肯定是要被没收的，所以我就用一个蓝色的帆布大提包，把它们装好偷偷带回了重庆。
其后几年我每次去都要带回一些书，我也把三爷爷穿过的和未曾穿过的一大堆西装、领带陆续地带了回来。1970年我探亲完后去了庐山，穿着三爷爷曾穿过的白色西装，在庐山仙人洞巨石上用自带的方二寸珠江牌相机自拍了一张像留念。
实为可惜的是没有一张三娘母晚年在上海生活的照片。在十年探亲过程中，我曾带了相机准备为三娘母拍几张照片，但三娘母以形象不好为由拒绝了，因为她当时生着病，身体很弱。三娘母去世后，上世纪80年代末，书娘娘离开了上海，回到美国瓦萨女子大学。90年代初，太原路的房子由我六叔任锡畴置换了。我后来到上海淮海路六叔家去看他时，问及这一堆书的去向，六叔对我说：“除了极少数我留下外，基本上都叫收废品的拿去了。”我听后长叹了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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