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醫生辦公室到隔離區，隔著三重門。每穿過一重，都離病毒更近一些。
每天，醫生、護士會穿上防護服，戴上口罩和護目鏡，依次推開這三重門，進入病房。
這裡，是醫務人員的戰場。
“守門人”：一線醫護人員在跳“蹦極”，我們是他們身後的“繩索”
從清潔區通往隔離區的路上，有三扇門，用以阻隔被汙染的空氣，醫護人員稱這個區域為“緩衝區”。
工作日下午，緩衝區的門緊閉著。門後面，是醫護人員與病毒緊張對抗的現場，門前面，一個小姑娘靜靜地站著，正盯著這扇門出神。
一陣風從門的另一頭吹來，門微微一顫，竟吹開了一條小縫隙。風帶起空氣裡的微塵，穿過縫隙，吹到她的臉上。陳翔皺起眉頭。她意識到，一旦忽視這個小細節，會引起多大的蝴蝶效應。
陳翔指導一名醫生檢查口罩的密封性
生於1994年的陳翔是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感染管理科的一名醫生。作為非一線救護人員，院感醫生在很多醫療隊的人員配置中並不是優先考慮的人選，但在疫情中，他們的角色不可或缺。
醫院感染管理科，顧名思義，主要工作是對醫院裡發生的各種感染進行預防和管控，包括患者與患者之間以及醫生和患者之間的傳染。
當一批批醫護人員奔赴前線救治病患，誰站在身後守護著他們的生命安全？院感醫生就是這樣一個特殊的角色。有人這樣比喻：“如果說一線醫務人員所進行的是一場極限蹦極，那麼院感醫生就是蹦極運動員身上的那根繩索。”
陳翔在跟當班護士長溝通，排除病區內醫護人員的安全隱患
第一次進汙染區，陳翔仔細觀察了醫護人員的工作流程，當時由於條件艱苦，隊員缺乏經驗，很多設施和操作都不符合規範。“封閉的護士站作為一個治療區域，並不是完全清潔的，進出必須穿防護服；藥品領上來以後，從病房的通道上下進出比穿過清潔區更安全；逃生通道的門必須封上，另外再新設一個逃生通道，否則很容易感染……”千頭萬緒，都在她的腦子裡細細運轉著。在隔離病區，一個小小紕漏所帶來的影響是無法預計的。
由於物資緊缺每天送到醫院的防護服質量和標準參差不齊，陳翔都要進行把關
陳翔在查看一盞給醫護人員衣物消毒的紫外線燈
陳翔在幫一名即將進入隔離區工作的護士寫名字
忙了一天陳翔在吃麵包充飢
而陳翔和其他院感醫生要守護的“門”，還不僅限於病房。
前幾天，武漢下雪了，氣溫在0到6攝氏度之間徘徊。醫護人員下榻的酒店房間卻一律不開空調。“若使用中央空調，一旦有一個人出現疑似症狀，整個醫療隊都要受影響。”除了病區防控，醫護人員生活區的管控也是院感醫生的工作內容。隊員從醫院回到房間，如何進房門，工作服和個人衣服如何切換，都要進行統一規範。
陳翔在指導負責接送隊員往返醫院和駐地的司機正確使用消毒液
陳翔為一名隊員的房間進行區域劃分，分出汙染區半汙染區和潔淨區
最近，陳翔還主動給下榻酒店的工作人員和接送醫療隊的公交車司機做起了培訓。“這些人的工作也有一定風險，但他們很多人都是臨時接到命令過來的，沒有經過專門培訓，心裡很害怕。我教他們如何做手衛生、戴口罩和消毒設備等基本防控操作，他們便放心了許多。”
“我覺得我現在都不應該接受採訪。”陳翔說，
“只有到最後一刻，所有人都沒有感染，我才能真正放下心來。”感染的風險是永遠存在的，不管防控工作做得多充分，執行過程還是很難把控。“我感覺自己怎麼做都是不夠的。”說完，她又匆匆進入隔離區忙碌起來。我們必須走進這兩扇門，告訴病人，我們和他們一起在戰鬥
晚上9點半，潘文彥剛剛從重症病區出來，回到駐地。她每天都要穿著防護服在隔離區裡工作6個小時，比其他護士時間都長。除查房外，還要再三確認各項流程、每個細節是否規範，只有規範才會安全。潘文彥帶領的是一支年輕的護士隊伍，4成以上都是“90後”，很多人第一次走進隔離病房。
“隔離病房再加上重症病房，等於有了一個雙層門的隔離。這些病人實際上是非常孤獨無助的，我們必須打通這兩扇門，我們每天都會走進門裡去，告訴他們我是護士長，這是今天管你們的護士。”
潘文彥和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一起援鄂的同事們共同堅守在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東院區20病區。在這個病區的一面牆上，標著數字1到53，有些數字下面貼著白紙片，上面寫著患者的姓名、年齡、性別。這是中山醫院的護士們親手製作的。有了這面患者信息牆，醫生和護士對病人的總體情況一目瞭然。
上海醫務人員帶來的改變就是從這樣的點滴開始。中山醫院醫療隊整建制接管了人民醫院的20、22兩個病區，共80張床位。這裡接收的都是重症病人，病人陸續轉入，症狀緩解後又陸續轉出，如何讓他們的信息整齊有序？因為病區是臨時改造的，隔離區內沒有電腦信息系統，20病區護士長潘文彥和夥伴們想出了貼紙條的土辦法。病人的信息明晰了，將他們按病情輕重分類管理也就有了依據。
22病區護士長鄭吉莉說：“我們來人民醫院後，調整了病床，把輕症病人集中到一處，重症病人集中到另一處。做到重症有人看，輕症有人發現。”
中山醫院重症醫學科副主任羅哲說：“我們的做法是精細化管理，細緻地去分析病情和治療疾病，爭取不被疾病牽著鼻子走。”
羅哲是中山醫院重症醫學科副主任，作為兩個ICU（重症監護室）的負責人，他同時還管理著廈門分院的ICU，他的團隊一年收治各類重症患者6000餘例。重症是他的強項，但他卻更希望病人不要走到重症這一步。基於這個理念，中山醫院醫療隊在患者免疫功能調節、氧療等方面都做了優化。身為醫療隊醫務工作的總負責人，羅哲還總結了近20個病例，與團隊分享治療方法。
“救治每一個患者，絕對不放棄”是重症病區每一位白衣戰士的堅守。
就在上週六武漢那個寒冷的雪夜，潘文彥剛交好班準備回去休息，一名患者突然病情惡化，她立即穿起防護服和醫生一起衝進去搶救，整整四個小時，可患者還是逝去了。
羅哲說，有的患者會在病程後期突然一個加速，讓這裡每天都在和病魔賽跑：“每個死亡病例給我們帶來的更多是經驗和教訓，分析他為什麼會這樣，是不是還有更好的辦法，如果沒有的話，我們是不是可以預防發生到這種地步，今後的病人採取相應的措施。”
有人不幸離去，但有更多的人轉入了中輕症的病房。患者看不清護目鏡後面醫護人員的臉，卻牢牢記得這些來自上海中山醫院的白衣戰士。不僅治病、清潔、打掃病房，還會送給他們水果、拖鞋，在病人喪失鬥志的時候鼓勵他們：“堅持，再堅持一下！”
在病區那面患者信息牆上，隨著患者出院、入院，白紙片不斷更新。這些天，有些病床已經空了下來，病床號碼下面的那張白紙片隨之被取下。在不久之後的某一天，這些白紙片都會消失，只留下空著的病床和出院病人臉上的微笑。
門裡門外，都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
“我是來自上海中山醫院的醫生馮國棟。”每次在病房裡見到新病人，馮國棟都要這樣自報家門。在他看來，這樣做不僅僅是讓患者知道自己是誰，更是建立一種信任感。
每個病人都是一個鮮活的個體，而不是8床、10床這樣的代號。中山醫院的醫務人員認為，他們需要更多地瞭解患者，也需要讓患者更多地瞭解他們。首先是增加查房密度，讓醫患有更多接觸的機會；同時也更多地向患者解釋，讓他們知道，醫生為什麼要這樣治療。
潘文彥說：“昨天我給一個病人插導尿管，病人問能不能不插，自己還想下床走路。我告訴她，阿婆，你氣比較急，自己下床容易暈倒，而且醫生給你治療用了利尿劑，你會不停下來小便，所以我必須給你插導尿管，這樣你才能舒適地躺在床上。”病人聽了潘文彥的解釋，懂得了原因，便欣然接受。
醫務人員對患者的尊重，自然換來了患者的愛戴。鄭吉莉說，昨天病房裡一位警察約她一起唱《我和我的祖國》。
潘文彥說，很多時候，病人也在鼓勵著她們：“今天查到最後一個病房，一位老先生說，你們都是戰士，馬上天氣就會暖和了，我們就可以回家了。我說對，我們一起把病魔去除，我們就可以立即回家了。”
三重門後，還有一扇心門
潘文彥第一天進入病房時，一位病人正在痛哭。詢問許久才知道，她的愛人剛剛因新冠肺炎去世。對於在ICU工作了20年的潘文彥來說，這裡看到的病人和以前看到的不一樣，很多病人情緒是崩潰的。
中山醫院的同事們達成一個共識，這些受新冠病毒重創的患者需要心理疏導。
疏導是從兩個桔子開始。2月12日，馮國棟和費敏兩位醫生查房時，搬進了一箱桔子。這些桔子原本是醫院發給他們個人的，讓他們在工作之餘補充點能量。
那天，收到桔子，很多患者喜出望外。有人說：“不是過節才發桔子嗎？”還有人慨嘆：“從來沒吃過這麼甜的桔子。”當晚，馮國棟在醫療隊的群裡說：“一點點溫暖就會給患者帶來燦爛。”
從兩隻桔子開始，給患者發物資成了中山醫療隊的一項日常工作。而在病區汙染區和潛在汙染區之間傳遞窗的玻璃上，則出現了一張張特殊的紙條。傳遞窗玻璃上的紙條，一直是兩個區域醫護人員傳遞信息，交流診療措施的方式。可這些紙條上，寫的是拖鞋、肥皂、洗髮水、潤膚油、衛生紙等患者需要的生活用品。
每天，兩個病區的醫護人員都要化身“快遞小姐姐”和“快遞小哥哥”，幫著在外採購生活必需品，再免費送到病人手中。有時是麵包、水，有時是紙巾，甚至醫生自己都不充裕的口罩。有患者皮膚乾燥，醫生還帶去了中山醫院自制的尿素脂軟膏。這些物資，不僅解決了患者的燃眉之急，更讓他們知道，醫務人員沒有忘記他們。
作為領隊、中山醫院副院長朱疇文說：“除了醫療也給病人人文關懷，比如給他們送點水果、給予生活護理等等，我們都在做，也一定會堅持下去！”
穿過三重門
治病，醫心
送進希望
接出生命
來 源：上觀新聞、上海人民廣播電臺、看看新聞
組 稿：醫學宣傳部
文 字：陳思宇
編 輯：江丹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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