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在北宋時期，四川地區出現由商人發行的紙幣——“交子”。1023年，北宋政府在益州設立“交子務”，政府開始發行交子，並以鐵錢為準備金。1105年，政府又發行“錢引”取代交子。
在距今已有859年的1161年3月11日（宋紹興三十一年二月十三日），南宋政府發行紙幣“會子”。雖然交子或為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但最為通行的卻是會子。
中國歷史上，紙幣的產生
兌換券和紙幣是中國所發明的。中國在正式使用紙幣以前，已經有幾次應用了紙幣的原則。西漢的白鹿皮幣和唐代的飛錢，都有一種紙幣的性質。
皮幣不能說是實物貨幣，因為方尺的鹿皮，沒有什麼使用價值，至少實價遠低於名價，和紙幣的性質相近。至於飛錢，雖是一種匯票，而且我們不能證明它有被轉讓流通的事。然而歷來提到紙幣的人，多說是從飛錢發展出來的。兩者的確有共同的地方：飛錢是異地兌現的票券，鈔票是異時兌現的票券。後來真正的兌換券，還常常帶有飛錢的性質。所以說兌換券是由飛錢發展出來的話，也算正確。
中國紙幣的產生和發展，是由幾種經濟原因所促成的。第一是宋代商業的發達，因此不但需要更多的通貨，而且需要更輕便的通貨。第二是自五代以來，中國形成許多貨幣區，不但用的錢不同，而且不準運錢出境。有時使用紙幣的目的就是為防止銅錢外流。第三是有許多區域使用體大值小的鐵錢，攜帶非常不便。第四是兩宋政府受到外族軍事上的威脅和侵略，不得不養重兵以為備，軍費開支龐大，財政非常困難，常靠發行紙幣來彌補開支。
大概在五代十國的時候，已經有紙幣性質的流通手段。例如楚的馬殷年間(公元907一930年)在長沙鑄乾封泉寶大鐵錢，又大又重，使得市面上用契券指垛來交易，這豈不是和紙幣的性質一樣麼?當時使用鐵錢的地方很多，而四川比湖南還更厲害。四川正是最先採用兌換券的地方。
四川的幣制，幾乎自公孫述鑄鐵錢、劉備鑄直百錢以後，就同外面有隔離的形勢。南北朝以來，特別明顯。對外貿易受有統制，物價也和外省不是同一水平。這種情形，在五代及以後，更加厲害了。先有開元通寶鐵錢，孟昶又鑄廣政通寶鐵錢。到了宋代，四川以鐵錢為主，大的每千錢二十五斤，中等的十三斤。這對於商旅是一個很大的阻礙。而且鑄錢的不便，不只在其每枚錢體積之大和分量之重，還在其每枚錢購買力之小。譬如宋初四川所行的鐵錢，也有小平，每枚重一錢，可是它的購買力低，一匹羅賣到兩萬個錢，有一百三十斤重。所以紙幣的產生於四川，不是偶然的。
交子
中國最早的兌換券是交子。關於交子的起源，尚無法考察出來。有些學者想把它同唐代的櫃坊發生聯繫，說櫃坊後來對存款發出收據，這收據在市面流通，就變成一種紙幣。這一種說法，完全是假設，並沒有舉出例證來，所以不足為憑。
中國史書中有說是真宗時張詠所採用的。有人指明是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的事。這說也不可靠。《宋史·張詠傳》沒有提到這件事，張詠雖談到鐵錢，但他只報告各地鐵錢的市價不一律，他反而不贊成劃一鐵錢行市。說張詠作交子的，最早是熙寧年間釋文瑩的《湘山野錄》。而記載交子最詳細的《宋朝事實》和費著的《楮幣譜》則沒有提到這事。
也有人說，在李順起事後，停止鼓鑄，民間錢少，私以交子為市，奸弊百出，獄訟很多，乃詔知益州的張詠和轉運使黃觀在嘉邛兩州鑄景德大鐵錢。這一說把交子的起源推早了若干年，因為李順起事和失敗都是淳化五年(公元994年)的事，所以交子的產生最早當在至道年間。這一說否認是張詠所創造。所以比較正確。
交子的產生，縱使不是在五代，也必定是在宋初。從各書凌亂的記載中，我們約略可以把交子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最初是自由發行時期，大概純粹是代替鐵錢流通。後來由十六家富商來主持，這至遲是在大中祥符年間(公元1008一1016年)的事，可能還要早；因為在大中祥符年間，那十六家富商已經衰敗，交子不能兌現，因而爭訟數起。在大中祥符末已由薛田建議由政府接辦。所以第一第二兩個階段，應當各有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最後在天聖元年(公元1023年)政府才設置益州交子務，改由官辦，這是第三個階段。
關於第一個階段的交子，我們所知道的最少，只有關於它的形制方面的一點點資料。我們知道交子是一種楮券，兩面都有印記，有密碼花押，朱墨間錯。券上並沒有交子的字樣，票面金額也是臨時填寫的。料想是應商民的請求，領用者交來多少現錢，即開給他多少數目的交子。當時大概連式樣也不統一，所謂印記，不過是指發行人的圖章，整個說來，恐怕同普通收據沒有多大分別。
在第二階段裡，交子的形制大概有所改進，因為現在已不再是零亂髮行，而是由許多富商聯合發行。這時的交子，肯定是有圖案的，並且是用一律的紙張印造，圖案是屋木人物。至於其他方面，如密碼、花押、圖章等，仍保留前一階段的辦法，形成所謂朱墨間錯。券上大概仍沒有交子的字樣，金額也是臨時應領用人的申請填寫，不限多少，只要交付現錢，便發給交子。隨時可以兌現，但兌現時每貫收手續費三十文。
這種交子不但在經濟史上是一件劃時代的事，在文化史上也有劃時代的意義。首先它的印刷，大概是使用銅板，這是世界印刷史和出版史上的頭等大事。其次是上面的圖案，這在板畫史上應當也是價值很大的。
當時發行交子的富商稱為交子鋪或交子戶，而且交子既能遠近行使，又隨時需要兌現，所以除成都外，各地還有分鋪。每年絲蠶米麥將熟的時候，商民需要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這是交子發行最多的時期。富商取得這種發行權恐怕也是花了代價的，他們每年要向政府“出夏秋倉盤量人夫及出修糜棗堰丁夫物料”等。但那些富商後來把收進的現錢，用來廣置邸店、屋宇、園田、寶貨等；經營不善，資財就會衰落，在領用交子的人拿來兌現的時候，有時就不能應付，而至於打官司；有時因為交子鋪戶的詐偽，激起民憤，而發生擠兌的事，交子戶則閉門不出，後來政府出來干涉，每貫只能兌到七八百。這是交子收歸官辦的一個原因。
最初提議由政府接辦交子發行事宜的是轉運使薛田，他在大中祥符末年奏請設立交子務，但當時的政府沒有采納。後來知府事謙議大夫寇瑊奏請廢除交子不用，他曾誘勸交子戶王昌懿等收閉交子鋪，封印桌，不許再發行；外縣的交子戶也將印桌譭棄。但不久寇瑊去職，由薛田接任，政府叫他和轉運使張若谷斟酌利害，他們都覺得廢除交子有不便，仍主張由政府設交子務來主持，政府終於接受了這建議，於天聖元年設置益州交子務。自二年二月起發行官交子。
官交子的形制，大概和私交子差不多，因為張若谷和薛田的奏文中曾説：“其交子一依自來百姓出給者闊狹大小，仍使本州銅印印記。”當然所同的只是大小和一部分圖案，券上的文字不一定相同，官交子可以規定流通的範圍和兌錢的數目，因為宋代是以七百七十文為一貫的。券面大概還是不印交子的字樣，金額也還是臨時填寫。不過有一定的等級，起初是自一貫到十貫；寶元二年(公元1039年)改為十貫和五貫兩種，並且規定發行額中，八成是十貫的，兩成是五貫的。到熙寧元年(公元1068年)又改為一貫和五百文兩種，六成為一貫的，四成為五百文的。券上金額的表示，可能使用套印的辦法，也可能各種面額使用不同的格式或圖案。
官交子是分界發行，界滿以新交子收回舊交子。《宋史·食貨志》說私交子以三年為一界，但《宋朝事實》所引的《成都記》和《蜀中廣記》所引的元費著《交子》篇都沒有提到私交子的界分，《宋史》對於交子起源的記述既不大可靠，則對於私交子的界分的說法，也未必可信。私交子可能是隨時兌現的。所謂三年為一界應當是指官交子，而且所謂三年只是說掛帶三個年頭，並不是說滿三年。中國人算年歲一向是不算足年的。所謂三年一換，實際上就是兩足年一換。
官交子似乎有一個發行限額，而且有現金準備。發行限額每界是一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但這是最高額，並不是每界實際的發行數字；如果請領的人不多，發行數就不到限額。後來把交子用來發軍餉，常常超過限額。至於現金準備，是用四川通行的鐵錢，每次用三十六萬緡，如果照發行限額計算，那就是百分之二十八強。
交子的產生，雖然有其客觀的條件，但也伴隨著許多弊害。例如私造，便是一個大問題。銅鐵錢也可以私造，但銅鐵錢本身有價值，私造者要出若干成本；至於交子，只須造一塊鈔板，紙墨幾乎是不值錢的，而且交子不像銅鐵錢一樣是一枚一枚地造，它是成貫地造。慶曆年間便發生私造的事。有人主張廢交子，但在財政困難的條件下，當局怎肯答應？神宗時，文彥博又談到交子的不便，神宗說是不得已。
交子流通的區域本限於四川。熙寧二年曾在河東推行；後來商賈不肯將糧草賣給政府，結果又廢止。陝西也行過兩次，都失敗而止。皇佑二年有人建議發行鹿皮的錢葆，飾以翠羽珠珮，與錢並行。這是仿漢武帝的皮幣，無非是想防止假造。因有人反對而沒有實行。
崇寧大觀間實行了一次幣制改革，把交子改為錢引，四川以外的各路在崇寧四年(公元1105年)就印製新式的錢引，但四川一時還用舊法。到大觀元年才正式改交子務為錢引務。不過元年的第四十三界還是使用舊印，使人不疑，到大觀三年的四十四界才改用新的鈔印印製。至於崇寧四年外路所發行的錢引，和大觀三年四川所印製的錢引，在形制上是否相同，那就不得而知了。
交子這一名稱，大概是四川的方言，特別是“子”字代表方言的成分。晚唐鹹通年間，西川稱刻印的書為印子，以別於抄本，也帶方言的味道。“交”字是交合的意思，指合券取錢。後來的會子和關子的意思也差不多，相交、相會、相關是一脈相通的字眼。錢引的意義就明確了。錢引是和茶引對立的，茶引是領茶或賣茶的證書，錢引就是領錢的證書，也就是兌換券的意思。錢引的形制，比交子要美觀得多。
交子有時還保持一點飛錢的性質，在一地出交子，在另一地領錢。北宋的交子通行還不廣，最初只行於益州，熙寧二年河東苦於鐵錢的運輸不便，曾在潞州設置交子務，三年一度廢罷；四年又行於陝西，九年又罷廢。崇寧元年又行於陝西。所以交子的流通範圍，除四川外，不外河東路和陝西路，換言之，即鐵錢流通區域。後來的錢引，流通區域比較廣，除四川外，還有京東、京西、淮南、京師等路。
南宋的紙幣，流通範圍比較廣，種類也多。最初行的是關子，曾一度改為交子，但最通行的是會子。會子的名字北宋就有了，呂惠卿的《日錄》就提到會子，說“民間自納錢請交子，即是會子；自家有錢，便得會子。”似乎會子和交子是同義語。紹興七年(公元1137年)吳玠在河池(今陝西鳳縣，近甘肅）發行銀會子，以錢為單位，面額分為一錢和半錢兩種，每年換髮一次。這是最早的銀本位制。當時吳玠是川陝宣撫使。發行額則一錢的十四萬張，半錢的一萬張。同錢引發生聯繫，銀會子四錢抵錢引一貫，發行總額為十四萬五千錢，合錢引三萬六千二百五十貫。起初只行於魚關及階、成、岷、鳳、興、文六州。當時陝西大部分已為金人侵佔，只有階、成、岷、鳳等州尚存，興、文二州屬於利州路，都在中國的西北邊境。這種用銀的辦法，可能是受了西北民族的影響。吳玠死後，於紹興十七年七月實行一次改革，在利州的大安軍重造，兩年一換。到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四月增發一錢銀會三萬紙，九月行於文州，後來流通又擴大，每兩年發行六十一萬餘紙，共折川引十五萬餘緡。顯然還是以四錢折川引一緡，川引是以鐵錢為本位的，不知兩者如何能聯繫在一起，也許所謂銀本位，只是表面上的。此外似乎還有金銀會子，內容不詳。但寶祐年間，四川還有銀會的發行，以一當百，發生貶值現象。
東南所用的會子，起初也是民間所發行，叫做便錢會子，大概仍帶便換的性質。後來錢處和主持臨安府，才收為官營。其後錢處和調為戶部侍郎，於是由戶部接辦，那是紹興三十年(公元1160年)的事。起初止行於兩浙，後來通行到淮、浙、湖北、京西等區，納稅和交易，多可使用，幾乎成了一種法幣。
會子的式樣似乎和錢引大不相同，從遺留下來的會子板，我們可以知道仍是長方豎形，上半為賞格。賞格的右邊為票面金額如“大一貫文省”，左邊為號碼，稱第若干料。賞格下面一行大字，自右至左“行在會子庫”五字，再下面為花紋。可能沒有錢引那樣精美，因為南宋的藝術水平似乎要比北宋差。但各界的會子，或各種面額的會子，樣式不一定相同。也許乾道四年改革會子發行制度的時候，對會子的式樣也有改變。至少淳熙初年的會子上是有人物的，圖案用土朱、靛青、櫻墨三種顏色。
會子的面額分為四種：最初以一貫為一會，後來在隆興元年增發二百文、三百文及五百文三種。乾道四年規定以三年為一界。
宋代還有一些地方性的紙幣：除了川引以外，還有湖會、淮交等。湖會是指湖北會子和湖廣會子。湖北會子為隆興元年湖廣的王琪(或作珪或珏)所創發，叫做直便會子，分一貫和五百二等。專用於湖北路。大概後來通行於湖廣。淳熙初曾用京會盡數收回湖廣會子。又有所謂鐵錢會子，也創於隆興元年，流通於興元府金洋州，分三百、二百、一百三等，同川引發生聯繫。淮交是兩淮用的交子。印造於乾道元年，面額也分四等，和會子相同。背面印有“付淮南州軍行使”字樣，所以只通行於兩淮州縣。八年用行在會子(即京會)收兌。但後來又許行使。
兩宋各種紙幣的兌現，以銅鐵錢為主，但也常常用金銀度牒等。僧道度牒在宋代是一種很通行的證券。
本文摘自《中國貨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略有編輯，以原文為準，部分圖片來源於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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