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称“鼓励耕战”的秦国，普通人的精神世界对于“财富”无比的渴望，这在《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是一个全民经商的“拜金”社会》中引用的秦人《日书》中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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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从考古发现的战国秦墓葬来看，普通秦人大夫、士、刑徒的墓葬，极少有货币陪葬，而以日用的粗糙器物居多，这对于事死如生的秦汉时代人而言，确实有些奇怪，倒是断代在秦朝、汉初的墓葬、窖藏中有一定数量的“半两钱”出土，这也是秦国“货币投放量”有限的一个旁证，可见，“缺什么想什么”真是古今的常态。
粗略地判断，这种“人为”短缺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发生了变化，这也是秦帝国统治转型的一部分，正如李斯在狱中自我表功中提到的：
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
可考的举措有，秦始皇三十一年，改变普遍授田制为土地私有制；将田租税率由“十税一”降低到“十二税一”；有限度地调整刑徒的刑期，重刑在一定年限后变为轻刑。
这里又要加上一条——“投放货币以增加百姓财富”。
原理并不复杂，在“秦制”的体系里，只从事耕种的百姓占绝大多数，而“固定价格”体系下，米价固定为30钱，五月户赋为15钱，十月户赋不出刍藁出钱的为16钱，正好是1石米多一点，而秦朝一个三口之家，口粮以刑徒标准计全年即需54石，再计入租、税、役、衣等大项支出，全家占有土地至少需要49.56亩。问题是，秦朝迁陵县的户均土地占有只有34.84亩，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中的《郑里廪簿》，每户平均田亩数仅为24.68亩。
在此条件下，每1石米都是活命用的，而区域货币量增加，至少可以减少由于交易中的“货币缺乏”所导致的“升水”，从而为出售粮食的黔首减负。
所以，上文中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发布的“诏书”，使本来罕见而平稳的“功赏支出”，在短期内“集中投放”，相当于一次性地向“旧秦地”的货币市场搞了一次“大水漫灌” ，又有“诏书”强制要求“时限”和“数额”，地方“诸县”的库存货币不可能充足，只能向长期积累的“禁钱”借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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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这个区域——“旧秦地”，也就是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律文提及的內史及十二郡，这个区域是秦军动员的核心区，也是“秦制”执行最彻底的区域，所以，秦始皇的诏令应该得到了不折不扣地执行。
这也就意味着秦朝刚刚统一，“內史及十二郡”所辖的“诸县”就大大发了一笔“福利”，看着当然是好事，但必须考虑到一个事实，那就是秦国自秦惠文王二年（公元前336年）“初行钱”以来的货币铸造量和“行布”的生产量都是有限的，尤其是后者，虽然“币值”更大，1个“行布”相当于11个“行钱”，但“麻布”的有效储藏时间远比金属铸币为短，流通中有几年的寿命就很不容易了。
所以，尽管我们并不知道此次“放水”的总货币量，但其对秦国“旧地诸县”的库藏货币的消耗剧烈却可以推知，也就意味着，“內史及十二郡”的市场流通货币总量大幅增加，对于区域经济的繁荣当然是有好处的，这一条，甚至可以算作秦统一之后施行的善政中的一项。
不过，既然说到“內史及十二郡”，那么在空间范围上，与之相对的“新地”，又施行的是怎样的货币政策呢？
众所周知，战国时代的关东六国也有完整的金属铸币体系，有三晋“铲形布”，有齐燕的“刀币”，还有楚国的“铜仿贝”形状的“蚁鼻钱”，正是可见的货币经济的发达，使得一些“民间研究者”凭空杜撰出了一个六国货币兑换“秦半两”的故事。
问题是，无论是存世文献，还是出土简牍，都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秦朝统一之后曾经有过“旧币收兑”的举措，甚至没有对六国旧币有任何的关注和讨论，这是偶然的漏记吗？
当然不是，需要反思的不是“古人”，而恰恰是“我们”。
一个显而易见的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互证的事实是，断代为秦始皇三十年，也就是秦统一之后4年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清晰地写明，秦始皇统一后4年间所施行的货币制度是“行布”与“行钱”并用，而“黄金”则极少见于律文，自然不存在“行金”之说。
存世半两钱比较
而《史记·平准书》中对于统一货币的记载是：
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三（二）等，黄金以溢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
也就是说，两个制度记录完全是抵触的。
再看《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记载，在秦始皇二十六年兼并天下后，“定帝号、除谥法、改正朔、数以六为法、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一系列“统一”相关的政令，在睡虎地秦墓竹简和里耶秦简、岳麓书院藏秦简中都有表现，偏偏就是没有“统一货币为‘秦半两’”。
而众所周知，秦传二世，“及至秦”既可以是“始皇帝”的手笔，也可以是“二世皇帝”的手尾，并不能因为其名声不好，就归善于其父，事实上，在《史记·六国年表》里已经清晰地写明了胡亥登基后：
复行钱。
在确定了这点认识之后，再回头去看《金布律》，就会发现，其中的“钱”、“行钱”可从来没有特指“圆形方孔钱”或“半两钱”，反倒是反复强调了不许因为“钱善与不善”来“择行钱”，
在不考虑重量、含铜量的前提下，作为“单枚”金属货币，各国的遗留铜钱来担当“一般债务凭证”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当然没有。
这么做反倒省去了“帝室”铸造的成本，而秦帝国在灭亡六国的过程中劫掠所得的“钱币”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新朝的财政资源，何乐而不为？
所以，真正的“统一货币”为“秦半两”的恰恰应该是秦二世皇帝，时间点，就是在秦始皇三十七年，他刚刚即位之后，而他新定的“秦半两”，应该与前代不同，有明确的重量、大小的规范。
这一事实，有两个旁证，参见《楚汉春秋》记载：
项梁阴养生士九十人，参木者，所与计谋者也。木佯疾，于室中铸大钱，以具甲兵。
有“大钱”则必有“小钱”，但无论“大钱”还是“小钱”，都不见于记载，只有《史记·萧相国世家》的
“高祖以吏繇咸阳，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条下有注释：《集解》：李奇曰：“或三百，或五百也。”
《索隐》：奉音扶用反。谓资俸之。如字读，谓奉送之也。钱三百，谓他人三百，何独五百也。刘氏云：“时有重者一当百，故有送钱三者。”
这里的几位注家都认为“三”、“五”是“三百”、“五百”，更说当时有“当百钱”，只不过这个“当百钱”不见于记载，也没见过实物，更重要的是，不符合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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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提及，秦的粮食官价为1石30钱，则300钱就是10石米，500钱16.66石米，刘邦为亭校长，百二十石吏，年俸全额是120石，也就是10位同僚就送了他1年的工资，而秦迁陵县满编吏为103人，哪怕是“诸官啬夫”和“令史”加上“校长”这些重要的“吏”，就有42位，要给刘邦4年多的工资，沛县远比迁陵县人口多、面积大，属吏当然还要多，有没有可能“随份子”给这么多呢？
而“三、五”就是字面意思，42位吏员共126钱，加上萧何5钱，就是131钱，相当于官价米4.36石，并不算少了。
既然“大钱”不面值的“大”，那就是形制的“大”了，这恰恰是有记载的，见颜师古注《汉书·高后纪》“行八铢钱”条：
应劭曰：“本秦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即八铢也。汉以其太重，更铸荚钱，今民间名榆荚钱是也。
民患其太轻，至此复行八铢钱。”这里其实已经把前因后果都说清楚了，“八铢半两”就是秦朝通行的“秦钱”，刘邦因为它“太重”，所以改铸小的“荚钱”，施行了10几年后，又因为太轻而恢复，也就是“复行”。
所以，项梁门客盗铸的“大钱”就是秦二世皇帝“复行钱”确认的“八铢半两”，因为其比之前流行的“秦半两”和六国“杂钱”要“大”，要“重”，所以才称之为“大钱”。
综上所述，秦朝在统一之后，实际上形成了以“故徼”（旧边塞）为界线两个“货币区”，西方的“內史及十二郡”以“秦半两”和“行布”为流通货币，而以“黄金”为财富收储工具和记账指标，而东方的“新地”则以“六国旧币”和“行布”为流通货币，以“黄金”为财富收储工具及记账指标，也就是说，“上、中、下”三层，“上、中”一致，下层则不同。
这种不同，直至秦始皇三十七年，秦二世“复行钱”为止，废除“行布”、“六国旧币”，保留“黄金”与“行钱”，“黄金”是否为流通货币，存疑。
具体到“货币”制度的变革，由于史料缺乏，我们只能基于上述考证来做一个模拟猜想，三解姑妄言之，诸位姑妄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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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二十六年至秦始皇三十七年，为第一阶段：
“黄金”不是流通货币，在官方内部的会计体系中，有“黄金”固定折钱的定价，但同时“黄金”作为一般商品，也会在市场上销售，所以有“市场价”。
“行布”则是流通货币，在官方内部的会计体系中，有“行布”固定折钱的定价，但与“黄金”一样，也是一般商品，有“市场价”。
“行钱”则有两种，“內史及十二郡”主要通行“秦半两”，“新地”主要通行“六国旧币”，均以“枚”定数。
由于“黄金”和“行布”都具有“商品”特性，就意味着其“市场价”有可能与“官方定价”发生偏离，理论上，只要区域市场的“行钱”数量规模越大，“市场价”也就越高。
在此条件下，有三种假设：
（1）“半两钱”单向通行两个“钱币区”；
（2）“行钱”自由通行两个“钱币区”；
（3）“行钱”需要兑换转移“钱币区”。
第一种假设意味着，秦只允许“帝室”铸造的“秦半两”在“旧地”流通，并允许其在“新地”流通，并不禁止“六国旧币”并行，两者效力一样，但禁止“六国旧币”在“旧地”的使用，也就意味着“六国旧币”到“旧地”需要兑换，这就和第三种假设是一回事，因为，“秦制”只允许人口从“新地”到“旧地”的流动，而禁止反向，其“货币投放”也没有“反向”的举措。
则两者可以合并，即“六国旧币”需要“兑换”，进入“新地”。
“兑换”行为又只能发生在出发的“新地”，因为（1）（3）假设下“旧地”的“六国旧币”没有货币资格，接下来就要选择兑换的“媒介”，“行布”、“半两钱”还是“黄金”，而“新地”的“半两钱”投放渠道有限，流通量很小，只能兑换“行布”或“黄金”。
也就意味着（1）（3）条件下，“新地”的“行布”和“黄金”会往“旧地”单向流动 ，而本地“县廷”的货币开支则仍将使用本地税收回收的，本地通行的“行布”和“铜钱”，也就意味着，“新地”的“行布”、“黄金”是“净流出”，“旧地”则是“净流入”。
则“行布”、“黄金”在“旧地”的“市场价”越来越低，在“新地”的“市场价”越来越高，而物资，比如粮食的价格，则是由官方规定的价格并实时调整，并且最大的物资出售方也是“帝室”，也就意味着，理论上“黄金”和“行布”会持续地流入“旧地”的“帝室”手中。
而“新地”，则会呈现出相反的态势，拥有“黄金”和“行布”的是地方的“低爵贵族”、豪强，在掌握权力的情况下，他们甚至可以循环套利，如果能够突破“人口流动限制”，还可以赚取不同“县”的区域间差价，但整体来说，由于“黄金”的生产增量为“帝室垄断”，“黄金”价格的高涨，只会让它更多转入窖藏，而可持续生产的“行布”会大量输出。
也就是说，长达11年的“单向流动”的大宗，应该是关东的“行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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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假设下，“六国旧币”、“行布”作为“自由通货”，“净流入”“旧地”，而“新地”则是“净流出”，“黄金”仍旧会在价格高昂之下转入窖藏，而可持续生产的“行布”会大量输出到“旧地”，而“六国旧币”则会被“旧地”的“帝室”收入进“官营刑徒手工业”，作为“秦半两”的原料，或者进入市场再次流通。
而“新地”则会面临严重的“钱荒”，因为“行布”和“行钱”全部净流出，物资价格反而会不断降低，这个结果与现实的历史表现完全不符，也就意味着应该并非事实。
也就是说，（1）（3）假设，甚至可以说，只有（1）才像是“秦制”政权能够作的选择，因为从整个制度框架来看，唯有这个方式，“帝室”所把持的“钱币铸造事业”才最不吃亏，而不吃亏，还要占便宜，才是“秦制”面对社会管理时最重要的原则。
当上述运转持续到了秦始皇三十七年，会发生什么呢？
秦始皇三十七年到秦二世三年，为第二阶段：
11年间流入“旧地”的“行布”达到了巨大的规模，而秦朝“帝室”采购物资和官营生产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关中，尤其是四个都城，这些“行布”的存在成为仓储的极大负担，而“旧地”的市场上，“行布”的“市场价”已经跌落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并有持续、大量的来自“新地”的“盗铸”半两钱流入“旧地”。
“市”中充斥的“行布”和“行钱”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关东输送转运来的物资却杯水车薪，而仓库中收储的这些“货币”每一天都在贬值，甚至连“新地”都在传导着通货膨胀带来的物价上涨。
最重要的是，秦律中对应物资、钱数的“固定定价”，全部成为了废纸，货币危机已经危及了政治统治。
此时，切断价格传导才是正道，废除“行布”的货币资格，同时在全国通行“八铢钱”，停用一切不符合标准的“旧币”，则全国无论“新地”、“旧地”，都因为缺少通货而“物价大跌”，也就是《史记·平准书》中说的“秦钱重难用”。
但是，对秦二世而言，“秦半两”的“一般等价物”价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可以停止用“值钱”的物资来偿付之前向天下黔首“预借”财富的债务，接下来的“八铢钱”的“货币投放”又回到了秦帝国依靠“身份”和“特权”支付“货币”的老套路，相当于是将其父祖玩过的“戏法”重来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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