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建”要分拆去看，一個是代表未來的“新”，有“四新”；一個是基建，又分為“硬”基建與“軟”基建。“四新”分別是：新領域、新地區、新主體、新方式。
2020庚子鼠年，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或將改變世界格局。
市場表象是：美股熔斷與股指動輒暴跌千點、歐洲市場哀鴻遍野，OPEC減產談判破裂，油價瞬間雪崩……
全球是否正在或將要開啟危機模式？至少金融市場層面在預演類似劇情。被視為市場“風向標”的疫情在全球快速蔓延背景下，中國經濟如何獨善其身，能否祭出組合拳，抑或是“復興計劃”，從而對沖諸多負面因素的疊加衝擊，以穩住經濟增長。
目光聚焦於新基礎設施建設，它甚至被貼上未來中國新經濟的“種子”之標籤。
“這是百年不遇的大時代，‘新基建’將點亮中國經濟的未來！需儘快推出‘軟硬’新基建。”恆大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說，這不是“新瓶裝舊酒”、不是“刺激鐵公基”、不是“四萬億重來”。
“良劍期乎斷，不期乎鏌鋣；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驁”。此句出自《呂氏春秋·察今》，指的是，好劍要的是鋒利，不必是莫邪的名稱；好馬要的是能行千里，而不是驥驁的名稱。
新基建亦是如此！3月7日，與經濟觀察報在線面對面交流的任澤平似乎信心十足。他說，我們正處於全球經濟危機的邊緣，當務之急是統一認識，意識到這是一件正確的事，它關乎國運。
四個“新”與“軟硬”基建
經濟觀察報：不只是高層會議，還包括中央密集佈署，“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已成為如今的熱詞。就此，你提出新基建是應對疫情和經濟下行的最好措施，為什麼？
任澤平：我想非常之時，必待非常之舉，就像大蕭條與羅斯福新政，滯脹與里根經濟學；化危為要，我們需“以第二次入世的勇氣推動改革開放”、“調節收入分配、擴大中產、提振消費”。
“新基建”要分拆去看，一個是代表未來的“新”，有“四新”；一個是基建，又分為“硬”基建與“軟”基建。“四新”分別是：新領域、新地區、新主體、新方式。
新的領域：它不是刺激鐵公基的概念，不是四萬億重來；而是調整投資領域，在補齊鐵路、公路、軌道交通等傳統基建的基礎上大力發展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智慧城市、數字經濟、教育、醫療等新型基建，以改革創新穩增長，發展創新型產業，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
新的地區：如2019年中國城鎮化率為60.6%，而發達國家平均約80%，中國還有很大空間，但城鎮化的人口將更多聚集到城市群都市圈。我們預測，到2030年中國城鎮化率達71%時，新增2億城鎮人口的80%將集中在19個城市群，60%將在長三角、粵港澳、京津冀等7個城市群，未來這些地區的軌道交通、城際鐵路、教育、醫療、5G等基礎設施將面臨嚴重短缺。在上述地區進行適度超前的基礎設施建設能夠最大化經濟社會效益。但對人口流入地區，要適當放鬆地方債務要求，不搞終身追責制，以推進大規模基建；但對人口流出地區，要區別對待，避免因大規模基建造成明顯浪費。
新的主體：除了政府的債務、銀行貸款和國有企業為主的投資方式，未來還有民間資本的參與。即進一步放開基建領域的市場準入，擴大投資主體，尤其是有一定收益的項目要對民間資本一視同仁。事實上華為、阿里、騰訊等企業已經大力投入新基建。基建投資方式上要規範並推動PPP，避免明股實債等，引進私人資本提高效率，拓寬融資來源。
經濟觀察報：那麼，該如何定義“新基建”？
任澤平：剛才我們說了“新基建的‘新’”，然後來講講“基建”，就可以找到答案。
什麼叫基礎設施？經濟、產業、技術等，包括社會，它其實是這些領域繁榮發展的一個根基或者基礎，比如5G網絡、基站的建設，像人工智能、互聯網經濟、互聯網金融、零售、移動支付等，都需要基礎的網絡建設，這就是基礎設施。
再比如公路，中國公路網、鐵路網等，以前沒有這些硬件，中國吸引外資、中國製造業的強大競爭力就無從談起，這就是基礎設施。我認為，只要符合未來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基礎設施都是“新基建”，有硬的，也有軟的。
現在市場提及的新基建，更多侷限於技術層面，如“四新”裡——大家主要是講新的領域（7大行業），但這並不全面，四新之外，其實還有一個五新，即新的內涵。換言之，硬的基礎設施之外，還包括軟的基礎設施。
軟的新基建，比如教育、醫療等關乎民生的消費升級領域；以及財政稅收政策等營商環境的建設，包括信息公開透明機制與激勵機制的建立等。這些勢在必行的減稅降費，放水養魚，與民休息等，就是軟的“新基建”。
諸如：補齊醫療短板改革醫療體制、加強應急醫療體系建設、加大汽車金融電信電力等基礎行業開放、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改善營商環境、大幅減稅降費尤其社保繳費費率和企業所得稅、落實競爭中性、建立居住導向的新住房制度和長效機制、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建立新激勵機制調動地方政府和企業家積極性等。
中國宏觀稅賦在國際上相對較高，但我們大量的財政支出在民生領域又比較少。還有基礎制度建設（體制機制性改革），比如醫療體制改革，包括輿論監督、法治、經商環境、知識產權保護、行業開放、公平競爭、競爭中性、國企改革等等，我覺得這些也都非常重要，還包括優化資源配置、調動企業家積極性等。
不難看出來，新基建有著時代烙印，可支撐未來20年中國經濟社會繁榮發展的新基建是：5G、人工智能、數據中心、互聯網等科技創新領域基礎設施，以及教育、醫療、社保等民生消費升級領域基礎設施；而20年前中國經濟的“新基建”是鐵路、公路、橋樑等。
策略：“適度超前”
經濟觀察報：但某種程度上，軟的基建基礎設施可能難度較大，因為涉及到體制機制的改革？關鍵是什麼？你有何建議？
任澤平：對於基礎設施的建設，一定要適度超前，無論是硬的新基建，還是軟的新基建，這點非常重要。中國的勞動力資源，工程師資源，企業家資源，有道路、公路、包括高鐵，包括互聯網建設，助推中國製造快速崛起。就此，我們是中國式適度超前基建戰略的受益者。
例如，以前我們修了很多路，激發了中國製造業強大的競爭力，但如果中國不加入WTO，不推動開放，沒有制度變革，這些經濟潛力也釋放不出來。關鍵在於，更多要讓市場去選擇，讓市場去試錯，發揮市場的力量。政府提供一些支持，給予一些政策支持和制度環境就好。有適度超前，才有規模效應。
我們的建議是：優化減稅降費方式，從當前主要針對增值稅的減稅格局轉為降低社保費率和企業所得稅稅率，提升企業獲得感，真正讓企業和老百姓得實惠。
推進間接稅為主向直接稅為主轉型，隨著二產比重下降和三產比重上升，從高速增長階段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兼顧經濟建設和民生投入，我國稅制應進行改革轉型。
中國應完善個稅制度，拓展稅基，將部分隱性收入人群納入到徵稅範圍，降低最高邊際稅率，增加對中低收入群體的抵扣，防止個稅淪為逆向調節的工薪稅。
繼續推進資源稅擴圍與消費稅徵稅對象調整，充分發揮保護環境、促進綠色發展，反映資源的稀缺性。
經濟觀察報：不過，新基建的錢從哪來呢？
任澤平：的確，大家擔心現在財政的壓力很大，地方財政，尤其去年都是負增長，入不敷出。沒有錢怎麼投基礎設施？這裡我有個建議，要突破赤字率。
為什麼“新基建”要有“新的方式”，如：新基建需要新的配套制度變革。新基建大多屬於新技術新產業，需要不同於舊基建的財政、金融、產業等配套制度支撐。財政政策方面，研發支出加計扣除，高新技術企業低稅率；貨幣金融政策方面，在低息融資、專項貸款、多層次資本市場、併購、IPO、發債等方面給予支持；產業政策方面，納入到國家戰略和各地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中。
經濟觀察報：你覺得財政赤字可以到多少？
任澤平：其實財政赤字到3.5%、4%都沒有關係，但我覺得不是一個數的概念，而是一種理念，究竟是要保財政還是保增長？
我們建議，應適度擴大赤字尤其是中央財政赤字，赤字率可突破3%，增加專項債額度，上調至3萬億-3.5萬億，為減稅降費和增加支出穩基建騰出空間，尤其是新基建，基建投資可適度超前。
經濟觀察報：怎麼理解？但前提要控制債務水平，保證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對嗎？
任澤平：不是這個概念，是說，政府要當整個國民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家，而不是財政的小家。如果經濟不好的時候，還要保證自己財政的平衡，一定會收過頭的稅，甚至各種非稅收入。但一定需要釐清的是，一國財政是建立在自身經濟實力基礎之上的，只要中國經濟繁榮發展人民安居樂業，就不愁財政。
例如，上世紀80年代的“美蘇之爭”，里根經濟政策包括“通過減稅，刺激經濟，增加軍費支出”等；那時候美國推供給側改革，赤字率很大，大量減稅；而美國的互聯網基礎建設實際上是在里根時期開始鋪設的；當時，美國推“新的計劃”，增加製造、基礎研發的投入。儘管美國那時的赤字率比較高，但它培育了90年代，尤其2000年以後，美國新經濟的繁榮；而且90年代之後，美國的財政得以改善；2000年前後，美國的財政罕見地出現盈餘。
這就像先播種再收穫一樣，如果現在連種子的錢都不捨得投，未來怎麼收割？我覺得新的基礎設施建設就是未來中國新經濟的“種子”，這是種子工程的概念。
第二個案例是98年金融危機，亞洲金融風暴，又遇到大的洪水，當時經濟很困難，國企1/3虧損，失業下崗。那時候財政也很困難，但是，當時的政府朱鎔基總理要推動什麼？每年發1000億國債項目。要積極的財政政策，我們國債投資項目修了很多的路，道路、橋樑等等。其實，這些基礎設施的建設也包括軟的，比如“住房政策、2001年加入WTO、國企改革”等等。總之，硬的軟的都有。儘管這在當時增加了赤字率，但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後，投入的這些基建設施，它的巨大作用就發揮出來了，就把中國的貨物通過港口、公路、鐵路運向世界，把中國製造的東西運送到全世界。
我們知道，2000年後的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中國財政收入高，中國出口高速增長，中國外匯儲備攀升到世界第一，這些恰是因為我們在困難的時候，搞了新基建，當時公路、港口、機場也是中國的新基建，成就了2000年後的中國重工業化時代。
經濟觀察報：不過現在的經濟結構跟那個時候不同，現在消費拉動經濟的貢獻率是最大的，如出一轍推基建，這不會有問題嗎？
任澤平：不會，這個沒有問題，時代背景不一樣了，新基建的內涵定義也變了。
還包括一些軟的基建，軟基建很重要的一點是“怎麼擴大消費”。擴大消費的基礎設施之關鍵在於，一定要擴大我們的中產階層，調節收入分配。擴大消費最好的方式是改善收入分配，擴大中產層，促進社會階層流動。
改革開放之初，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那時，提倡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對資本比較友好，但我們也要客觀看到，走到今天，中國的收入差距在全球來看較大。廣大中產階層的收入分配差距在拉大，他們的消費受抑制。
那麼，調節好分配、擴大中產階層的收入後，消費自然就會起來。這恰是推動軟的新基建之際。諸如，稅收體制、房產稅、財產稅、遺產稅等，這些能否推出來？然後，能否減輕一些廣大中產階層的稅賦？財政支出和國企利潤能否更多地投入到民生支出和社保建設？
另外，能否適當壓縮財政供養人員的比例？所謂的黃宗羲定律，白領等中產階層供養那麼多人，哪有有錢再去消費。
包括住房制度改革，怎麼保持房地產的平穩健康發展，而非暴漲暴跌；以及社保體系的完善，真正做實老百姓社保賬戶，讓病有所依，老有所養，消費自然會隨之擴大。
老百姓儲蓄多是因為國家的保障不多，要預防風險。所以，這就需要社會保障、稅收、住房、養老、醫療等一系列基礎設施的改革建設來配套完成。
不是“刺激”是“激發”
《經濟觀察報》：那麼，硬基建、軟基建怎樣才能協調起來呢？經濟活力真正得被激發起來？
任澤平：當然，最重要的是——所有的事都要人來幹。最關鍵的是調動積極性，激發企業家、地方官員、各個部門的積極性，建立新的激勵機制。如果及時推出類似稅收、融資、資本市場、激勵機制等相關支持政策，我覺得就能夠調動起積極性。
比如，地方官員建立精準考核機制，把高質量發展，把新基建、人民美好生活這些符合未來發展方向的內容納入他的考核指標，同時與地方政府的規劃與財政計劃等配合好。
此外，要給地方一定的授權，進行適當的放權，結果導向、過程透明就行了。比如人口流入的地方，搞新基建出現了短期的債務，亦不要搞終身追責制，要有一定的免責。創新本身就是要有包容性，允許犯錯；不犯錯的最好辦法是啥也不幹。
經濟觀察報：是說需要有一個容錯機制，但與之對應，可能也要取決於個人的道德底線？
任澤平：後者應歸納為法律問題，通過法律去解決。他若錯了，你要寬容他，但是在投入及執行過程當中，出現了腐敗，該怎麼辦怎麼辦，用法律去制裁。
經濟觀察報：硬基建的盤子有多大？你是否測算過新基建的未來效益，它對市場的一些影響？此過程中，我們還聽到一些反對的聲音。
任澤平：新基建相對於老基建，目前佔比相對較低。舊基建肯定佔比高，但它的空間潛力不大，新基建目前佔比低，但未來的空間潛力很大，發展哪個？就像股票市場價值股和成長股的區別。成長股代表未來，價值股代表現在。
例如，20年前的90年代，互聯網經濟，大家覺得肯定會很小，結果今天互聯網經濟在中國經濟當中佔比很高。同樣的邏輯，有人說新基建對中國經濟的發展作用不大，還有人說，這是“新瓶裝舊酒”、“刺激鐵公基”、“四萬億重來”等等諸如此類，我覺得這是沒有未來的眼光，認識不到位。長遠來看——新基建最大的特點就是潛力空間巨大。
換言之，“新基建”投資潛力巨大，經濟社會效益顯著。比如，未來5G網絡建設投資將達到1萬億以上，帶動的產業鏈上下游以及各行業應用投資將超過數萬億投資，更重要的，5G網絡建設將有助於培育繁榮互聯網經濟、人工智能、數字經濟、互聯網金融等新技術新產業，帶動十幾萬億產值的新經濟，可為搶佔全球新一代信息技術制高點奠定堅實的基礎設施。
再換種角度看，20年後，現在的新基建也會變成未來的老基建。但那時候它在中國經濟的比重已超過一半以上；這類似20年前我們這樣看鐵路、公路的思路。
經濟觀察報：GDP會怎麼樣呢？你能否預測一季度、二季度或是全年情況？
任澤平：我覺得一季度可能會砸一個“坑”，區別只在於零增長，負增長和稍微增長，但這已造成了事實，關鍵在於未來的應對。就像疫情危機來了，要先應對疫情，而不是先去查誰的對錯。
當然，危機暴露了一些問題，重點是我們需要通過改革去糾錯。我認為新基建目前就是供給側改革最重要的抓手，它亦是撬動經濟社會效益的支點。
經濟觀察報：那你覺得要落實新基建這盤棋，最關鍵的抓手是什麼？
任澤平：有三點很重要。首先是解決認識問題，思想上重視了，才會有行動上的堅定。目前市場存在的大量誤解與不同觀念，是因為對新基建的認知不夠。要充分認識到新基建是短期應對疫情擴大有效需求和長期擴大有效供給最有效的辦法。
其次是機制問題，怎麼調動大家積極性去幹，不然就淪為口號了。
第三是手段，把積極性調動起來了，還要給出一些手段：比如說融資、稅收，地方官員的適度容錯，債務上限的適度突破，包容失敗，以及對知識產權的保護等等。這些其實也是如何落實軟基建的問題。
經濟觀察報：新基建會怎樣影響市場？它可以完全對沖現在疫情帶來的負面影響嗎，還是說其實也有個過程。
任澤平：怎麼對沖疫情和經濟下行？其實最簡單有效的辦法還是“新基建”， 這有大量的例子，比如羅斯福新政、里根經濟政策，包括98年金融危機、2008年搞的很多基礎設施等，都具有重大的社會效益。
至暗時刻，“新基建”點亮中國經濟的未來，短期有助於擴大需求、穩增長、穩就業，長期有助於釋放中國經濟增長潛力，推動改革創新，改善民生福利。
中國經濟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公共政策正面臨重大抉擇。成，則偉大崛起時隔五百年重回龍座；敗，則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漫長黑暗。不要放過任何一次危機！
“新基建”不僅是應對疫情和經濟下行的有效政策手段，更是中美貿易摩擦下大國競爭和改革創新的關鍵殺手鐧，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國運之戰，勝負手。3月3日美聯儲緊急降息50個基點，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強調“新型基礎設施建設”，一個大放水，一個新基建，我相信歷史將會給出最終的答案。
不管怎樣，我覺得新基建最重要的在於——除了巨大經濟社會效益外，還有在這個時間階段，中國政府在幹一件正確的事情；這很重要，它有助於提振各方面信心。假如新基建引起各方強烈反應，認為這是民心所向；順民心做事，就一定能夠提振各方面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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