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12月2日 观察者网
曾经推动中日关系进入蜜月期的那位日本首相去世了。
根据《朝日新闻》29日报道，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于当天早晨去世，享年101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当天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接到讣告的时候，感到万分悲痛。我与全体国民一道衷心哀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则给予了中曾根高度的评价，“为推动中日关系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我们谨对他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向他的家属表达诚挚慰问。”对于今天的中国年轻人来说，“中曾根康弘”可能是个有些陌生的名字，但对于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中日蜜月期的人来说，他是一个重要的符号。
中曾根康弘于1918年5月出生在日本群马县的一个富裕的木材家庭，母亲姓中村，是一个基督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女性，对他有很大的影响。1941年，中曾根从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进入日本内务省工作。日本战败投降后，中曾根于1947年当选众议院议员，由此开启了长达56年7个月的众议院议员生涯。1959年，中曾根作为岸信介政权的科学技术厅长官首次进入内阁，此后又先后担任过运输大臣、防卫厅长官、通产大臣等职务。1982年11月，时任首相铃木幸善下台后，时年64岁的中曾根成为第71届日本首相，并且还成为了战后日本任期第5长的首相，共1806天。
年轻时候的中曾根康弘（图/时事通讯社）
值得注意的是，中曾根与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同年同月生，两人都是平民出生，并最终问鼎首相宝座。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正是当时中曾根的积极鼓励才使得田中坚定了与中国复交的决心。然而，按照《战后 日本的首相》一书作者中野明的话说，中曾根与田中既不是犬猿之仲，但也绝非鱼水之交，反而更多的是相互利用。比如，在1972年田中角荣与福田赳夫竞争自民党总裁的时候，中曾根就没有支持同为群马县出身的福田，而是选择支持田中。1982年，中曾根能够成为日本首相，也是得益于田中角荣派系的大力支持，也难怪当时的民众揶揄其为“田中曾根内阁”。
正是由于中曾根康弘的政治立场经常摇摆不定，所以在日本政坛中也有着“风见鸡”（即墙头草）的外号。比如，在佐藤荣作（1901-1975）担任首相期间，中曾根曾是自民党内“反佐藤”势力急先锋，但令人愕然的是，中曾根却先后在佐藤政权内担任运输大臣和防卫厅长官。不过，对于这样的外号，中曾根本人倒是不介意，他经常说“知道风向是驾驶舰船的第一步”，而这样的实用主义原则在日后的中曾根外交中有着充分的体现。
中曾根康弘在担任首相期间（1982-1987），在内政和外交领域均有建树，且对此后的日本政坛有着不小的影响，但更被后人关注讨论的显然还是其在外交领域的成果，特别是中曾根政权时期的日美关系和中日关系均保持稳定，这是比较难得的。
在内政方面，中曾根积极主张修改《日本国宪法》，在保留宪法第9条的同时，主张把国防军写入宪法中。今天，安倍晋三的修宪思路其实与中曾根有几分相似。在中曾根担任首相的1980年代，正是“日本第一”响彻西方世界的时代（傅高义的《日本第一》出版于1979年，此后引起西方世界对日本的更广泛关注），经济的崛起使得日本开始谋求成为世界政治大国，所以其上台后的就率先解除了日本对美国的武器技术供给限制，此后又取消了日本防卫预算占GNP1%的限制，而时下日本每年都有所上涨的防卫预算可以说源自中曾根政权时期。中曾根还是战后日本第一位参拜靖国神社的首相，此后参拜过靖国神社的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或多或少受到了中曾根的行为影响。
在外交方面，中曾根政权时期的日美关系并不能完全称之为“蜜月期”。在1982年11月成为首相后，中曾根于翌年1月18-19日访问美国，并与时任美国总统里根举行日美首脑会谈。在此次访美期间，中曾根向里根表示，“日美两国是命运共同体，日本列岛可以起到不沉的航母的作用，日本积极支持和配合美国在亚洲的战略部署。”尽管中曾根的“不沉的航母”言论在日本国内引来巨大争议，但却拉近了他与里根之间的关系。根据当时担任中曾根秘书长的长谷川和年回忆，1月19日早晨，在里根总统夫妇款待中曾根的早餐会上，里根对中曾根说，“从此以后，请叫我Ronald，而我叫你康吧”。这就是在日美政界成为佳话的“中里根”关系的由来。后来，在里根访问日本期间，中曾根还曾邀请里根夫妇前往他的私人别墅，由此可见两位领导人的关系之亲密。
中曾根康弘与里根（图/首相官邸网站）
正是基于“不沉的航母”表态，以及中曾根在对美武器技术出口、扩大防卫预算方面的举措，再加上其与里根良好的私人关系，使得中曾根政权时期的日美军事同盟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作为硬币的另一面，中曾根政权时期，也是日美经贸摩擦最为激烈、美国舆论对日本最为负面的时期。
上世纪80年代前期，日美之间最大的贸易问题就是汽车贸易摩擦。由于当时美国汽车耗油量多、车体大，所以使得日本节能小型汽车在美国市场急速扩张，这也就导致美国汽车行业发展陷入了困境。1980年6月，全美汽车工会向国际贸易委员会提起诉讼，要求对日本汽车的进口进行限制。虽然国际贸易委员会撤销了全美汽车工会的诉讼，但事态还是发展成了牵扯美国国会的政治问题，这也就使得奉行自由贸易政策的里根政权也不得不采取措施。
除了日本汽车进口外，当时美国对日本的进口市场也不满意，要求日本放宽对美国商品的准入门槛。从1985年1月开始，美国政府在通信设备、电子技术、木材和医疗器械这4个方面与日本进行谈判，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与此同时，美国还在舆论层面对日本施压，将美国商品难以进入日本通信设备等作为日本封闭市场的证据进行抨击。
1985年，日本与美国等签署《广场协议》，当时日方代表是中曾根内阁财务大臣竹下登（右一）。在中曾根下台后，竹下登成为首相。（图/日本经济新闻社）
此外，对日本经济产生重要影响的“广场协定”也正是在中曾根政权时期签署的。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财政赤字急剧扩大，对外贸易逆差大幅增长。当时，里根政府希望通过美元贬值来增加出口竞争力，以此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曾根政权被迫与美国签署了著名的“广场协定”，通过日元升值的方式来诱导美元贬值，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后来的结果想必大家都十分清楚，日本经济因“广场协议”迎来了短暂的泡沫繁荣，随后由于房地产经济的破灭造成日本经济长期停滞。因此，在笔者看来，中曾根政权时期的日美关系，并不是完整的蜜月关系，日美两国在军事安保领域确实稳定，但与此同时在经贸领域，日本则不得不做出让步，并承受着美国巨大的压力。
中日关系之所以能在上世纪80年代进入蜜月期，这与中曾根康弘的个人推动是分不开的。尽管当时中日关系曾因历史教科书问题和靖国神社问题而一度遇冷，但中曾根却能够从大局出发，避免了中日关系走低遇冷的风险。比如，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后，立刻引来了中韩等亚洲国家的抗议。在接到胡耀邦的抗议信后，中曾根感到非常懊悔，并亲笔写信给胡耀邦，就参拜问题进行解释、致歉，并表示不会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可以说体现了中曾根作为政治家的成熟，以及他对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视程度。2001年，中曾根在《正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中止参拜靖国神社的理由》文章，他在文中写道“我与胡耀邦是好朋友，我不能给他添麻烦。”
1986年，胡耀邦在北京会见中曾根康弘。（图/共同社）
1984年，中曾根康弘在访华期间宣布向中国提供4700亿日元的低息贷款。这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也正是在此次访华期间，中日两国达成了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事宜，这为此后的中日关系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当年参加访华的日本青年中，已经有很多人成为两国关系的栋梁了。因此，在战后中日关系史上，中曾根政权可以说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时今日，中日关系改善势头不断向好，但能否重现上世纪80年代的蜜月期显然还需要双方的共同努力。在上世纪80年代中曾根政权结束后，中日关系起起落落，特别是千禧年之后，甚至一度出现擦枪走火的风险。这其中自然有各种因素的影响，但日方领导人能否正确看待中国的发展，能否从大局角度来看待中日关系，显然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期待日本政治家能够重温中曾根康弘的精神，推动新时代中日关系行稳致远。
本文刊载于12月2日 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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