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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人物的丰功伟绩，可能与他们的雄心壮志无关，而是因为历史情境下的不得已。历史情境，逼着他们去做某些大事，不做不行。而正是因为他去做了、而且做成了，所以才有了唐宗宋祖的风流得就。
但是，做大事，真得要花很多钱、要流很多血、甚至要死很多人。所以，做大事的大决策，往往很难凭借理性的计算，大事和大决策需要凭借历史人物的情怀满满。
所以，一将功成万骨枯，君王雄略万鬼烦，君王的大情怀、大事的大决策，总需要一群向死而生的人。
当一切都具备了，历史大事、君王雄略以及向死而生一众追随者，那么就一定要发生某些大事。隋唐帝国就是如此，而唐征吐谷浑之战，就是这个命题的一个缩影。
公元630年，大唐平灭东突厥，解除北方草原的威胁。但是，自古以来，北方威胁和西域问题，从来都是相伴相随的。解决北方但不解决西域，北方威胁还会死灰复燃。甚至，为了解决北方威胁，就要先解决西域问题。比如汉武帝，在汉匈战争期间，就已经在操刀西域问题了。
所以，在平灭东突厥之后，李世民的目光就转向了西域。但是，在通往西域的路上，却有一个必须要搞定的拦路虎——吐谷浑。
01.离家出走万里的慕容吐谷浑
魏晋时期，入居辽西的鲜卑慕容氏迎来了一股优势基因大爆发。慕容家，连续几代人，都是英雄辈出。
在慕容廆时期，鲜卑慕容部快速发展，逐渐在辽西做大。所以，慕容廆算是引领鲜卑崛起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慕容廆的庶长兄，叫慕容吐谷浑，因为是庶出，所以没能成为慕容部领袖，只分得了1700家作为部曲。
因为当时没有铁丝网，所以在草原上放牧也就不会那么泾渭分明。于是，慕容廆部的马与吐谷浑部的马，就搅和在了一起，“二部马斗”。
作为慕容部的大族长，慕容廆自然要颐指气使一番，斥责长兄慕容吐谷浑：
先公分建有别，奈何不相远离，而令马斗。
意思是说：父亲过逝的时候，已经给咱们分家了，你为啥不离得远点儿，故意让两部马匹相斗。慕容廆这话就有点儿一语双关了：这个“远离”就不止是让哥哥吐谷浑离自己的部落远点儿了，而是让他滚出鲜卑慕容部。因为慕容吐谷浑这个长兄，对他这个继位的嫡子总是一种威胁。草民壮士，从来都是豪迈直爽。所以，慕容吐谷浑受不了弟弟的双关揶揄，于是怒曰：
马为畜耳，斗其常性，何怒于人！乖别甚易，当去汝于万里之外矣。
马是畜生，畜生相斗是其常性，你怎么能迁怒与人呢？离开还不简单吗，那我就离你到万里之外，这样够远了吧。于是，慕容吐谷浑这一部鲜卑人就离开了辽西，而且远去万里。他们到哪去了？一直走到了凉州地区，也就是今天的甘肃、青海一带。
后来，这支鲜卑人就以吐谷浑作为族名和国名，在南北朝时期建国称汗，定都伏俟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鼎盛时期，东起甘肃省甘南地区、西至新疆若羌、且末，南至青海以南，北至祁连山。
祁连山以北、北山以南，就是河西走廊，中原通往西域的关键通道。所以，吐谷浑的存在，直接威胁着河西走廊，威胁着大唐通往西域的关键通道。
同时，吐谷浑控制区域主要是河湟地区，也称河湟谷地，位于黄河与湟水流域的三角地带，即今天青海省东部地区。这个地区沟通青海与新疆的塔里木盆地。也就是说，从河湟谷地出发也能通西域。
治湟峡中道桥，令可至鲜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
汉代名将赵充国在平羌之后，就建议朝廷经营河湟以制西域。所以说，吐谷浑控制的这个地区，非常重要。
02.大唐为什么要征战吐谷浑
隋炀帝杨广干的事情，唐太宗李世民基本上全都干了。杨广兵威东突厥，李世民平灭东突厥；杨广三征朝鲜，李世民也三征朝鲜；杨广征战吐谷浑，李世民也征战吐谷浑。李世民唯一少干的事情，可能就剩开凿大运河了，因为杨广已经开凿完了。
所以，《绚烂的世界帝国》的作者气贺泽保规，如是说：作为一位统治者来说，唐太宗并没有任何方面超过隋炀帝。同时，认为“无论在把握未来的构想能力和行动能力方面，还是在学问以及文学素养等方面”，李世民一点儿都不比杨广强。而大隋与大唐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萧规曹随”，大隋干什么、大唐就干什么，大隋怎么干、大唐就怎么干。
就评价历史人物而言，我们总是掺杂了太多的主观意愿，即杨广的主观意愿是好大喜功，所以各种搞工程；李世民的主观意愿是雄才伟略，所以各种英明神武。实际上，真实的历史情境，可能比历史人物的主观意愿重要得多。做出这样或那样的决策，也许就是历史情境下设定的各种不得已。不是他们想这样做，而是当时的情境逼着他们就得这么做。
平定吐谷浑，就是一种历史情境下的不得已。而且，这种不得已，还有历史的经验模型可循。
汉武帝开始了对匈奴的全面战争，从西汉一直打到了东汉。强汉是真得强，在草原上把匈奴人打得六畜不繁息、妇女无颜色。但是，大汉就是死活不能解决北方威胁，也就是匈奴人永远也打不死，逼得汉武帝没办法也只能修长城。
而其原因就是西域，西域是匈奴人的后方粮仓，可以源源不断地向草原帝国输血。彻底解决匈奴问题，是在东汉时期。东汉东联鲜卑、西联乌孙，才把匈奴帝国打成历史。而为了防止匈奴死灰复燃，从西汉到东汉，两汉一直加强对西域的控制，为得就是斩断北方草原的西部粮仓。
所以，解除北方威胁，并不是扫荡完北方草原就完事了。要彻底解除，就必须遥制西域，防止北方威胁死灰复燃。因此，西域虽然远在万里之外，但是大汉要通西域，大隋也要通西域，甚至五胡十六国的前秦以及南北朝的北魏，都要通西域。其目的就是要削弱来自草原的威胁力量。因此，大唐也必须通西域。
大唐通西域，就得征服吐谷浑。因为吐谷浑的实力已经控扼了通西域的两个关键通道，一个是河西走廊、一个是河湟谷地。
所以，征吐谷浑之战，就是历史情境下的不得已。
03.大唐征伐吐谷浑之战
河湟地区，原是羌人的聚集地。所以，西汉赵充国才会平羌乱、治河湟。但是，随着羌人迁出和鲜卑迁入，如乞伏鲜卑、秃发鲜卑以及鲜卑吐谷浑部，河湟以及凉州地区地区就成了鲜卑人的天下。最终，吐谷浑部成为了这一地区的主宰。
吐谷浑政权，并非是纯游牧的草原政权，汉化特征比较明显，有王、公等号，还有仆射、尚书、将军、郎中等官职。关键是他还建立了伏俟城等数座城池。但是，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就是赋税的问题。所以，吐谷浑只能是进化了的草原政权，但还不是标准的传统政权。所以，面对大唐的进攻，吐谷浑也就存在着韧性不足的问题。
公元634年春，唐太宗李世民派段志玄和樊兴出击吐谷浑，向西挺进八百里，在青海湖一带击败吐谷浑。但是，段志玄没有千里奔袭的魄力，所以没能对吐谷浑形成毁灭性的打击。唐军撤退之后，吐谷浑立即卷土重来，并报复性地进攻唐朝的凉州地区。
公元634年底，唐太宗李世民再次兴兵吐谷浑，老将李靖主动请缨，被任命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以侯君集、李道宗和李大亮三路大军征伐吐谷浑。
此次征战，侯军集崭露头角。鄯州统帅部会议，侯君集建议：
简精锐，长驱疾进，彼其不虞，可有打利，此破竹之势也。
这一建议得到李靖的首肯，于是唐军此次出征就是一场远征之战，而目的就是要消灭吐谷浑的有生力量，对其实施毁灭性的打击。
于是，李靖命李道宗先锋出击，并在库山（今青海湟源县南）突袭了吐谷浑伏允可汗部，首战告捷。
然后，吐谷浑继续上演年初的策略，就是：打不过就跑，而且拼命往西跑，跑过雪山和大漠，等着唐军畏难撤退。
但是，这一次大唐是要玩命干的。于是，鄯州休整后，李靖再次采纳侯君集的建议，决定对吐谷浑穷追猛打，发动绝地大追击。
李靖率薛万均、李大亮诸将从北路实施追击作战；侯军集率李道宗诸将从南路实施追击作战。南北两军，形成钳形攻势。
此次追击作战，极为艰苦。
李靖的北路军团，追到了曼头山（今青海湖以东日月山口），薛万均、薛万彻兄弟以及李大亮分路掩杀，接战吐谷浑各部。后来，李世民又派执失思力带军驰援，再接再战。在取得连续胜利后，李靖所部继续西进，打到了新疆且末（即吐谷浑统治的最西端）。
侯君集的南路军团，前出两千余里，据载：北望积石山，观河源之所出。唐军面对高原的险恶环境，仍旧穷追不退，在杳无人烟、缺粮缺水的困境中“人龀冰、马瞰雪”。
南北两军在柏海（今青海鄂陵湖和扎陵湖）会师后，李靖命李大亮、薛万均兄弟以及契苾何力继续追击吐谷浑伏允可汗部，命侯君集在柏海地区追歼吐谷浑残部。
契苾何力率精骑一千，长途奔袭，直插突沦川（即今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沙漠无水便“将士刺马血饮之”，唐军猛追不退，直至“袭破伏允牙帐，斩首数千级，获杂畜二十余万，伏允脱身走，俘其妻子”。
伏允在逃亡过程中被部众杀死，其子慕容顺杀死权臣天柱王（伏允年迈，国事由天柱王把持），举国向大唐投降。
至此，唐征吐谷浑之战正式结束，吐谷浑成为大唐的藩属国。
04.大势的不得已、情怀的大决心以及将士的向死而生
隋唐帝国统一华夏，解决了内部问题，必然要直面外部问题，也就是草原问题。因为中原和草原是一对穿越千古的矛盾。这就是大势。大势之下，就会有草原这个不得已。
平灭东突厥之后，大唐的目光必然要转向西域。因为不能制衡西域，大唐就不算彻底解决北方威胁。这也是一种大势。大势之下，就会有西域这个不得已。
为了通西域，大唐就要打通关键通道，也就是要征服吐谷浑汗国。因为搞不定吐谷浑这个拦路虎，大唐通西域就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大势之下，就会有吐谷浑这个不得已。
隋朝面对的问题，大唐同样要面对，所以大隋与大唐之间，就是一种萧规曹随的关系。杨广要解决的问题，李世民也要解决，这不是暴君与明君的问题，而是历史情境设定的问题。
在这种情境设定下，杨广和大隋要面对草原和西域的问题，李世民和大唐也要面对草原和西域的问题。所以，他们都要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去做一样的事。
但是，战争总是要流血的。
所以，司马光会把秦皇汉武作为反面教材。士大夫致君尧舜上，但司马光这个士大夫，绝不想致赵家皇帝于秦皇汉武之上。
罗素说：我不敢让别人为我的信念去死，因为我不能肯定那个信念是对的。
可能，司马光和罗素一样，他们都是善良而聪明的学者。那种“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司马光不想见到。雄主很风流，但雄主风流的背后是百姓流血。
罗素可以这样想，也可以这样做，因为他只是一个学者。而司马光却不能这样想，也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不止是一个学者，还是大宋的朝堂领袖。
面对演化的竞争和历史的大势，要么是胜者王霸、要么是败者奴隶。这就是传统时代的演化法则。
司马光是一个合格的学者，但不是一个合格的领导。凡人可以聪明而善良，所以可以过一种正确而平庸的生活。但是，领导者，必须要面对历史情境设定的不得已。理性计算，总是能不战就不战，因为战就要流血流泪。但是，面对大势下的不得已，可能真得需要某种情怀的冲动。
渭水之盟，李世民认为是渭水之耻。于是，鼓励将士勤练弓箭，自己不要宫殿华丽，只要能雪渭水之耻。这是历史人物的情怀。正是这种积极进取的情怀冲动，所以大唐才会积极主动地面对历史情境所设定的不得已。
但是，还要有凡人的向死而生。
征吐谷浑之战，早过花甲之年的老将李靖，从青海打到新疆；而侯君集则穷追两千余里，“人龀冰、马瞰雪”。还有契苾何力的一千精骑，从青海高原打到新疆沙漠，“将士刺马血饮之”。这就是一种向死而生。
在罗素或司马光看来，这些人一定都很傻。他们为了太宗李世民的某种信念或情怀，就深入险境、不顾生死。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李靖、侯君集、契苾何力以及远征的将士，他们很可能就会成为青海头那些无人收的白骨。如果死能成鬼，他们就是天阴雨湿中的新鬼和旧鬼。
面对历史大事的不得已，李世民这个雄主情怀决策，李靖这些将向死而生，他们真得不如司马光更善良、更聪明。
但是，历史却往往是被这群人所推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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