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祥王览能全孝，真卿杲卿均致身。

-乾隆帝《五贤祠》

诸葛亮于乱世中相机而出，担当起济世救民重任，为报知遇之恩，他为蜀汉事业殚精竭虑，虽最终未能成就大业，却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后世文人对诸葛亮充满仰慕之情，多在诗歌中自己感叹怀才不遇，功业无成。儒家强调“外王”之道，他们称赞诸葛亮“忍所私以行大义”。

诸葛亮成为知识分子理想人生的投影，与他高超的治国才能、为“王者师”的政治理想和崇高的道德操守分不开。

01

诸葛亮的统军才能和治国之道

诸葛亮融儒、法、兵、阴阳、纵横诸家为一体并付诸实践，体现了“天行健，君子自强以不息；地势坤，君子厚德以载物”的精神。

统军才能

陈寿在《诸葛亮传论》评论诸葛亮：“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萧之亚匹也。”但陈寿认为诸葛亮缺少军事才能：“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实际上，诸葛亮具有战略眼光，能够从政治的高度确定战略方针，如敦睦东吴，避免同时与魏吴两面作战。再如进军巴蜀，夺取益州，出征南中，运用“攻心”战略使少数民族接受蜀汉统治，建立巩固的战略后方，然后率主力北伐。即使暂时失利受挫，诸葛亮也能沉着应对，使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

如第一次北伐，马谡失街亭，前军溃败，诸葛亮临危不乱，收兵撤退，保全了蜀军主力；第二次北伐，强攻陈仓不利，退军途中受到魏兵追击，诸葛亮布阵待敌，一战斩杀魏将；第四次北伐，李严伪造粮运难继军情，诸葛亮被迫撤退，魏将率军追击，诸葛亮以强弩伏兵射杀魏将；第五次北伐，司马懿坚壁拒战，诸葛亮在敌占区屯田，建立作战根据地，病情突然加重，他安排分路撤兵，保全了蜀军兵力。司马懿“案行其营垒”时叹诸葛亮为“天下奇才”。诸葛亮深通治军为将之道，其《心书》《知人性》《将弊》《将强》《整师》《习练》等论述了统军用兵之道。

治国之道

与军事谋略相比，诸葛亮的治国才能更为突出。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评价诸葛亮：“军不治而唯公治之，民不理而唯公理之，政不平而唯公平之，财不足而唯公足之”“先主殂，武侯秉政，务农殖谷，释吴怨以息民，然后天下粗安，蜀汉之祚，武侯延之也”。

刘备病逝后，诸葛亮成为蜀汉的实际当国者，他“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蜀国呈现“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哗，路无醉人”的景象。

诸葛亮的治国思想强调“安民为本”，他批评刘璋治益州“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他安抚流亡，打击豪强，闭关息民，安定民生，恢复国力。

诸葛亮推行“务农积谷”的经济政策，兴修水利，灌溉农田，再加上减轻赋役，百姓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农业发展，经济繁荣。

诸葛亮又把发展盐铁、织锦放在重要位置，“较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国用”；设立锦官，大力提倡植桑养蚕织锦，组织蜀锦的贸易输出，使蜀锦成为蜀汉重要的财政来源。

诸葛亮还修建桥梁、道路，发明木牛流马以改善运输，使得物资交流变得畅通无阻。他又倡导勤俭节约，增加积储。

诸葛亮强调法治，但是他主张治国法、礼并用，威、德并行，重视道德教化，先德后刑。诸葛亮认为，为政过宽则民慢，为政过严则民残，故须宽猛相济，应该审情度势，不拘于常法。诸葛亮主张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以仁待民，以德教民，安民要“以礼为本”。

02

诸葛亮的君臣际会实现了其“为王者师”的政治理想

传统知识分子注意出处，强调人格独立，最高理想是“为王者师”，只有“为王者师”，才能实现自己大济苍生的政治理想。

宋代词人辛弃疾在《木兰花慢》中说：“一编书是帝王师。”诸葛亮一生的出处进退，立身行道，为知识分子树立了榜样.

“君臣际会”是儒家政治理想的最高体现。封建时代有“伴虎”“逆鳞”之说，君臣之间多猜忌，少有善终，如伍子胥与吴王，韩信与汉高祖。但诸葛亮与刘备却肝胆相照、患难与共，体现了“贤臣圣主”的理想君臣关系。

诸葛亮以管仲、乐毅为榜样，期望能遇到齐桓公、燕昭王那样求贤若渴、能以师礼待贤的君王，实现其政治抱负。

诸葛亮与刘备君臣际遇的基础是相同的志向和道德追求。刘备所到之处，为士民所拥戴，主要因为刘备的“宽仁有度”。刘备临终时遗诏后主，叮嘱其“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可见他以儒家道德规范为立身行事准则。清代赵翼论诸葛亮与刘备关系时说：“惜是时人才已为魏、吴二国收尽，故得人较少，然亮第一流人，二国俱不能得，备独能得之，亦可见以诚待人之效矣。”诸葛亮与刘备兴复汉室的政治政治信念和目标相同，道德观念一致，“刘备足信、亮足重”，君臣之间推心置腹、肝胆相照。

在很大程度上，诸葛亮将刘备视为知己。正是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诸葛亮尽心竭力，助刘备夺得荆州、益州和汉中，建立了蜀汉政权，成就了三足鼎立的格局，实现了“隆中方略”的前半部分。刘备临终托孤于诸葛亮，诸葛亮受顾命之后，唯恐托付不效，夙兴夜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此报答知己。刘备临终时曾对诸葛亮说：

值得注意的是刘禅与诸葛亮的君臣关系。刘备托孤于诸葛亮，使诸葛亮得以统摄一国军政大权，实践“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政治运作。诸葛亮与刘备父子的特殊关系，使他能以“相父”的特殊身分处理政务而不招致怀疑和攻讦。刘禅即位后，亦有自知之明，他

03

诸葛亮崇高的道德境界和忠诚的政治人格

与“事功”相比，儒家更看重“立德”，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志于道”“据于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反复强调与终身追求的人格取向。

诸葛亮被时人赞誉为“当世伊、吕”“参伊、周之巨勋”。就功业而论，诸葛亮不及“霸诸侯，一匡天下”的管仲，更无法与伊尹、周公比肩，但诸葛亮称得上是道德伟人。

诸葛亮说：“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

诸葛亮有着严格的道德自律精神。诸葛亮治蜀，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多次表示自己“任重才轻，故多阙漏”，要求将士“但勤攻吾之阙”。出现失误则勇于担责。街亭兵败，咎在马谡，而诸葛亮以“春秋责帅”之义，上书自请贬官三等，并“引咎责躬，布所失于天下”。

诸葛亮严于律己还体现在生活俭朴廉洁，出山之前，躬耕自食，出山之后，为官清廉，生活俭朴。诸葛亮提出“俭以养德”，要求官吏“清心寡欲，约己爱民”，杜绝铺张浪费。他以身作则，戴“葛巾”，出

诸葛亮秉公而断，不徇私情。李严、廖立因贻误军机、诽谤朝政，被诸葛亮贬为庶民，后诸葛亮死，二人“闻之痛之，或泣或绝”。

诸葛亮高风亮节，甚至受到仇敌崇敬：“同时人无不服，身后人无不服，虽仇敌如魏、吴亦无不服。”

诸葛亮的品德中最为后世称颂的是他的忠诚。宋代理学家胡瑗说：“人臣居于显位，上而奉一人之尊，下而有百官万民之责，内无觊觎僭窃之心，若伊尹之于太甲，周公之于成王，霍光之于昭帝，诸葛亮之于蜀主，此数君子是谓知终，终之于人臣之分，能存万世之义也。”

诸葛亮在《兵要》中把“忠君”作为人臣的最高道德准则。诸葛亮刚出山时并未得到刘备的重用，但诸葛亮一旦选择就竭其所能，忠心耿耿，任劳任怨，没有私心杂念，践履了儒家

刘备白帝托孤时，诸葛亮表示：“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刘备死后，诸葛亮忠心辅佐后主刘禅，以完成刘备的未竟事业。他以对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为国操劳，“夙夜忧叹”，以至积劳成疾，他唯恐

在后世的流传中，民间传颂诸葛亮的智谋，士人羡慕诸葛亮的君臣际遇和功业，统治者则强调诸葛亮的忠诚。诸葛亮对蜀汉的“忠诚”，被后世奉为鞠躬尽瘁的典范。

结语

本文从统军才能和治国之道、君臣际会实现政治理想、崇高的道德境界和忠诚的政治人格三个方面分析了诸葛亮成效明显的统军治国之道，基于君臣际会的政治理想，淡泊宁静、廉洁自律、忠诚奉献的道德追求，诸葛亮于乱世中担当济起世救民的重任，显示了儒家所倡导的兼济天下的济世情怀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进取精神。

当然人无完人，诸葛亮也有不足之处，有人认为其过于专权，他推荐的大臣、选定的接班人不能担当中兴之臣的大任。但瑕不掩瑜，诸葛亮仍是历史上少有的“全人”，他的的道德人格境界为后世所敬仰。

唐代的裴度在《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铭》中评价诸葛亮：“则知地无常形，人无常性，自我而作，若金在镕。”

清雍正二年通过“廷议”将诸葛亮从祀孔子于孔庙中。清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间传说和历代讲述，特别是《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功塑造，传统伦理观念和审美理想不断渗入，诸葛亮形象越来越理想化，成为知识分子的崇高典范，是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化身，寄托了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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