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外斜月
古代封建王朝中，無論是宦官亂政還是外戚專權，本質上都是皇權在與相權的鬥爭中失利后皇帝所採取的極端應對產生的結果。
從秦始皇統一六國到明朝，皇權與相權的鬥爭都從來沒有停止過。
秦有趙高亂政，西漢有呂后專權、竇太后聽政，都因新皇登基根基不穩，需要藉助宦官或外戚的勢力來與朝中丞相為首的大臣們對抗，相互制衡。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有的皇帝能力不足，把握不好其中的度，造成宦官或外戚的權力過度膨脹，就產生了宦官專權和外戚干政的情況。
而大清朝就不存在皇權與相權相爭的情況，清代達到了我國封建王朝君主集權的頂峰，相權完全喪失。
女真本是半奴隸制的部族，在取得中原王朝的統治權之後，依舊保留了許多奴隸制的遺留，其統治階層由八旗貴族組成，其他人實質上都是奴才。
大清朝廷上重要職位全都是滿大臣佔據，而這些滿大臣除了八旗貴族之外，大多又是他們的包衣奴才，漢臣完全沒有發言權，尤其是清朝中前期。
因此，清代皇帝根本不需要藉助宦官或外戚來制衡朝中大臣。
這也是清末慈禧一個沒有強大娘家勢力支撐的女人也能執掌大權幾十年的原因所在。
歷史痴
清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是中國封建社會的衰落及滅亡階段。清朝有沒有太嚴重的宦官專權？幾乎沒有。清朝有沒有太嚴重的外戚干政？基本沒有。一點點的外戚干政和宦官專權都沒有是不可能的，有皇權專制就一定有宦官專權和外戚干政。區別在於，清朝外戚干政和宦官專權的現象比較少，程度也比較低。為什麼呢？一是因為皇權已經強大到了不需要外戚和宦官進行平衡的程度。二是因為宦官從政府的官員完全變成了皇帝的奴僕。三是因為清朝的皇帝吸取了前朝的經驗教訓。四是因為以儒家為指導思想的社會輿論的影響。總之，外戚干政和宦官專權的根源在於專制皇權，外戚干政和宦官專權的最大受害者是人民。
關於清朝幾乎沒有宦官專權和外戚干政的原因，具體分析如下。
第一，強大的皇權不需要宦官和外戚進行皇權和臣權的平衡。
宦官的權力來源於皇權，外戚的權力也來源於皇權。無論是宦官專權還是外戚干政，其實質都是對皇權的竊取。為什麼皇權能夠被竊取？因為皇權受到了挑戰。以相權為代表的臣權時刻對皇權形成了限制與挑戰，皇帝時刻都有權利上的不安全感和生命上的不安全感。
怎麼才能讓皇權和皇帝有安全感？分權制衡。宦官是皇帝分權制衡的一部分，外戚也是皇帝分權制衡的一部分。也就是說，宦官專權和外戚干政是皇帝自己造成的。在權力制約的過程中，皇帝信任的是自己身邊的親信進程和跟自己有血緣關係的人。如此，外戚和宦官也就走上了權力的舞臺。
清朝雖然仍然是家天下，但血緣關係比之以前淡薄了一些。清朝的皇帝不是以家族和血緣進行權力的制衡，清朝的皇帝是直接剝奪了大臣的權力。清朝的皇帝不需要宦官和外戚進行權力的平衡。
第二，宦官的地位在不斷的下降，外戚的力量在不斷的下降。
宦官是一群身體有殘缺的人，其主要任務是服侍皇帝和皇族。在封建王朝剛建立的時候，貴族官員對宦官雖有偏見，但卻沒有太多的歧視。當時的宦官還可以說是政府的正式成員，但在時間推移的過程中宦官卻成了皇帝的沒有任何權力的奴僕。從官員到奴僕，宦官的地位下降了，宦官的權力也在失去。
在秦漢時期，外戚是可以擔任重要的國家官員的，甚至外戚可以算作是皇族的一部分。隨著封建社會的發展，婦女的地位在降低，外戚的地位也在降低，甚至外戚從皇族的一分子變成了奴才。隨著外戚地位的降低，其力量也在不斷的削弱，而且皇帝也在有意識地打壓外戚的力量。
沒有任何力量和地位的外戚和宦官是沒有干政和專權的能力的。外戚和宦官完全變成了皇權的附屬品，再也不能對皇權構成威脅。
第三，清朝的皇帝吸取了漢朝唐朝和明朝宦官專權和外戚干政的教訓，對外戚和宦官防範很嚴。
漢朝以張讓為首的十常侍宦官集團竊取了漢靈帝的皇權，獨霸朝綱，使社會秩序陷入了混亂的狀態。以明朝的劉瑾為代表的宦官權勢滔天，劉瑾甚至被稱為立皇帝。在這些宦官的操控下，皇帝成為了傀儡。吸取了歷朝宦官專權教訓的清朝皇帝對其控制異常嚴格，甚至皇帝不用識字的宦官。明朝的宦官有很高的文化水平，為惡也重；清朝的宦官文化水平低，為惡也輕。
宦官不識字也就無從處理國政，不能參與國政處理的宦官是不可能竊取權力的——因為權力的竊取是一個過程。明朝的秉筆太監可以代替皇帝批紅，而清朝則不能。清朝的皇帝把宦官徹底變成了生活上的奴僕，而把官員變成了政務上的奴僕。清朝的軍紀大臣看似威風，但實際上只能跪奏筆錄，毫無實權可言。
清朝的外戚就算能夠參與國家的管理，也不可能出現漢朝時期的外戚干政局面。為什麼呢？一是因為皇帝不需要外戚平衡權力，二是因為外戚變成官員之後還是沒有權力——
清朝的實權都掌握在皇帝手中。
第四，以儒家為主流的社會輿論敵視外戚和宦官。不能得到認可的外戚和宦官也就沒有專權和干政的機會。
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曾經出現過外氣和宦官交替專權的局面。皇權和皇帝輪流操控於外戚和宦官手中。無論是外戚干政還是宦官專權制衡的都是官員的權力。因此，政府的官員與外戚及宦官是敵人。
從漢武帝以後，政府的官員都是出自於儒家。這意味著儒家對外氣和宦官是持否定態度的，而儒家不僅是統治思想，儒家還掌握社會的輿論控制權。控制了社會輿論的儒家會如何對待宦官和外戚？當然是對他們進行否定。在儒家的引導下，社會輿論對於宦官專權和外戚干政是一片口誅筆伐。
皇帝不認可外戚和宦官，儒家不認可外戚和宦官，整個社會也不認可外戚和宦官。在這種情況下，外戚和宦官怎麼可能有干政和專權的機會？！
總之，沒有宦官專權和外戚干政的穩定的社會是人民所需要的。雖然皇權專制和儒家思想控制了整個社會，但社會的穩定總是強於社會的動盪。沒有宦官專權和外戚干政的清朝是穩定的，但強大的皇權和落後的儒家思想卻是阻礙了社會的發展，尤其是阻礙了推動社會發展的商品經濟和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尤其是阻礙了清朝與西方國家的交流而最終導致落後於世界文明發展的潮流。最終，沒有外戚干政和宦官專權的清朝卻陷入了近代前夜的危機之中不可自拔 。
歷史緯度
很高興回答你的問題
所謂“以銅為鑑，可以正衣冠；以人為鑑，可以明得失；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
清朝是得到的明朝天下，所以清朝的統治者，就非常注意吸取明朝滅亡的教訓。明朝晚期，宦官專權、外戚干政、地方割據等問題突出，讓本已經風雨飄搖的大明王朝，更是加快了滅亡的進程。那麼，清朝是怎麼解決這兩方面問題的呢？
防止宦官專政
清太祖、清太宗時期，都不配備宦官，自然沒有這個憂慮。到了順治進關，把宮裡的太監大幅度裁撤，最終只剩了千餘人。而且順治還下了嚴令，鑄成鐵牌放在交泰殿：“如果太監敢幹預政事，就要凌遲處死！“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清朝對於明朝太監弄權誤國的事情相當忌憚，因此採取各種措施，極力防範宮中太監。乾隆剛當皇帝，就頒佈詔令，嚴禁太監在宮內傳言政事。太監違反了這個禁令，是要掉腦袋的。雍正皇帝明確立下規矩：太監品級以四品為限。無論是誰，都不許超過四品。這就意味著，像明朝大太監魏忠賢那樣，自封9千歲，專斷國政的情況再也不會出現了。
這一點，乾隆時期太監高雲從的死就能很好的證明。據《清史稿·于敏中傳》記載：
“三十九年，內監高雲從漏洩硃批道府記載，下廷臣鞫治。雲從言敏中嘗向詢問記載，及雲從買地涉訟，嘗乞敏中囑託府尹蔣賜棨。上面詰，敏中引罪。”最後高雲從被乾隆皇帝賜以磔刑，即割肉離骨，斷肢體，再割斷咽喉，可以說這是一個非常殘酷的刑罰了。高雲從的罪名主要有兩條，其一是洩露國家機密，其二是結交外官（這兩條就有干預朝政的嫌疑了）
即使到了清朝後期，在內憂外患的大背景下，在慈禧太后的威嚴權勢下，即使是李蓮英那麼受寵的太監（慈禧打破祖宗定例賜予李蓮英二品頂戴花翎）也沒有擅權干政的膽量。
1886年4月，李蓮英作為朝廷副使，跟隨醇親王前去巡閱北洋海軍。沒想到的是，李蓮英比醇親王還低調。出發前，他就主動把慈禧太后破格賞賜給他的二品頂戴換成四品頂戴。一路上，李蓮英伺候醇親王洗腳，讓醇親王感動不已。到了檢閱時，李蓮英又拿著醇親王的大煙袋，退後半步，不像是檢閱官員，更像是醇親王的跟班。一個如此受寵的太監，尚不敢幹預政事。所以有清一代，宦官只敢貪墨一些錢財，而對政事不敢染指。
防止外戚干政
從清太祖努爾哈赤那裡，就開始防止外戚干政，甚至不惜直接讓嬪妃殉葬。當初多爾袞的母親就被要求殉葬，因為擔心她和三個孩子聯合起來，威脅到皇太極的皇位。清朝入關後，更是在皇子生下來之後，交給其他妃嬪撫養，並且生母不能隨意探望。這樣就使得皇子和親生母親的感情淡薄。皇子和撫養他的母親，雖然感情深厚，但是和外戚沒有血緣關係，最大程度杜絕了外戚的影響。這樣雖然看起來很殘忍，但是對於皇權的穩固是有益的。好比雍正皇帝，從小就是送給佟佳氏撫養，導致了雍正和親生母親烏雅氏關係就不親近。
大家可還記得，電視劇《雍正王朝》中，已是皇太后的烏雅氏想在雍正面前替其寵愛的十四阿哥胤禵，也就是雍正唯一的同父同母的親弟弟說情，總被雍正以一句“本朝家法，後宮不得干政”而頂回去。
還有我們看清朝皇帝，寵幸妃子的時候，是需要翻牌子的。這就杜絕了皇帝專門寵幸一個妃子，避免了妃子在皇帝身邊吹枕邊風。
總之，清朝直至亡國，都把防止宦官專權和外戚干政這兩點做的非常好。
那些最寶貴
1.太監能篡政，主要是皇權需要這個群體來制衡官僚，外戚，藩鎮等其他權力中心，是皇權還處於不太穩定狀態的產物，但是清代皇權是最為集中的時代，皇權並不迫切需要太監群體來制衡其他勢力（注意是不迫切需要，不是不需要）
2.當然，即使皇權再怎麼強盛，作為一個人的皇帝總有精力不濟的時候，如果沒有輔助其行使權力的團體，那麼其無法有效運用權力。在明朝，皇帝最早用軍功勳貴和文官集團互相制衡，但是效果，尤其土木堡後軍功勳貴集團遭受重大打擊，連京師衛戍都被文官集團染指。後來又從文官集團分化內閣（秘書處），但是內閣在不斷強化過程中，逐漸由皇帝的私人機構變成文官集團的代言人（就和尚書檯，侍中寺的演變一樣，只是更為迅速）。所以皇帝不得不尋找其他代言人，最終選定了風險最小的家奴群體（中官）。
那麼清代呢，清代和明代不一樣，清代的權力中樞不在文官集團，而在親貴，所以清代中前期，皇權依靠滿蒙宗室親貴和官僚集團互相制衡，甚至壓過官僚集團，但是清代宗室勳貴集團中還有一個力量很強的群體，那就是侍衛出身，幾乎所有重要的宗室親貴都是侍衛出身，而侍衛群體充當的正是是清代皇帝最為信任的家奴群體，清代侍衛團體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漢族出身的中官的職能，使得中官只能作為普通奴僕存在，而類似明代的家奴群體的權責則由侍衛集團來充當，此時侍衛集團其實集合了明代中官和軍事貴族，軍功勳貴的作用，甚至到中期還吸收了武舉出身的漢族武官官僚，但是同時值得注意的是，侍衛集團又不是一個統一的集團，而僅僅是對這一類人的一個統稱。
但是勳貴集團會不會分割皇權呢，答案是會的，清代中前期宗室勳貴權臣也不是少數，甚至有極大阻礙皇權擴張的個體出現。所以清代皇帝最早通過設立南書房等機構，適度加強內閣權力，架空甚至撤銷了宗室勳貴們的代言機構議政王大臣會，使得宗室勳貴不再作為一個整體干預政治和皇權擴張。而後通過改革八旗制度，遏制八旗體制下類似二元主君制度，盡最大可能降低宗室的權力，削弱勳貴世家的權威。但是被削弱的宗室勳貴能不能繼續抗衡官僚集團呢？清代皇帝也心存警惕，尤其是乾隆初年鄂張黨爭對皇權穩定的惡劣影響，最終使得乾隆皇帝重新設立了軍機處，並最終確定將其來作為權力的平衡器（簡單說，皇帝通過軍機處選定宗室勳貴官僚的代表人物參與機務，並根據朝廷內部勢力消長和自身執政風格來調整軍機處人員比例，再通過軍機處操縱朝廷各方勢力的調整），軍機處被定位為承旨機構而非輔政機構為皇帝效力，但是為了防止明代內閣演變故事重演，又對軍機處進行了很多限制，使得軍機處只能是皇帝的秘書，而不能變成官僚的領袖，也即是加強軍機處對皇帝個人的人身依附性。比如軍機處不是顧問機構，而僅僅具有承旨功能，軍機大臣本身也不具備宰相的權威（我們通常說大學士兼任軍機大臣始為真宰相，但是很多人僅僅理解為大學士作為官職沒有宰相權力，軍機大臣作為差遣才有宰相權力，這是錯誤的，這是把唐宋時期宰相需在本官下加同三品，同平章等差遣這種類型搞混了。其實清代軍機大臣除了宗室親王以外如果不兼任大學士，在實際權力和權威上也是很受限制的。比如辛酉政變的時候，在兩宮在軍機處不佔優的情況下，兩宮依靠宗室，侍衛指揮官，大學士輕易就清洗了軍機處和顧命大臣），當然這也僅僅是延緩了軍機處向輔政機構轉變的進程而已，到了清朝晚期，軍機處的確有逐漸向輔政機構轉變的趨勢，雖然只限於是趨勢。
除開勳貴集團，作為八旗制度的作為八旗制度下專門為旗主和領主服務的群體，包衣旗人在清代一直頗受統治階級信任，他們與旗下家奴不同，是正經的良人，因此清代包衣出身的大學士、尚書、總督也不在少數，當然，縱觀整個清代歷史，這個群體在政治能量上並不如勳貴，但是他們卻比勳貴出身的侍衛更像一個真正的集團，他們各自有各自的專長乃至壟斷的職業領域，這些職業領域最後整合成一個龐大的服務機構，而天子自將的上三旗的包衣更是壟斷了內務府及其派出機構（比如各省織造），如果說皇帝在政治軍事上最信任的就是勳貴侍衛集團，那麼在生活以及其他更為私密的領域上他們最信任的則是包衣，他們將皇室的財政，宮廷日常行政、司法，對外臣的監督探視甚至太監的管理，包攬入自己的權力範圍，而這些權力其實在明朝屬於宦官的權力範疇內，在權力的交接中，尤以順治康熙年間十三衙門的存廢所爆發的矛盾最為突出。
世祖開國，鑑明代宦官干政之失，始設內務府，罷太監不用。順治癸巳，設幹清宮執事官及直殿局。甲午，裁內務府，置十三衙門.凡八監，曰司禮，曰御用，曰御馬，曰內官，曰尚衣，曰尚膳，曰司設，曰尚寶。有三司，曰尚方，曰鐘鼓，曰惜薪。有二局，曰兵仗，曰織染。嗣改鐘鼓司為禮儀監，尚寶監為尚寶司，織染局為經局，後又改尚方司為尚方院。庚子，又改內官監曰宣徽院，禮儀院設郎中以下官。辛丑二月，世祖以遺詔罷之，並治滿洲佟義、內官吳良輔變易舊制之罪。吳良輔論斬，以佟義已死，削其世職，其黨大學士劉正宗以年老免死，於是革去十三衙門.後設內務府，以御用監之職立廣儲司，以尚膳監之職改採捕衙門，以惜薪司之職改內工部，又改御馬監曰阿敦衙門，兵仗局曰武備院。
簡單來說，十三衙門是中官（宦官）和滿洲八旗尤其是內務府上三旗包衣爭權的產物，其執掌是接替近似明朝二十四衙門留下的權力空缺。最終，在宗室，滿洲勳貴支持下，中官全面落敗，從此清代的太監都置於內務府管理下，內務府取代太監成為皇帝最主要的家奴集團，而太監集團則淪為普通奴僕。
所以清代中晚期，形成了親貴集團，宗室集團，官僚集團，包衣集團互相牽制，皇帝通過軍機處來行使權力，協調各方。沒有需要太監輔助的空間了。
至於到了末期，都是半君主立憲，君主立憲和民主共和的問題了，更沒有太監上升的空間。
江南蓬蒿人
古代宦官亂政，是由於封建君主專制集權下的政治需求所引起的，換言之，它是皇權的延伸，而作為外族統治漢天下的清朝，在中國封建王朝體系中存在了268年，在國家體制方面延續前朝體制，同時又不斷強化君主專制集權，卻打破了宦官亂政的局面，其原因大概有以下3個方面：
一、清朝對宦官自始至終的高壓政策
“明亡不亡於流賊，而亡於宦官”，在清初的統治階級裡面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明代廢除了相權，皇帝的日常事務十分繁重，因此延伸出了內閣，後來皇帝為了制衡文官集團，便擴大了內監隊伍，出現了以司禮監為首的宦官隊伍得以與外廷文臣相抗衡對“明亡於宦官”說法深以為然的清廷統治者，吸取教訓，在制度上就對宦官採取打壓態勢。
1、首先，嚴格控制宦官的數量。
《清史稿·職官志》載：“太祖（努爾哈赤）、太宗（皇太極）見往易規，不置宦官。”順治臨終遺照中也曾指出：“祖宗創業未嘗任用中官”。康熙則認為“太監最為下賤，蟲蟻一般之人。”
因此，清朝在建國之初九改革了明朝臃腫的太監機構，並制定了一套管理制度，將崇禎末年的9萬多太監削減至9千人。一直到清朝末年都沒有超過這個數字。順治的時候宦官規模維持在千餘人，乾隆時增加到3千人,此後陸續增添也沒有再超過9千之數。在人數上對宦官的極大削減實質上是對宦官隊伍進行了一次大清洗，此後，即便宦官想有所圖謀，也因受制於自身力量的弱小而不敢輕易妄動，只能如履薄冰，謹慎行事。
2、其次，對宦官實施嚴格管理。
入關以前，清朝時沒有系統專職管理宦官的機構，當時侍奉皇室的是與滿族有著密切關係的“包衣”，也就是家奴。包衣為滿清貴族所佔有，世代為奴，沒有人身自由，處滿族社會的最底層。後來清朝專職管理宮廷事務的內務府就是在包衣組織的基礎上演變而來的。
清朝統治者最初對宦官的存在充滿著極大的反感，但從割據遼東到君臨天下的變化，使得清初統治者在全國範圍內面臨著一系列十分尖銳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為了奪取和鞏固漢地的統治權，他們一方面採殘酷鎮壓的高壓手段，另一方面也迫切需要吸取漢人封建政權的統治經驗，樹立清政權自身的封建正統形象。正是這種需求，為宦官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契機。
同時，清朝在統治初期也收留了沒明朝滅亡後流散的大量宦官。但在當時，雖然清朝統治者允許宦官以皇家和滿清貴族奴才的身份存在，但對宦官的管理極其嚴格。內務府下設管理太監的機構稱之為“敬事房”，又稱“宮殿監辦事處”。
在都領侍下面，有大總管、副總管、帶班首領、御前太監、殿上太監、一般太監和下層打掃處太監之分。至清末，太監的等級更加複雜。在宮殿監中，有總管首領、掌案、回事和小太監之分；在各處所中，有首領、大師父、師父、帶班、陳人、徒弟之別。如此層層節制，一級管一級，一級壓一級，統治得非常嚴密。
內務府作為滿清皇族包衣系統延伸的機構，一直是管理清室最重要的內部機構，內務府由朝廷流官所控制，而宦官們被內務府所控制，從而可以避免宮禁事務長期固定地被宦官把持，同時，在內務府所總管的宮廷事務中，許多雜役仍由包衣承擔，這樣就制約了宦官勢力的發展，防止了宦官人數的過度增長。
3、最後，清朝宦官地位極低，太監因錯受罰也是家常便飯。
清初規定：宦官歸內務府管轄，具體由敬事房管理。康熙時總管宦官為五品，雍正時改為四品。宦官升遷降調由內務府移文吏部決定。宦官犯法內務府可先拿後奏。康雍乾三代都不斷加強對宦官的管束，康熙時廢順治設立的十三衙門，將宦官重新納入內務府管轄，同時規定了“內監有言事者斬”的鐵律。
雍正在位十三年，期間也頒佈許多誡斥宦官的訓令，特別是對宦官的具體事務的管束達到了十分瑣細的地步，不僅如此，雍正還對宦官加速也加強了有效的管理和監督。
乾隆貫徹執行了康熙、雍正兩代的宦官政策，依然加強限制宦官，“爾等言行傳諭，嗣後凡外間閒話無故向內廷傳說者，即為背法之人，終難逃朕之察覺。或查出，或犯出，定行正法。”
經康雍乾三朝對宦官管理制度的不斷完善，後續之君都不敢輕易違背組織，從而形成了具有清朝特色的宦官管理制度。這樣一來，即便清末也出現過安德海、李蓮英、小德張這樣的寵宦，但也只是充當著統治者的傳話筒，根本觸及不到真正的權力核心。
二、清朝皇帝的政治依賴對象並不是宦官團體
封建君主專制集權是建立在官僚體制上的，龐大的封建官僚體系也需要皇帝乾綱獨斷。這樣一來，在處理國家事務中，處於皇帝身邊的宦官往往就成了皇帝所依賴的對象，從而為宦官插手國家事務、掌控朝政提供了機會。
清朝入關前，中央的決策機構是議政王大臣會議，這是由滿族實行的八旗制度所決定的，但在努爾哈赤時代，因其卓絕的才能使得整個決策體制都是圍繞他一個人在運轉。
入關之後，清朝實行滿漢雙軌統治體系，議政王大臣會議的決策形式不再適應中央集權的現實。於是清初不斷集權，從皇太極設立秘書班底內三院開始，到入關後設置內閣，議政王大臣會議逐漸失去了其決策功能，直到乾隆時這種制度正式結束其政治使命。
為了進一步加強皇權，康熙設立了南書房。南書房逐步取代內閣成為清朝的決策中心，內閣逐漸成為虛設的機構，內閣大學士也成為了重臣的榮譽頭銜。雍正時為了適應西北用兵需要，又成立了軍機處，性質跟明朝時內閣相似，但比南書房更正式。皇帝與軍機大臣商議國事，宦官一律不許在旁邊，而且軍機處位於皇城內城的隱秘處，一般人不得靠近，太監們自然就更加沒有機會。
軍機處是皇帝固定依賴的政治秘書制度化的體現，軍機大臣與皇帝的關係極為密切，成為直接參與皇帝中樞決策的固定群體，這就將宦官與皇帝決策、朝政隔離開，杜絕了宦官干預朝政的可能。而清朝皇帝們一般喜歡乾綱獨斷，軍機處雖成為專職負責皇帝處理政務的秘書處，但不能真正影響到皇帝的鞠策，它只能按照皇帝的旨意來辦事。但是它保證了皇帝權力的權威性，提高了行政效率，遂成為了清王朝的一種定製。
由此一來，宦官不再是皇帝依賴的秘書團體，自然就被遠遠地排斥在了權力中心之外了。
三、清朝皇帝的個人素質
無論清朝皇帝的個人能力，單從個人素質而言，清朝皇帝確實要比明朝皇帝們高一截。清朝皇帝在整個朝代延續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政策，而清朝皇帝們確實要更勤政一些，除了晚晴時沒有當過家的同治有些不著調，小宣統還是個小朋友就遜位外，清代皇帝們，無論賢與不肖，對政務都還挺關心，人人都把祖宗的基業當回事。
雙子夜以繼日“發瘋讀書”，因此而“嘔血”，康熙奠定了清朝統治穩定的基礎，雍正更是對朝政的掌控達到了極致，其勤政在中國封建史上也能排得進前三。後面的皇帝，大多在處理政務方面都很上心，極少出現明代中後期因為各種原因（懶癌大概也是個重要原因）遙控指揮的情況。
皇帝們個人素質較高，比較關心國事，工作極少怠工，自然使得宦官們不敢覬覦朝政，這也是清朝宦官無法亂政的直接原因。
結語
清朝作為一個外族入主中原的封建王朝，在君主專制的制度性建設上基本延續前朝制度，但不得不承認其在防止宦官亂政方面做得不較好。不過，與其說清朝確立了較為有效的制約機制，還不如說他們在對本朝制度僵硬地堅守和遵循。清朝在祖制方面的遵守，確實是歷朝歷代中少見的頑固。
江畔初見月
清朝沒有出現宦官干政，主要是因為汲取了前朝的經驗教訓。清朝作為少數民族統治的王朝，在建國之處，採取八王議政的方式，也就是上陣父子兵，打仗親兄弟，如此一個背景下，外戚是基本上沒有機會的。
滿清皇帝對於皇后的重視程度並沒有前朝那麼重視，貴妃，皇貴妃以及其他妻子的家庭也都通通的打壓，尤其是漢族妃子，身份得不到認同，而滿清八旗子弟的妃子，都是皇帝自家人，不會出現亂來的現象。皇宮內的侍衛，豐臺大營，西山銳健營以及九門提督幾乎也都是皇帝信任的滿人掌握，掌握了軍權，也就掌握了一切。從根本上就斷絕了外戚的干政。
再說說清朝的太監，清朝的皇帝看到明朝太監的權勢過大，內心也是十分惶恐，於是將太監一群人徹底廢了武功。至於批紅票擬根本不借助皇帝之手，除此之外，清朝皇帝不需要藉助太監之手來制衡大臣。清朝的內閣六部都存在滿漢之分，滿漢兩股勢力一直鬥來鬥去，根本不需要其他人員與這些大臣制衡。皇帝很好控制大臣，也就沒必要提拔太監，也就從根本上斷絕了太監干政。
因此，清朝未出現外戚和太監干政，是因為皇帝的精打細算以及滿漢之爭，皇帝很好控制大家，因此不需要藉助這些勢力，這些勢力無法壯大，也就不會出現干政的現象了。
小王的一日一練
我們都知道，在明朝，宦官專權的形式非常嚴重。明宣宗時期，朱瞻基開始教宦官識字學習，之後讓明英宗朱祁鎮深陷土木堡最終被俘就是因為宦官王振，而王振正是在明宣宗時期入宮的。因為王振有點學問，所以王振剛進宮時受到了朱瞻基的器重和喜愛，並把王振放在朱祁鎮身邊。也真是在明宣宗朱瞻基時期，宦官成為了皇帝身邊的得力助手，他們會幫助皇帝處理公文，所以皇帝比較清閒。但是後來清軍入關之後，為什麼宦官專權和外戚干政的形勢沒有了呢？原因要從這幾個方面來說。
首先，清朝汲取了明朝的教訓。對於宦官專權管控的更嚴，限制更加苛刻。清朝制定了“祖制”，不準宦官干預政事，不準和外官交往，不準離開京城，違者斬無赦。並且規定太監是四品官銜，對太監的晉升制度也有非常嚴格的規定。整個清朝也只有一個人是四品太監。就是因為這樣，清朝太監的勢力一直比較弱小。根據歷史資料記載，在順治年間太監的權力相對還比較大，順治死後，他的母親孝莊太皇太后立刻斬殺了吳良輔，自此之後，清朝太監的權力逐漸衰退，也一直沒有形成獨特的勢力。
其次，清朝沒有宦官勢力集團。本來順治有意恢復明代的宮廷制度，後來因為孝莊等人的干涉，後宮被大幅度裁剪，所以宦官是沒有很大的權力的。
第三，皇權得到進一步加強。在清朝，中央集權制再次得到加強，皇權也越來越大，並且在雍正時期設立了軍機處，就是清朝時期的密摺制度。所謂密摺，自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看的，即使是御前太監，也沒有這麼大的權力。
以上就是我個人對於這個問題的理解，如有錯誤，還請指正。
風雨潤桃李
道理很簡單——不需要了！歷代皇帝如漢唐明朝寵信外戚，宦官無非就是利用他們來與官僚集團爭權奪利，而皇帝自己不親自出面避免成為眾矢之的，相比權臣而言外戚篡位的可能性比較低，宦官作為家奴更是不可能篡位！但是滿清本身就是一個自我封閉的小集團（八旗的總人數最多不過二百多萬，與四億人口相比比例極低)不用擔心龐大的漢族人通過舉薦，科舉制等方式而控制官僚集團（軍機處為例來說，六個大臣常常只有一個漢人)此外宦官往往都是漢人，從政治上來說遠不如八旗子弟更值得信任
萬歲1148858845
古代王朝統治集團的構成通常有：皇帝、宗室、外戚、宦官、官僚集團和世家大族。皇帝君臨天下，各個政治集團名義上輸誠效忠，實際上都在打著自己的算盤。
西漢實行郡國並行制，分封了許多宗室為諸侯王。皇帝為了維護統治，就借用外戚的勢力來制衡之。有名的外戚有：呂氏、竇氏、衛氏、霍氏、許氏、史氏、王氏等等。漢武帝時期，武帝設立內外朝，用宦官掌握機要，以此來制衡士大夫。當各方力量形成均勢，政權就穩定；否則，就會滋生變亂。
西漢時期，宦官專權不明顯，到了東漢開始嶄露頭角，尤其是東漢末年的十常侍。
魏晉南北朝時期，統治集團依靠的是世家大族，推行門閥政治。東晉時，民謠傳言“王與馬，共天下。”就是說東晉皇室司馬氏與大族王氏共同統治。其後還有謝氏，正所謂“舊時王謝堂前燕”。此時，外戚和宦官的勢力較弱。
隋唐初年，世家大族的力量還相當強。自武則天登基後，開始任用寒門士人，削弱世家大族的勢力。宦官的勢力也開始滋長。外廷士大夫之間的鬥爭和內廷宦官之間的鬥爭有一致性。這點在陳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中有論證。中晚唐時期，宦官掌握了禁軍，以至於廢立皇帝。
宋代以來的政治是官僚政治，所謂“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因此，宦官和外戚以此之後就很難干政了。
明代，明成祖朱棣用太監來管理東西廠特務機構。到了明末雖然有魏忠賢專權，但並沒有影響皇權。崇禎登基很輕易地就拿掉了他。
清代是異族政權。滿洲統治者為了鞏固統治，在地方同蒙、藏、回結成政治聯盟，來制衡中原地區；在中央主要任用滿人作為官員。由此可見，清代的統治集團面臨的主要矛盾是滿漢之間的矛盾，即便任用宦官也無法解決。因此，宦官在清代的作用不明顯。
總而言之，宋代之後，官僚政治形成，本用於制衡世家大族的外戚集團就不復存在了。明太祖廢相之後，皇權取得了絕對優勢，便不需要宦官來制衡官僚集團了。清代和明代體制相似，康雍乾以來，皇帝通過南書房與軍機處直接掌權，宦官的作用日益減少。因此，宦官專權也就絕跡了。從本質上說，外戚和宦官是主要依靠皇權的，是從皇權衍生出來的附屬權力。如果控制不好，當然，也會對皇權產生反噬。
Hsieh1226
太監干政有幾個條件：
1.皇帝的昏聵和不作為。
2.太監有參與政治的途徑和渠道。
3.國家權力體系架構有缺失，需要太監參與。
以明朝為例：
1.劉瑾、魏忠賢等有名的太監能夠權傾朝野基本都是當時的皇帝出現了問題，或是不理朝政，或是寵信太監，昏聵無能。明朝皇帝有作為的時候，太監很難干預朝政，如朱棣、朱佑樘等。
2.明朝的太監有參與政治活動的固定途徑。東廠、西廠等特務機關。他們只對皇帝負責，官員無法節制，因此作威作福，干政亂政。
3.明朝的權力體系中需要太監作為政治一支政治力量來平衡文官集團。皇帝需要他們參與政治活動。因此明朝太監干政的幾率非常大。
而清朝不同。
首先，清朝的皇帝，雖然性格，能力，際遇各不相同，但是大多是都做到勤政，對權力抓的非常緊，沒有太監干政的機會。
其次，清朝吸取明朝教訓，沒有實行特務政治，嚴格限制太監的權力和杜絕一切從事政治活動機會。他們只負責皇帝日常的起居生活。
第三，清朝是以滿族勳貴為主，讓他們制衡漢族文官集團。清朝的權力架構體系根本沒有太監參政的土壤。
因此，清朝沒有太監干政的現象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