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外斜月
古代封建王朝中，无论是宦官乱政还是外戚专权，本质上都是皇权在与相权的斗争中失利后皇帝所采取的极端应对产生的结果。
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明朝，皇权与相权的斗争都从来没有停止过。
秦有赵高乱政，西汉有吕后专权、窦太后听政，都因新皇登基根基不稳，需要借助宦官或外戚的势力来与朝中丞相为首的大臣们对抗，相互制衡。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的皇帝能力不足，把握不好其中的度，造成宦官或外戚的权力过度膨胀，就产生了宦官专权和外戚干政的情况。
而大清朝就不存在皇权与相权相争的情况，清代达到了我国封建王朝君主集权的顶峰，相权完全丧失。
女真本是半奴隶制的部族，在取得中原王朝的统治权之后，依旧保留了许多奴隶制的遗留，其统治阶层由八旗贵族组成，其他人实质上都是奴才。
大清朝廷上重要职位全都是满大臣占据，而这些满大臣除了八旗贵族之外，大多又是他们的包衣奴才，汉臣完全没有发言权，尤其是清朝中前期。
因此，清代皇帝根本不需要借助宦官或外戚来制衡朝中大臣。
这也是清末慈禧一个没有强大娘家势力支撑的女人也能执掌大权几十年的原因所在。
历史痴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及灭亡阶段。清朝有没有太严重的宦官专权？几乎没有。清朝有没有太严重的外戚干政？基本没有。一点点的外戚干政和宦官专权都没有是不可能的，有皇权专制就一定有宦官专权和外戚干政。区别在于，清朝外戚干政和宦官专权的现象比较少，程度也比较低。为什么呢？一是因为皇权已经强大到了不需要外戚和宦官进行平衡的程度。二是因为宦官从政府的官员完全变成了皇帝的奴仆。三是因为清朝的皇帝吸取了前朝的经验教训。四是因为以儒家为指导思想的社会舆论的影响。总之，外戚干政和宦官专权的根源在于专制皇权，外戚干政和宦官专权的最大受害者是人民。
关于清朝几乎没有宦官专权和外戚干政的原因，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强大的皇权不需要宦官和外戚进行皇权和臣权的平衡。
宦官的权力来源于皇权，外戚的权力也来源于皇权。无论是宦官专权还是外戚干政，其实质都是对皇权的窃取。为什么皇权能够被窃取？因为皇权受到了挑战。以相权为代表的臣权时刻对皇权形成了限制与挑战，皇帝时刻都有权利上的不安全感和生命上的不安全感。
怎么才能让皇权和皇帝有安全感？分权制衡。宦官是皇帝分权制衡的一部分，外戚也是皇帝分权制衡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宦官专权和外戚干政是皇帝自己造成的。在权力制约的过程中，皇帝信任的是自己身边的亲信进程和跟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如此，外戚和宦官也就走上了权力的舞台。
清朝虽然仍然是家天下，但血缘关系比之以前淡薄了一些。清朝的皇帝不是以家族和血缘进行权力的制衡，清朝的皇帝是直接剥夺了大臣的权力。清朝的皇帝不需要宦官和外戚进行权力的平衡。
第二，宦官的地位在不断的下降，外戚的力量在不断的下降。
宦官是一群身体有残缺的人，其主要任务是服侍皇帝和皇族。在封建王朝刚建立的时候，贵族官员对宦官虽有偏见，但却没有太多的歧视。当时的宦官还可以说是政府的正式成员，但在时间推移的过程中宦官却成了皇帝的没有任何权力的奴仆。从官员到奴仆，宦官的地位下降了，宦官的权力也在失去。
在秦汉时期，外戚是可以担任重要的国家官员的，甚至外戚可以算作是皇族的一部分。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妇女的地位在降低，外戚的地位也在降低，甚至外戚从皇族的一分子变成了奴才。随着外戚地位的降低，其力量也在不断的削弱，而且皇帝也在有意识地打压外戚的力量。
没有任何力量和地位的外戚和宦官是没有干政和专权的能力的。外戚和宦官完全变成了皇权的附属品，再也不能对皇权构成威胁。
第三，清朝的皇帝吸取了汉朝唐朝和明朝宦官专权和外戚干政的教训，对外戚和宦官防范很严。
汉朝以张让为首的十常侍宦官集团窃取了汉灵帝的皇权，独霸朝纲，使社会秩序陷入了混乱的状态。以明朝的刘瑾为代表的宦官权势滔天，刘瑾甚至被称为立皇帝。在这些宦官的操控下，皇帝成为了傀儡。吸取了历朝宦官专权教训的清朝皇帝对其控制异常严格，甚至皇帝不用识字的宦官。明朝的宦官有很高的文化水平，为恶也重；清朝的宦官文化水平低，为恶也轻。
宦官不识字也就无从处理国政，不能参与国政处理的宦官是不可能窃取权力的——因为权力的窃取是一个过程。明朝的秉笔太监可以代替皇帝批红，而清朝则不能。清朝的皇帝把宦官彻底变成了生活上的奴仆，而把官员变成了政务上的奴仆。清朝的军纪大臣看似威风，但实际上只能跪奏笔录，毫无实权可言。
清朝的外戚就算能够参与国家的管理，也不可能出现汉朝时期的外戚干政局面。为什么呢？一是因为皇帝不需要外戚平衡权力，二是因为外戚变成官员之后还是没有权力——
清朝的实权都掌握在皇帝手中。
第四，以儒家为主流的社会舆论敌视外戚和宦官。不能得到认可的外戚和宦官也就没有专权和干政的机会。
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外气和宦官交替专权的局面。皇权和皇帝轮流操控于外戚和宦官手中。无论是外戚干政还是宦官专权制衡的都是官员的权力。因此，政府的官员与外戚及宦官是敌人。
从汉武帝以后，政府的官员都是出自于儒家。这意味着儒家对外气和宦官是持否定态度的，而儒家不仅是统治思想，儒家还掌握社会的舆论控制权。控制了社会舆论的儒家会如何对待宦官和外戚？当然是对他们进行否定。在儒家的引导下，社会舆论对于宦官专权和外戚干政是一片口诛笔伐。
皇帝不认可外戚和宦官，儒家不认可外戚和宦官，整个社会也不认可外戚和宦官。在这种情况下，外戚和宦官怎么可能有干政和专权的机会？！
总之，没有宦官专权和外戚干政的稳定的社会是人民所需要的。虽然皇权专制和儒家思想控制了整个社会，但社会的稳定总是强于社会的动荡。没有宦官专权和外戚干政的清朝是稳定的，但强大的皇权和落后的儒家思想却是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尤其是阻碍了推动社会发展的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尤其是阻碍了清朝与西方国家的交流而最终导致落后于世界文明发展的潮流。最终，没有外戚干政和宦官专权的清朝却陷入了近代前夜的危机之中不可自拔 。
历史纬度
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
所谓“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清朝是得到的明朝天下，所以清朝的统治者，就非常注意吸取明朝灭亡的教训。明朝晚期，宦官专权、外戚干政、地方割据等问题突出，让本已经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更是加快了灭亡的进程。那么，清朝是怎么解决这两方面问题的呢？
防止宦官专政
清太祖、清太宗时期，都不配备宦官，自然没有这个忧虑。到了顺治进关，把宫里的太监大幅度裁撤，最终只剩了千余人。而且顺治还下了严令，铸成铁牌放在交泰殿：“如果太监敢干预政事，就要凌迟处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清朝对于明朝太监弄权误国的事情相当忌惮，因此采取各种措施，极力防范宫中太监。乾隆刚当皇帝，就颁布诏令，严禁太监在宫内传言政事。太监违反了这个禁令，是要掉脑袋的。雍正皇帝明确立下规矩：太监品级以四品为限。无论是谁，都不许超过四品。这就意味着，像明朝大太监魏忠贤那样，自封9千岁，专断国政的情况再也不会出现了。
这一点，乾隆时期太监高云从的死就能很好的证明。据《清史稿·于敏中传》记载：
“三十九年，内监高云从漏泄朱批道府记载，下廷臣鞫治。云从言敏中尝向询问记载，及云从买地涉讼，尝乞敏中嘱托府尹蒋赐棨。上面诘，敏中引罪。”最后高云从被乾隆皇帝赐以磔刑，即割肉离骨，断肢体，再割断咽喉，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罚了。高云从的罪名主要有两条，其一是泄露国家机密，其二是结交外官（这两条就有干预朝政的嫌疑了）
即使到了清朝后期，在内忧外患的大背景下，在慈禧太后的威严权势下，即使是李莲英那么受宠的太监（慈禧打破祖宗定例赐予李莲英二品顶戴花翎）也没有擅权干政的胆量。
1886年4月，李莲英作为朝廷副使，跟随醇亲王前去巡阅北洋海军。没想到的是，李莲英比醇亲王还低调。出发前，他就主动把慈禧太后破格赏赐给他的二品顶戴换成四品顶戴。一路上，李莲英伺候醇亲王洗脚，让醇亲王感动不已。到了检阅时，李莲英又拿着醇亲王的大烟袋，退后半步，不像是检阅官员，更像是醇亲王的跟班。一个如此受宠的太监，尚不敢干预政事。所以有清一代，宦官只敢贪墨一些钱财，而对政事不敢染指。
防止外戚干政
从清太祖努尔哈赤那里，就开始防止外戚干政，甚至不惜直接让嫔妃殉葬。当初多尔衮的母亲就被要求殉葬，因为担心她和三个孩子联合起来，威胁到皇太极的皇位。清朝入关后，更是在皇子生下来之后，交给其他妃嫔抚养，并且生母不能随意探望。这样就使得皇子和亲生母亲的感情淡薄。皇子和抚养他的母亲，虽然感情深厚，但是和外戚没有血缘关系，最大程度杜绝了外戚的影响。这样虽然看起来很残忍，但是对于皇权的稳固是有益的。好比雍正皇帝，从小就是送给佟佳氏抚养，导致了雍正和亲生母亲乌雅氏关系就不亲近。
大家可还记得，电视剧《雍正王朝》中，已是皇太后的乌雅氏想在雍正面前替其宠爱的十四阿哥胤禵，也就是雍正唯一的同父同母的亲弟弟说情，总被雍正以一句“本朝家法，后宫不得干政”而顶回去。
还有我们看清朝皇帝，宠幸妃子的时候，是需要翻牌子的。这就杜绝了皇帝专门宠幸一个妃子，避免了妃子在皇帝身边吹枕边风。
总之，清朝直至亡国，都把防止宦官专权和外戚干政这两点做的非常好。
那些最宝贵
1.太监能篡政，主要是皇权需要这个群体来制衡官僚，外戚，藩镇等其他权力中心，是皇权还处于不太稳定状态的产物，但是清代皇权是最为集中的时代，皇权并不迫切需要太监群体来制衡其他势力（注意是不迫切需要，不是不需要）
2.当然，即使皇权再怎么强盛，作为一个人的皇帝总有精力不济的时候，如果没有辅助其行使权力的团体，那么其无法有效运用权力。在明朝，皇帝最早用军功勋贵和文官集团互相制衡，但是效果，尤其土木堡后军功勋贵集团遭受重大打击，连京师卫戍都被文官集团染指。后来又从文官集团分化内阁（秘书处），但是内阁在不断强化过程中，逐渐由皇帝的私人机构变成文官集团的代言人（就和尚书台，侍中寺的演变一样，只是更为迅速）。所以皇帝不得不寻找其他代言人，最终选定了风险最小的家奴群体（中官）。
那么清代呢，清代和明代不一样，清代的权力中枢不在文官集团，而在亲贵，所以清代中前期，皇权依靠满蒙宗室亲贵和官僚集团互相制衡，甚至压过官僚集团，但是清代宗室勋贵集团中还有一个力量很强的群体，那就是侍卫出身，几乎所有重要的宗室亲贵都是侍卫出身，而侍卫群体充当的正是是清代皇帝最为信任的家奴群体，清代侍卫团体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汉族出身的中官的职能，使得中官只能作为普通奴仆存在，而类似明代的家奴群体的权责则由侍卫集团来充当，此时侍卫集团其实集合了明代中官和军事贵族，军功勋贵的作用，甚至到中期还吸收了武举出身的汉族武官官僚，但是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侍卫集团又不是一个统一的集团，而仅仅是对这一类人的一个统称。
但是勋贵集团会不会分割皇权呢，答案是会的，清代中前期宗室勋贵权臣也不是少数，甚至有极大阻碍皇权扩张的个体出现。所以清代皇帝最早通过设立南书房等机构，适度加强内阁权力，架空甚至撤销了宗室勋贵们的代言机构议政王大臣会，使得宗室勋贵不再作为一个整体干预政治和皇权扩张。而后通过改革八旗制度，遏制八旗体制下类似二元主君制度，尽最大可能降低宗室的权力，削弱勋贵世家的权威。但是被削弱的宗室勋贵能不能继续抗衡官僚集团呢？清代皇帝也心存警惕，尤其是乾隆初年鄂张党争对皇权稳定的恶劣影响，最终使得乾隆皇帝重新设立了军机处，并最终确定将其来作为权力的平衡器（简单说，皇帝通过军机处选定宗室勋贵官僚的代表人物参与机务，并根据朝廷内部势力消长和自身执政风格来调整军机处人员比例，再通过军机处操纵朝廷各方势力的调整），军机处被定位为承旨机构而非辅政机构为皇帝效力，但是为了防止明代内阁演变故事重演，又对军机处进行了很多限制，使得军机处只能是皇帝的秘书，而不能变成官僚的领袖，也即是加强军机处对皇帝个人的人身依附性。比如军机处不是顾问机构，而仅仅具有承旨功能，军机大臣本身也不具备宰相的权威（我们通常说大学士兼任军机大臣始为真宰相，但是很多人仅仅理解为大学士作为官职没有宰相权力，军机大臣作为差遣才有宰相权力，这是错误的，这是把唐宋时期宰相需在本官下加同三品，同平章等差遣这种类型搞混了。其实清代军机大臣除了宗室亲王以外如果不兼任大学士，在实际权力和权威上也是很受限制的。比如辛酉政变的时候，在两宫在军机处不占优的情况下，两宫依靠宗室，侍卫指挥官，大学士轻易就清洗了军机处和顾命大臣），当然这也仅仅是延缓了军机处向辅政机构转变的进程而已，到了清朝晚期，军机处的确有逐渐向辅政机构转变的趋势，虽然只限于是趋势。
除开勋贵集团，作为八旗制度的作为八旗制度下专门为旗主和领主服务的群体，包衣旗人在清代一直颇受统治阶级信任，他们与旗下家奴不同，是正经的良人，因此清代包衣出身的大学士、尚书、总督也不在少数，当然，纵观整个清代历史，这个群体在政治能量上并不如勋贵，但是他们却比勋贵出身的侍卫更像一个真正的集团，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专长乃至垄断的职业领域，这些职业领域最后整合成一个庞大的服务机构，而天子自将的上三旗的包衣更是垄断了内务府及其派出机构（比如各省织造），如果说皇帝在政治军事上最信任的就是勋贵侍卫集团，那么在生活以及其他更为私密的领域上他们最信任的则是包衣，他们将皇室的财政，宫廷日常行政、司法，对外臣的监督探视甚至太监的管理，包揽入自己的权力范围，而这些权力其实在明朝属于宦官的权力范畴内，在权力的交接中，尤以顺治康熙年间十三衙门的存废所爆发的矛盾最为突出。
世祖开国，鉴明代宦官干政之失，始设内务府，罢太监不用。顺治癸巳，设干清宫执事官及直殿局。甲午，裁内务府，置十三衙门.凡八监，曰司礼，曰御用，曰御马，曰内官，曰尚衣，曰尚膳，曰司设，曰尚宝。有三司，曰尚方，曰钟鼓，曰惜薪。有二局，曰兵仗，曰织染。嗣改钟鼓司为礼仪监，尚宝监为尚宝司，织染局为经局，后又改尚方司为尚方院。庚子，又改内官监曰宣徽院，礼仪院设郎中以下官。辛丑二月，世祖以遗诏罢之，并治满洲佟义、内官吴良辅变易旧制之罪。吴良辅论斩，以佟义已死，削其世职，其党大学士刘正宗以年老免死，于是革去十三衙门.后设内务府，以御用监之职立广储司，以尚膳监之职改采捕衙门，以惜薪司之职改内工部，又改御马监曰阿敦衙门，兵仗局曰武备院。
简单来说，十三衙门是中官（宦官）和满洲八旗尤其是内务府上三旗包衣争权的产物，其执掌是接替近似明朝二十四衙门留下的权力空缺。最终，在宗室，满洲勋贵支持下，中官全面落败，从此清代的太监都置于内务府管理下，内务府取代太监成为皇帝最主要的家奴集团，而太监集团则沦为普通奴仆。
所以清代中晚期，形成了亲贵集团，宗室集团，官僚集团，包衣集团互相牵制，皇帝通过军机处来行使权力，协调各方。没有需要太监辅助的空间了。
至于到了末期，都是半君主立宪，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的问题了，更没有太监上升的空间。
江南蓬蒿人
古代宦官乱政，是由于封建君主专制集权下的政治需求所引起的，换言之，它是皇权的延伸，而作为外族统治汉天下的清朝，在中国封建王朝体系中存在了268年，在国家体制方面延续前朝体制，同时又不断强化君主专制集权，却打破了宦官乱政的局面，其原因大概有以下3个方面：
一、清朝对宦官自始至终的高压政策
“明亡不亡于流贼，而亡于宦官”，在清初的统治阶级里面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明代废除了相权，皇帝的日常事务十分繁重，因此延伸出了内阁，后来皇帝为了制衡文官集团，便扩大了内监队伍，出现了以司礼监为首的宦官队伍得以与外廷文臣相抗衡对“明亡于宦官”说法深以为然的清廷统治者，吸取教训，在制度上就对宦官采取打压态势。
1、首先，严格控制宦官的数量。
《清史稿·职官志》载：“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见往易规，不置宦官。”顺治临终遗照中也曾指出：“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康熙则认为“太监最为下贱，虫蚁一般之人。”
因此，清朝在建国之初九改革了明朝臃肿的太监机构，并制定了一套管理制度，将崇祯末年的9万多太监削减至9千人。一直到清朝末年都没有超过这个数字。顺治的时候宦官规模维持在千余人，乾隆时增加到3千人,此后陆续增添也没有再超过9千之数。在人数上对宦官的极大削减实质上是对宦官队伍进行了一次大清洗，此后，即便宦官想有所图谋，也因受制于自身力量的弱小而不敢轻易妄动，只能如履薄冰，谨慎行事。
2、其次，对宦官实施严格管理。
入关以前，清朝时没有系统专职管理宦官的机构，当时侍奉皇室的是与满族有着密切关系的“包衣”，也就是家奴。包衣为满清贵族所占有，世代为奴，没有人身自由，处满族社会的最底层。后来清朝专职管理宫廷事务的内务府就是在包衣组织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
清朝统治者最初对宦官的存在充满着极大的反感，但从割据辽东到君临天下的变化，使得清初统治者在全国范围内面临着一系列十分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为了夺取和巩固汉地的统治权，他们一方面采残酷镇压的高压手段，另一方面也迫切需要吸取汉人封建政权的统治经验，树立清政权自身的封建正统形象。正是这种需求，为宦官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契机。
同时，清朝在统治初期也收留了没明朝灭亡后流散的大量宦官。但在当时，虽然清朝统治者允许宦官以皇家和满清贵族奴才的身份存在，但对宦官的管理极其严格。内务府下设管理太监的机构称之为“敬事房”，又称“宫殿监办事处”。
在都领侍下面，有大总管、副总管、带班首领、御前太监、殿上太监、一般太监和下层打扫处太监之分。至清末，太监的等级更加复杂。在宫殿监中，有总管首领、掌案、回事和小太监之分；在各处所中，有首领、大师父、师父、带班、陈人、徒弟之别。如此层层节制，一级管一级，一级压一级，统治得非常严密。
内务府作为满清皇族包衣系统延伸的机构，一直是管理清室最重要的内部机构，内务府由朝廷流官所控制，而宦官们被内务府所控制，从而可以避免宫禁事务长期固定地被宦官把持，同时，在内务府所总管的宫廷事务中，许多杂役仍由包衣承担，这样就制约了宦官势力的发展，防止了宦官人数的过度增长。
3、最后，清朝宦官地位极低，太监因错受罚也是家常便饭。
清初规定：宦官归内务府管辖，具体由敬事房管理。康熙时总管宦官为五品，雍正时改为四品。宦官升迁降调由内务府移文吏部决定。宦官犯法内务府可先拿后奏。康雍乾三代都不断加强对宦官的管束，康熙时废顺治设立的十三衙门，将宦官重新纳入内务府管辖，同时规定了“内监有言事者斩”的铁律。
雍正在位十三年，期间也颁布许多诫斥宦官的训令，特别是对宦官的具体事务的管束达到了十分琐细的地步，不仅如此，雍正还对宦官加速也加强了有效的管理和监督。
乾隆贯彻执行了康熙、雍正两代的宦官政策，依然加强限制宦官，“尔等言行传谕，嗣后凡外间闲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终难逃朕之察觉。或查出，或犯出，定行正法。”
经康雍乾三朝对宦官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后续之君都不敢轻易违背组织，从而形成了具有清朝特色的宦官管理制度。这样一来，即便清末也出现过安德海、李莲英、小德张这样的宠宦，但也只是充当着统治者的传话筒，根本触及不到真正的权力核心。
二、清朝皇帝的政治依赖对象并不是宦官团体
封建君主专制集权是建立在官僚体制上的，庞大的封建官僚体系也需要皇帝乾纲独断。这样一来，在处理国家事务中，处于皇帝身边的宦官往往就成了皇帝所依赖的对象，从而为宦官插手国家事务、掌控朝政提供了机会。
清朝入关前，中央的决策机构是议政王大臣会议，这是由满族实行的八旗制度所决定的，但在努尔哈赤时代，因其卓绝的才能使得整个决策体制都是围绕他一个人在运转。
入关之后，清朝实行满汉双轨统治体系，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决策形式不再适应中央集权的现实。于是清初不断集权，从皇太极设立秘书班底内三院开始，到入关后设置内阁，议政王大臣会议逐渐失去了其决策功能，直到乾隆时这种制度正式结束其政治使命。
为了进一步加强皇权，康熙设立了南书房。南书房逐步取代内阁成为清朝的决策中心，内阁逐渐成为虚设的机构，内阁大学士也成为了重臣的荣誉头衔。雍正时为了适应西北用兵需要，又成立了军机处，性质跟明朝时内阁相似，但比南书房更正式。皇帝与军机大臣商议国事，宦官一律不许在旁边，而且军机处位于皇城内城的隐秘处，一般人不得靠近，太监们自然就更加没有机会。
军机处是皇帝固定依赖的政治秘书制度化的体现，军机大臣与皇帝的关系极为密切，成为直接参与皇帝中枢决策的固定群体，这就将宦官与皇帝决策、朝政隔离开，杜绝了宦官干预朝政的可能。而清朝皇帝们一般喜欢乾纲独断，军机处虽成为专职负责皇帝处理政务的秘书处，但不能真正影响到皇帝的鞠策，它只能按照皇帝的旨意来办事。但是它保证了皇帝权力的权威性，提高了行政效率，遂成为了清王朝的一种定制。
由此一来，宦官不再是皇帝依赖的秘书团体，自然就被远远地排斥在了权力中心之外了。
三、清朝皇帝的个人素质
无论清朝皇帝的个人能力，单从个人素质而言，清朝皇帝确实要比明朝皇帝们高一截。清朝皇帝在整个朝代延续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政策，而清朝皇帝们确实要更勤政一些，除了晚晴时没有当过家的同治有些不着调，小宣统还是个小朋友就逊位外，清代皇帝们，无论贤与不肖，对政务都还挺关心，人人都把祖宗的基业当回事。
双子夜以继日“发疯读书”，因此而“呕血”，康熙奠定了清朝统治稳定的基础，雍正更是对朝政的掌控达到了极致，其勤政在中国封建史上也能排得进前三。后面的皇帝，大多在处理政务方面都很上心，极少出现明代中后期因为各种原因（懒癌大概也是个重要原因）遥控指挥的情况。
皇帝们个人素质较高，比较关心国事，工作极少怠工，自然使得宦官们不敢觊觎朝政，这也是清朝宦官无法乱政的直接原因。
结语
清朝作为一个外族入主中原的封建王朝，在君主专制的制度性建设上基本延续前朝制度，但不得不承认其在防止宦官乱政方面做得不较好。不过，与其说清朝确立了较为有效的制约机制，还不如说他们在对本朝制度僵硬地坚守和遵循。清朝在祖制方面的遵守，确实是历朝历代中少见的顽固。
江畔初见月
清朝没有出现宦官干政，主要是因为汲取了前朝的经验教训。清朝作为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在建国之处，采取八王议政的方式，也就是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如此一个背景下，外戚是基本上没有机会的。
满清皇帝对于皇后的重视程度并没有前朝那么重视，贵妃，皇贵妃以及其他妻子的家庭也都通通的打压，尤其是汉族妃子，身份得不到认同，而满清八旗子弟的妃子，都是皇帝自家人，不会出现乱来的现象。皇宫内的侍卫，丰台大营，西山锐健营以及九门提督几乎也都是皇帝信任的满人掌握，掌握了军权，也就掌握了一切。从根本上就断绝了外戚的干政。
再说说清朝的太监，清朝的皇帝看到明朝太监的权势过大，内心也是十分惶恐，于是将太监一群人彻底废了武功。至于批红票拟根本不借助皇帝之手，除此之外，清朝皇帝不需要借助太监之手来制衡大臣。清朝的内阁六部都存在满汉之分，满汉两股势力一直斗来斗去，根本不需要其他人员与这些大臣制衡。皇帝很好控制大臣，也就没必要提拔太监，也就从根本上断绝了太监干政。
因此，清朝未出现外戚和太监干政，是因为皇帝的精打细算以及满汉之争，皇帝很好控制大家，因此不需要借助这些势力，这些势力无法壮大，也就不会出现干政的现象了。
小王的一日一练
我们都知道，在明朝，宦官专权的形式非常严重。明宣宗时期，朱瞻基开始教宦官识字学习，之后让明英宗朱祁镇深陷土木堡最终被俘就是因为宦官王振，而王振正是在明宣宗时期入宫的。因为王振有点学问，所以王振刚进宫时受到了朱瞻基的器重和喜爱，并把王振放在朱祁镇身边。也真是在明宣宗朱瞻基时期，宦官成为了皇帝身边的得力助手，他们会帮助皇帝处理公文，所以皇帝比较清闲。但是后来清军入关之后，为什么宦官专权和外戚干政的形势没有了呢？原因要从这几个方面来说。
首先，清朝汲取了明朝的教训。对于宦官专权管控的更严，限制更加苛刻。清朝制定了“祖制”，不准宦官干预政事，不准和外官交往，不准离开京城，违者斩无赦。并且规定太监是四品官衔，对太监的晋升制度也有非常严格的规定。整个清朝也只有一个人是四品太监。就是因为这样，清朝太监的势力一直比较弱小。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在顺治年间太监的权力相对还比较大，顺治死后，他的母亲孝庄太皇太后立刻斩杀了吴良辅，自此之后，清朝太监的权力逐渐衰退，也一直没有形成独特的势力。
其次，清朝没有宦官势力集团。本来顺治有意恢复明代的宫廷制度，后来因为孝庄等人的干涉，后宫被大幅度裁剪，所以宦官是没有很大的权力的。
第三，皇权得到进一步加强。在清朝，中央集权制再次得到加强，皇权也越来越大，并且在雍正时期设立了军机处，就是清朝时期的密折制度。所谓密折，自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看的，即使是御前太监，也没有这么大的权力。
以上就是我个人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如有错误，还请指正。
风雨润桃李
道理很简单——不需要了！历代皇帝如汉唐明朝宠信外戚，宦官无非就是利用他们来与官僚集团争权夺利，而皇帝自己不亲自出面避免成为众矢之的，相比权臣而言外戚篡位的可能性比较低，宦官作为家奴更是不可能篡位！但是满清本身就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小集团（八旗的总人数最多不过二百多万，与四亿人口相比比例极低)不用担心庞大的汉族人通过举荐，科举制等方式而控制官僚集团（军机处为例来说，六个大臣常常只有一个汉人)此外宦官往往都是汉人，从政治上来说远不如八旗子弟更值得信任
万岁1148858845
古代王朝统治集团的构成通常有：皇帝、宗室、外戚、宦官、官僚集团和世家大族。皇帝君临天下，各个政治集团名义上输诚效忠，实际上都在打着自己的算盘。
西汉实行郡国并行制，分封了许多宗室为诸侯王。皇帝为了维护统治，就借用外戚的势力来制衡之。有名的外戚有：吕氏、窦氏、卫氏、霍氏、许氏、史氏、王氏等等。汉武帝时期，武帝设立内外朝，用宦官掌握机要，以此来制衡士大夫。当各方力量形成均势，政权就稳定；否则，就会滋生变乱。
西汉时期，宦官专权不明显，到了东汉开始崭露头角，尤其是东汉末年的十常侍。
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集团依靠的是世家大族，推行门阀政治。东晋时，民谣传言“王与马，共天下。”就是说东晋皇室司马氏与大族王氏共同统治。其后还有谢氏，正所谓“旧时王谢堂前燕”。此时，外戚和宦官的势力较弱。
隋唐初年，世家大族的力量还相当强。自武则天登基后，开始任用寒门士人，削弱世家大族的势力。宦官的势力也开始滋长。外廷士大夫之间的斗争和内廷宦官之间的斗争有一致性。这点在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有论证。中晚唐时期，宦官掌握了禁军，以至于废立皇帝。
宋代以来的政治是官僚政治，所谓“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因此，宦官和外戚以此之后就很难干政了。
明代，明成祖朱棣用太监来管理东西厂特务机构。到了明末虽然有魏忠贤专权，但并没有影响皇权。崇祯登基很轻易地就拿掉了他。
清代是异族政权。满洲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在地方同蒙、藏、回结成政治联盟，来制衡中原地区；在中央主要任用满人作为官员。由此可见，清代的统治集团面临的主要矛盾是满汉之间的矛盾，即便任用宦官也无法解决。因此，宦官在清代的作用不明显。
总而言之，宋代之后，官僚政治形成，本用于制衡世家大族的外戚集团就不复存在了。明太祖废相之后，皇权取得了绝对优势，便不需要宦官来制衡官僚集团了。清代和明代体制相似，康雍乾以来，皇帝通过南书房与军机处直接掌权，宦官的作用日益减少。因此，宦官专权也就绝迹了。从本质上说，外戚和宦官是主要依靠皇权的，是从皇权衍生出来的附属权力。如果控制不好，当然，也会对皇权产生反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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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监干政有几个条件：
1.皇帝的昏聩和不作为。
2.太监有参与政治的途径和渠道。
3.国家权力体系架构有缺失，需要太监参与。
以明朝为例：
1.刘瑾、魏忠贤等有名的太监能够权倾朝野基本都是当时的皇帝出现了问题，或是不理朝政，或是宠信太监，昏聩无能。明朝皇帝有作为的时候，太监很难干预朝政，如朱棣、朱佑樘等。
2.明朝的太监有参与政治活动的固定途径。东厂、西厂等特务机关。他们只对皇帝负责，官员无法节制，因此作威作福，干政乱政。
3.明朝的权力体系中需要太监作为政治一支政治力量来平衡文官集团。皇帝需要他们参与政治活动。因此明朝太监干政的几率非常大。
而清朝不同。
首先，清朝的皇帝，虽然性格，能力，际遇各不相同，但是大多是都做到勤政，对权力抓的非常紧，没有太监干政的机会。
其次，清朝吸取明朝教训，没有实行特务政治，严格限制太监的权力和杜绝一切从事政治活动机会。他们只负责皇帝日常的起居生活。
第三，清朝是以满族勋贵为主，让他们制衡汉族文官集团。清朝的权力架构体系根本没有太监参政的土壤。
因此，清朝没有太监干政的现象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