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正月到現在，在家隔離了快一個月沒出門。和外界唯一的聯繫就是，每天吃完飯站在陽臺上呼吸五分鐘新鮮空氣。處在歷史的特殊時期，本以為會頗多感慨，怎麼也沒想到最深的感觸居然是新鮮空氣如此好聞。
說遠了。
在家這段時間，我倒是發現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現象，可以說來與諸位分享一二。
比如，我窗臺斜對角的那戶人家，孩子每天都會歇斯底里地跟他爸因為作業的事吵起來，天天如此從不間斷。當然，我們家也是，住我哥家這段時間，我嫂子每天也會因為作業跟我侄女吵架，侄女的嗓門……怎麼說呢，聽了很想殺人。
如果說這些只是家庭親子關係之間的爭吵，還屬正常範圍之內，那麼那天晚上我在窗臺上聽到兩個大叔在樓上罵起來可就有點匪夷所思了，畢竟大人和孩子不一樣，在外人面前得裝著，不能把情緒給寫在臉上。具體爭吵的原因我沒聽清，但他們說給對方的每句話其實都很短，不像在做解釋，因此我斷定他們應該只是因為不足掛齒的事吵起來。
上面這對大叔最後的結局是不了了之（不刺激），而另一對就沒那麼幸運了，我前面一棟樓有兩戶人家對門，新正月裡大打出手被警察局直接拘留了，這事還在小區裡傳為了笑談。
如果說上面這幾件事在生活裡都能出現，那麼下面這大叔的行為是典型的“疫情綜合徵”，那天晚上他站在陽臺大喊“我要瘋了，我要瘋了”，惹得周圍鄰居傳來陣陣笑聲。
言歸正傳，從這幾齣鬧劇中我們其實可以窺知一個現象，我自己給它總結為
“人口流動性與衝突事件發生呈反比關係”（我瞎編的）換句話說，如果人口長時間集聚，爆發衝突的可能性會更高。其實也很好理解，有一句俗話就是“有人的地方就會有衝突”。
當然，我們今天要討論的主題並非為什麼會起衝突，這是社會學的經典課題，社會學家已經從人的主體性到社會結構等多方面作了解釋。
我們今天要說的是“我們應該如何表達衝突”？
這個問題乍一看很簡單，衝突不就是爭吵嗎？並非如此，“衝突”一詞的應有之義應該是“觀念的不一致”，而爭吵和打架無非是衝突的表現形式。
那麼“觀念不一致”一定需要用爭吵甚至打架這樣一種訴諸語言暴力和肢體暴力的形式來展現嗎？
當然不是，否則今天的討論就沒有意義了。
除了上述兩者之外，我們更為常見的衝突的表現形式是辯論，即雙方各自陳述自身的觀點，用理性的話語勸服對方，克服情緒化的表達。而爭吵和打架正好是情緒表達的體現。
那麼為什麼我們要尊崇辯論而非爭吵和打架呢？如果不加以思考，我們肯定會說“辯論是對的，吵架是錯的”這樣政治正確的話，這話有用，但沒意義。
我們從辯論的兩個層面出發，第一是邏輯層面，第二是語言層面。
辯論有助於邏輯的培養，形成批判性思維。這裡我不想說過多文縐縐的話，舉一個簡單的案例。
這個案例是我的一個本科老師，今早她在家吃早飯時和家人探討了“是否應該給醫護人員子女中考加分”這一政策。參與討論的人中有他未成年的兒子。
對這個政策，她兒子表示“這不公平。”
她和老公立刻追問“為什麼不公平，你這是情緒表達，不夠有說服力。”
在她的引導下，兒子說“如果能這樣，應該給死去的父母親的學生加分，因為他們失去了一生的關愛。”
“那政策也惠及了許多群體啊，外賣公司給騎手提供了免費保障方案。”
兒子反駁“那能夠窮盡所有人嗎？做不到的。以前的怎麼算，是不是都要這樣？”
到此，話題就轉向了彌補教育不公平這個更大的社會議題。
之後的討論在此不再贅述。但從一個早餐討論便能看出辯論對於邏輯的培養，而這是訴諸於情緒表達的爭吵無法做到的。
再來看語言，辯論時我們所用一般都是學理性的詞句，即便掌握不多但也總能從俗語中拾人牙慧。而爭吵所用一般都是粗鄙之語，甚至沒有語言，只有最原始的喊叫。比如我的侄女每次吵到最後都是用吼叫來表達憤怒。
為什麼不能使用粗鄙之語呢？周玄毅教授的觀點我頗為認同，“因為粗話用多了，是會降低智商的。”
粗話是語言系統中最簡單粗暴的部分，它唯一的好處就是簡單好用，說白了“說出來就爽了”，而粗話說多了帶來的結果就是，我們越來越習慣用簡單粗鄙的語言來表達一切，而內涵豐富的語言則被棄若敝履，直到最後只會說粗話，而語言的粗暴則會帶來行為的粗暴，最終淪落成一個徹頭徹尾的粗人。
如同這次疫情中，日本友人用了“山川異域，風月同天”這樣高雅有力的話語，讓無數國人頗為感慨。
拉康有言“語言不表達思想，語言組成思想”，這個洞見頗為深刻，語言並非思想的奴僕，語言是思想本身。意識到這句話，我們才能在生活中小心翼翼地說出每一句話。
因此，在疫情之中，即便人際矛盾難以避免，我們也要學會用更理性的方法化解矛盾，就像我老師的兒子，即便自由使用電腦的權利被剝奪，也只是留下一句“過分”，而不是大喊大叫來表現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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