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我们如何处理岌岌可危的人际矛盾?

从正月到现在,在家隔离了快一个月没出门。和外界唯一的联系就是,每天吃完饭站在阳台上呼吸五分钟新鲜空气。处在历史的特殊时期,本以为会颇多感慨,怎么也没想到最深的感触居然是新鲜空气如此好闻。

说远了。


在家这段时间,我倒是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可以说来与诸位分享一二。

比如,我窗台斜对角的那户人家,孩子每天都会歇斯底里地跟他爸因为作业的事吵起来,天天如此从不间断。当然,我们家也是,住我哥家这段时间,我嫂子每天也会因为作业跟我侄女吵架,侄女的嗓门……怎么说呢,听了很想杀人。

如果说这些只是家庭亲子关系之间的争吵,还属正常范围之内,那么那天晚上我在窗台上听到两个大叔在楼上骂起来可就有点匪夷所思了,毕竟大人和孩子不一样,在外人面前得装着,不能把情绪给写在脸上。具体争吵的原因我没听清,但他们说给对方的每句话其实都很短,不像在做解释,因此我断定他们应该只是因为不足挂齿的事吵起来。

上面这对大叔最后的结局是不了了之(不刺激),而另一对就没那么幸运了,我前面一栋楼有两户人家对门,新正月里大打出手被警察局直接拘留了,这事还在小区里传为了笑谈。

如果说上面这几件事在生活里都能出现,那么下面这大叔的行为是典型的“疫情综合征”,那天晚上他站在阳台大喊“我要疯了,我要疯了”,惹得周围邻居传来阵阵笑声。

言归正传,从这几出闹剧中我们其实可以窥知一个现象,我自己给它总结为

“人口流动性与冲突事件发生呈反比关系”(我瞎编的)换句话说,如果人口长时间集聚,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会更高。其实也很好理解,有一句俗话就是“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冲突”。

当然,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并非为什么会起冲突,这是社会学的经典课题,社会学家已经从人的主体性到社会结构等多方面作了解释。


我们今天要说的是“我们应该如何表达冲突”


这个问题乍一看很简单,冲突不就是争吵吗?并非如此,“冲突”一词的应有之义应该是“观念的不一致”,而争吵和打架无非是冲突的表现形式。

那么“观念不一致”一定需要用争吵甚至打架这样一种诉诸语言暴力和肢体暴力的形式来展现吗?

当然不是,否则今天的讨论就没有意义了。

除了上述两者之外,我们更为常见的冲突的表现形式是辩论,即双方各自陈述自身的观点,用理性的话语劝服对方,克服情绪化的表达。而争吵和打架正好是情绪表达的体现。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尊崇辩论而非争吵和打架呢?如果不加以思考,我们肯定会说“辩论是对的,吵架是错的”这样政治正确的话,这话有用,但没意义。

我们从辩论的两个层面出发,第一是逻辑层面,第二是语言层面


辩论有助于逻辑的培养,形成批判性思维。这里我不想说过多文绉绉的话,举一个简单的案例。

这个案例是我的一个本科老师,今早她在家吃早饭时和家人探讨了“是否应该给医护人员子女中考加分”这一政策。参与讨论的人中有他未成年的儿子。

对这个政策,她儿子表示“这不公平。”

她和老公立刻追问“为什么不公平,你这是情绪表达,不够有说服力。”

在她的引导下,儿子说“如果能这样,应该给死去的父母亲的学生加分,因为他们失去了一生的关爱。”

“那政策也惠及了许多群体啊,外卖公司给骑手提供了免费保障方案。”

儿子反驳“那能够穷尽所有人吗?做不到的。以前的怎么算,是不是都要这样?”

到此,话题就转向了弥补教育不公平这个更大的社会议题。

之后的讨论在此不再赘述。但从一个早餐讨论便能看出辩论对于逻辑的培养,而这是诉诸于情绪表达的争吵无法做到的。


再来看语言,辩论时我们所用一般都是学理性的词句,即便掌握不多但也总能从俗语中拾人牙慧。而争吵所用一般都是粗鄙之语,甚至没有语言,只有最原始的喊叫。比如我的侄女每次吵到最后都是用吼叫来表达愤怒。

为什么不能使用粗鄙之语呢?周玄毅教授的观点我颇为认同,“因为粗话用多了,是会降低智商的。”

粗话是语言系统中最简单粗暴的部分,它唯一的好处就是简单好用,说白了“说出来就爽了”,而粗话说多了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越来越习惯用简单粗鄙的语言来表达一切,而内涵丰富的语言则被弃若敝履,直到最后只会说粗话,而语言的粗暴则会带来行为的粗暴,最终沦落成一个彻头彻尾的粗人。

如同这次疫情中,日本友人用了“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样高雅有力的话语,让无数国人颇为感慨。

拉康有言“语言不表达思想,语言组成思想”,这个洞见颇为深刻,语言并非思想的奴仆,语言是思想本身。意识到这句话,我们才能在生活中小心翼翼地说出每一句话。

因此,在疫情之中,即便人际矛盾难以避免,我们也要学会用更理性的方法化解矛盾,就像我老师的儿子,即便自由使用电脑的权利被剥夺,也只是留下一句“过分”,而不是大喊大叫来表现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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