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德国:公民与巨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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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社会学学者，也没有专门研究过德国人的民族性，只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经历与对德国社会的认知。

德国是一个公民社会。它重视个人责任(Eigenverantwortung)。德国也是一个非常善于利用，甚至依赖社会资源的国家。政府的权力和资源有限。名义上，联邦政府在治理这个国家，可实际上并不完全是。德国的治理是由政治(官方)与民间力量共同经营的。

联邦制意味着权力的下放和分散，次级权力再下放，一直到最后一级，既个人。拥有什么政治权力就要承担什么义务。个人也不例外。联邦政府承担联邦政府责任。个人承担个人责任。公民社会的强大与否，取决于是否能将个人责任或民间力量发扬光大。这是德国之所以能从二战后站起来，成为今天德国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是德国版的社会契约。

在德国，人们对很多议题都已经达成广泛共识或将其视为追求的目标，比如，“没有100%的安全“、“政府不是万能的“、“提倡公民社会，人人有责“、“讲究秩序，不喜欢被打乱“、“坚定反右，绝不给希特勒或第三帝国平反“、“社会凝聚力“、“ 辅助原则“、“适度原则“、“不提倡行动主义(Aktionismus)“、“开启民智，唤醒群众的理智“、“德国版中庸(Maß und Mitte)“以及“以合作型为导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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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我也试着通过德国体制以及很多可量化因素(比如医疗设施、人均医生、人均病床、人均病床面积、人口密度)去探讨、分析和批评德国政府的举措。但似乎还是不能完全解释，为何中德双方政府的态度反差那么大？因为我们忽略了德国人的因素。

为什么德国人的心态跟德国华人的心态相差那么大？归根结底是因为两个不同社会的社会契约不一致。德国从一开始就朝着如何塑造适合于德国的公民社会的方向发展，竭尽所能开启民智，而不是培养一代又一代的新巨婴。

一是“全能自恋”，认为自己无所不能。这是一种非常有杀伤力的病态。它导致一个人把全世界都当成自己的所属品，不能平等对待别人，甚至不把其他人当作生灵，这种心理其实是婴儿早期都会存在的一种心理，它在教育学中被叫作“自我中心化”。

二是“偏执分裂”，他们满足于自己的想象世界，脱离现实。有巨婴心理的人一方面内心很牢固，另一方面却很脆弱。内心的牢固是为了保护其脆弱，所以他们不能接受质疑，一旦受到质疑就会强烈抵触；不能接受非自己预期的对待，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就会陷入忧郁；不能接受挫折，一旦遇到挫折内心就会破碎。

德国家长放手，德国政府放权。德国这片土地就不提供滋生巨婴的肥沃土壤。反之，在一个家长或国家管得太严厉，管得太多的地方，成为巨婴的可能性会更大。

德国社会不需要巨婴。巨婴也很难适应，甚至会否定德国社会。两者的性质格格不入。

今天的德国是对公民社会追求的产物。对社会(公民或巨婴)塑造的出发点和目标不同，就会出现不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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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华人在看待德国疫情问题上和德国人之所以有巨大差异，还有一个很显而易见的原因: 个人经验和集体记忆。

说到德国人的恐惧，有一个专门的词汇，美国字典里也有，叫

“German Angst“。它是指上世纪20年代，美国爆发经济大萧条后波及到德国，出现了有史以来绝无仅有的恶性通货膨胀(Hyperinflation)，让很多德国家庭瞬间一洗如洗，至今还留下惨重的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直接塑造了后来德意志央行的特质: 独立性和保证西德马克的稳定。德国人之所以很不情愿放弃马克，接受欧元，是因为欧盟央行全盘接受了德意志央行的这两个特质。

德国人面对第二次恐惧的考验是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当时，很多德国人也表现出过于恐慌，比如担忧森林会灭绝。和平运动和绿党的崛起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出现并不是偶然。

21世纪初，德国迎合世卫组倡议，在2005年出台了所谓的大流行病计划(Pandemieplan)。2004年，德国又创立了联邦民防与救灾局(注: Bundesamt für Bevölkerungsschutz und Katastrophenhilfe。它的前身在40年前就有了)。它是一个联邦机构，隶属联邦内政部管辖。他们的存在是针对未来可能发生的大流行病的一种预防措施。联邦民防与救灾局在其网站上也提供了相关信息和操作指南，一旦发生天灾，公民应该做什么准备？(注: 并不是因为此次疫情才建议大家囤积食物的) 如果囤积食物，应该按照什么标准才能安全地度过十天？按理说，德国根本就不需要这种专业的囤积食粮指南，因为德国很少，几乎从未发生过这么严重的天灾。事实是，乡下德国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只要带有地下室，多少都有囤积食粮的习惯。它或许也跟上次的恶性通货膨胀有关。

联邦政府和各个州都有自己的大流行病计划。它是一份如何应对大流行病的宏观实际操作指南。在此基础上，德国在2009年4月到2010年8月应对当时的猪流感(Influenza H1N1/2009，Schweinegrippe)。当年负责抗疫的顾问机构之一就是RKI(Robert-Koch Institut)。据RKI统计，当时有226000人被传染，258人死亡(据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大约有20万人被传染，203人已死亡)。事后，RKI和每个州都做了一份相关报道。这些信息都是公开，透明和免费的。巨婴一般不会主动去查，过去就过去了，但有公民意识的人会自觉地，积极地咨询。如今的德国官方媒体很薄弱，不可能铺天盖地的宣传。为什么会这样？这要“感谢“当时把德国带入绝境的第三帝国宣传部部长戈贝尔。与此同时，一大批德国战狼也跟恐龙汇合去了。

2020年，德国再次出现疫情。负责此次抗疫的顾问依然还是RKI。时至今日，整体上而言，德国人面对恐惧的免疫力有大幅度提高。虽然也有不少德国人表示对德国医疗体系和供应不信任、认为德国并没有做好准备。虽然我们偶然在电视上也看到，药店和商店的口罩、手套和消毒液以及超市出现罐头食物(和冷冻面包)的缺货现象。即使如此，它并没有形成规模。对此，我很赞同联邦卫生部部长斯潘恩说得话。他说，很多人只看到柜上缺货，潜意识地认为德国超市会长期缺面包，所以要囤积。殊不知，次日，超市柜上又摆满了面包。总之，德国人对疫情的印象 - 如果还有的话 – 还停留在11年前。实事求是地讲，我自己对2009年的猪流感一点印象都没有了。为什么德国每年几十万人被流行性感冒传染，数百人，甚至上万人死亡，但还是若无其事呢？原因有两: 习惯了和有疫苗。

绝大多数华人没有德国人的经历。停留在我们脑海里的是刚刚发生在武汉以及全国各地的种种难以描述的画面，比如封城、大多数高铁禁止运营、各种热血沸腾的(粗暴)标语、领导人的雷厉风行、全球华侨以及国内同胞的热心援助举措、十几天建一个上千张病床医院的壮举、口罩上的中国、医院内部的现场视频、医护人员的写真视频、把雨衣当保护服的医生、天天关注确诊和死亡人数的变动等等。

不可否认，在短期内接触这么多负面信息必然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力，失去理性。这是人的天性。由于国内当下所发生的事给德国华人留下深刻印象，于是他们内心特别希望德国政府也能做出相同措施。然而，德国政府的举措却让他们大失所望，同时自己又“不能接受非自己预期的对待“。最终，某些德国华语媒体，尤其是某些自媒体和网友留言，总是语出惊人，尽说一些讽刺和刻薄，但没有意义和建设性的话，比如“德国人要被打脸了“、“重磅！柏林沦陷了“、“疫情会造成50万人-100万人死亡“、“为什么德国人不抄袭作业呢？“等。

德国会不会被自己打脸不是我关心的问题。我更愿意设法去理解德国人，去理解他们所采取的每一步措施、去理解德国人的应对方式和去理解这个国家的民族性。为什么德国人此时还能保持淡定，我们却不能？我相信，只有在危机面前才能看到一个国家的真实本质。然而，看本质有时候只需要一个很小的细节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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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篇试着通过体制的差异来解释，德国人不是不具备“举全国之力干大事“(你也可以讽刺德国没有这种魄力)的能力，而是不愿意这么做。它在70多年前就干过一次，差点让自己遭灭顶之灾。这是德国人从自己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当下的情况却是这样的: 近几年，巴伐利亚州的加米施－帕腾基兴市(Garmisch-Partenkirchen)想申请冬季奥运会。但当地居民表示反对，不喜欢这种商业性活动。汉堡也想申请2024年夏季奥运会，但汉堡市民通过公投表示反对。这就是德国现实版的“举全国之力干大事“。是不是跟中国很不一样？

在此，我再想给大家举一个真实案例，为什么德国不会抄袭作业？大家应该还记得一个短视频。某武汉医院医生因缺少保护服，居然穿上雨衣上第一线。看过此视频的人都被这一幕打动了。但如果理冷静下来想一想，其实非常可怕。病毒传染性很快，尤其在医院，很容易被传染。这种壮举在德国是看不到的。因为德国对医护人员实施的安全标准很高(注: 该标准也是由RKI制订的 )。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接触病毒患者(不一定被传染)，所有医护人员或医生必须被(居家)隔离14天。这也是为何德国重灾区Heinsberg某家医院第一时间让14名医护人员隔离。事后，柏林出现首例病毒患者，Charité医院立马就有10位跟病毒患者接触过的医护人员也要接受14天隔离。

德国不会让医生冒着被传染的风险去照顾一位病毒患者。医生如被传染了，谁来照顾病人？医护人员的安危跟患者一样重要。看到这个细节，你还认为德国政府行事真的那么轻率，那么大意，不顾人民的生命安全吗？

德国宪法法院在很多年前做出一项判决: 不能因为救更多的人而杀死另外的人。当时涉及的议题是: 假如某架飞机被绑架，但如果将它击落可以拯救地面上更多的人。行还是不行？法院说，不行。这是德国人的理念。德国不会“举全国之力“对抗疫情，第一是没有这种“魄力“和“能力“、第二是大多数德国人暂且也不支持、第三是要顾及到其它病人的安危以及其他因素。

既然德国政府的权力与能力有限，如何有效地发挥民间力量就显得至关重要。假如没有这股隐形的，但无处不在的民间力量，德国不会有今天的成就。但巨婴更愿意接受视觉的冲击和感染。对于他们而言，看不见就等于不存在，就等于无作为。政府的权力下放和授权、政府与民间的合作以及民间与民间之间的合作是成就德国的精髓中的精髓。

前几天联邦卫生部部长同时跟五位不同领域专家的新闻发布会就能充分体现这一点。公民和巨婴，哪个群体更值得依赖？不言自明。

结合德国体制、公民社会和德国人的共识和理念再去考量德国政府当下的举措，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或更容易理解。卫生部部长斯潘恩和内政部部长泽霍夫多已多次表态，他们很重视此次疫情，但出于综合性因素考虑，迄今为止并没有采取过于严格的措施。内政部部长也有说过，如有必要，可以考虑封锁区域。我们现在都知道，封城是不得已的措施。德国目前还没有到那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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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婴的安全诉求不可能完全被满足。如果让德国现阶段封城？请问先封哪个城市? 13000人口的Gangelt村？还是26万人口的Heinsberg县？还是直接把柏林封了，因为它已经"沦陷"了啊。

德国联邦危机小组 (注: 除政府官员以外还包括一系列相关机构代表) 的措施完全根据德国的现状而制订。

首先是对现状的及时评估以及采取适当的措施(„适度原则“)。它不会做一些看上去惊天地泣鬼神(„行动主义“)，但没有实际效果的措施。

面对具体问题采取具体措施。措施的程度会跟着疫情的变化而变化。假如疫情恶化的速度快，官方采取措施的速度也不会慢。但不管如何，也不会过度。

联邦危机小组至今采取了以下应对措施(今后必定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