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三星堆文明是我國西南地區燦爛而悠久的青銅文明，其中以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銅面具最為引人注目。本文試圖從卡西爾符號理論角度出發，認識在作為文化符號象徵意義存在的三星堆青銅面具的符號學意義所在。古蜀時期受制於生產力水平和自然條件，以及在原始巫術的作用下，導致當時祭祀活動興盛，並且極度崇拜神靈。對於信號做出條件反射是動物的行為，而人卻能夠將信號改造成有自覺意義的符號並創造出新的形式。
作為古蜀人重要的祭祀工具，青銅面具是凝聚著古蜀人信仰的文化符號，在塑造符號形式的同時，古蜀先民也走向了自我認知的道路。三星堆縱目青銅面具與原始宗教
法國啟蒙家康德在《實踐理性批判》中曾言："有兩樣東西，我們愈經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們就愈使心靈充滿日新又新、有加無已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則。"人類文明早期文化是稚嫩樸素的，但同時又是複雜的，在生產力水平尚不足以推動人們的認知時，人類已經開始在荒蕪的原野上跌跌撞撞，探尋人類千萬年來試圖勘破的未知。
康德
人類使用面具的歷史已有幾千年，最早的面具可能產生於狩獵活動，為了便於接近獵物，獵人用面具把自己裝扮成各種動物的形象。作為早期文明的產物，面具承載著人類文明的早期信仰狀況，其中用以巫術的面具作為巫師活動必不可少的法器。有人類學家認為，在尚巫文化中存在著普遍的"泛靈信仰"，人們用面具將自己裝扮成各種光怪陸離的神人野獸形象，以此來表達自己對於自然的崇敬和敬畏。甚至有人認為面具象徵著人類的內心世界，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和歷史特徵。時至今日，面具在許多民族的民間活動和宗教儀式中仍然扮演著重要角色。在我國藏區的祭祀表演中，儀式中的各個演員都戴著奇形怪狀的面具，模仿牛羊等神怪形象。
在三星堆遺址所出土的各種青銅面具中，以第二號祭祀坑中出土的長冠縱目大耳的青銅面具最為突出。面具的造型奇特，尤其是眼睛部分，雙眼向外凸出大約10多釐米，雙耳以極其誇張的方式向外展開，面具的額頭部分裝飾有夔龍形額飾。此外，兩側耳根有兩個方孔，被認是懸掛固定以祭之。該面具出土時，能隱約可見眼部和眉部有黛色痕跡，口唇塗硃砂。整體造型奇特神秘，風格精美雄奇，在三星堆各類人物形像中尤為引人注目。
三星堆青銅縱目面具
青銅製戴有銅冠的面具是我國最早的裝飾夔龍紋飾的青銅面具。《山海經》中曾經記載：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面赤……是為燭龍。又言：鐘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為晝，瞑為夜，吹為冬，呼為夏……身長千里，在無之東。其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鐘山下。燭龍是傳說中的天神，人首龍神，直目正乘。目前大多數人認為，"銅冠縱目面具"刻畫的形象正是傳說中的"燭龍"，古蜀人為了表示對於這位天神的敬畏，所以將他的形象製作在青銅面具上，成為人們歲歲祭祀供奉的神。
關於縱目面具形象的解釋，有人認為，"縱目"應該是"豎眼"之意，燭龍原型是日神，晚上黑暗，人們畏懼各路鬼神妖怪侵擾，因此需要象徵光明的太陽來驅散黑暗，收服妖怪，撫慰人心。古代驅除鬼怪的儀式都是在晚上舉行，原始社會的居民在"萬物有靈"的觀念下產生了幻覺，白天光線太強，不能看清鬼怪，所以人們選在晚上鬼怪出來能夠看清其原型時舉行。一個反映出集體意識的具體化的"符號"就此產生了。
蠶叢
青銅戴冠縱目面具的眼睛大致符合傳世史書文籍中有關蜀人祖先蠶叢"縱目"的形象記載。《蜀王本紀》中記載：蜀之先稱王者有蠶叢、柏灌、魚鳧、開明。是時人萌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李白《蜀道難》中亦言：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 。根據文獻記載，蜀國先王名為蠶叢，後代為柏灌，再後為魚鳧，三代蜀王皆神化而去，其民眾也和他們一起羽化登仙。李霜平認為，祖先崇拜來自鬼魂崇拜，即氏族團體、部族團體或家庭個體對其有血緣關係的祖先的鬼魂崇拜。古人認為祖先的靈魂有超越自然的能力，能保佑部落族群、個人及家庭的安康。根據文獻記載，歷代蜀王去世以後，其靈魂升入天堂，而在凡間後世子孫也為他修建了許多供奉的宗廟。
杜宇像
蜀國第一位先王蠶叢，傳說是一位養蠶的高手，傳聞他的眼睛跟螃蟹一樣大，且向前凸起，頭髮在腦後梳成"椎髻"。這一特徵和青銅製戴冠縱目面具的面部特徵相吻合。此外，梁娟認為，古蜀國人的信仰主要來源於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及圖騰崇拜和神靈崇拜所構成的原邏輯信仰體系，李娟在《從古蜀神話看古蜀人的原始信仰》一文中有如下觀點："從最初的自然崇拜到後來的圖騰崇拜中，都存在祖先崇拜的因素，或者說祖先崇拜是古蜀人一切崇拜的根源，正是因為對自己祖先來源的不確知，他們可以把祖先的形象、祖先的意志寄託在某種神秘的物體上，他們對某種神秘物體的崇拜正是因為他們認為這種物體或者是祖先的化身，或者和他們的祖先有密切的聯繫。"從而進一步認為，"戴冠縱目面具"的原型兼具有來自古蜀國先王蠶叢和傳說中的神靈燭龍二者的形象。
燭龍
早期古蜀文明的形成過程，伴隨著神靈形象的逐步確立起來，這些形象或來自對於前朝帝王的傳說或者隨著口口相傳的鬼神妖怪的傳說。"神的再生"這一說法既暗示了面具與客觀世界之間的聯繫，神話故事的象徵作用和原始社會時期人們的宗教觀念就是通過面具這一載體，以圖騰的方式保留下來。正如有的人所說，"人是如此使自己被包圍在語言的形式、藝術的形象、神話的符號和宗教的儀式當中，以致除非憑藉這些人為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見或認識任何東西"人類文明肇始以來，"萬物有靈"的觀念是不同時期和地域內的早期文化的文明共性。正因為如此，具有強烈的自然崇拜和神靈崇拜意識的古蜀先民將這種對於祖先的崇拜和對於自然神靈的敬畏聯繫在一起，這樣他們在事奉鬼神之時又同時對祖先進行了緬懷，也表達了對於自然的敬畏之心。神的再生是面具塑造的理論模式，以神話故事作為其存在的外在依據。青銅戴冠縱目面具就是傳達古蜀先民這種精神信仰的物質載體。
青銅縱目面具與文化符號載體
早在德國哲學家卡西爾之前，德國哲學界就已經出現了"符號"的概念，但這時候所謂的"符號"的概念並不是哲學的核心思想和內涵。卡西爾理論出自於德國自然科學和德國人文主義的思想。廣義的"符號"概念被後來的新進化論者懷特定義成了"運用它的人賦予事價值和意義的事物"，進一步將所有的人工製造的標記都歸入了符號的定義範圍之中。文化符號的主要功能在於具體地說明感官方面的那些抽象和難以用言語表達出來的東西。人類作為一個客觀生命體，在改造世界和創造世界的過程中不斷將一些具體的、形象的事物抽象化、符號化，走出了接觸自然界的客觀事物的表層行為，從而與動物有了明顯的區別，人類之所以是為人類就是能夠品階自己的主觀能動性去改變和創造世界，並且在改造的過程中也使的人類體能、智力等方面得到了迅速發展。
《人論》
哲學家卡西爾在《人論》中到人和動物的根本區別說道："動物只能對"信號"做出生理的、本能的條件反射，唯有人才能夠把"信號"改造成有意義的"符號"，把握並認識世界賦予"信號"以"符號化的想象力和智慧"，"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人的特點正在於它是一種能製造、使用'符號'的動物"。人類在具體實踐中通過想象力創造出具體的文化符號，又通過這種具體符號將理想世界和現實世界聯繫起來，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來，"符號"如同橋樑，連接著人類精神文化世界和人類活動，因此人類此後不再生活在一個純粹的物質世界了，而是一個文化的、符號的世界。也正是如此，人類世界和動物世界才從本質上進行了區分，只有真正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社會才被稱之為人類社會，可以說，沒有"符號"，就沒有了連接理想世界的橋樑。
卡西爾
卡西爾認為，人具有創造"符號"的主觀能動性，人類在不斷地創造和建立"符號"的網絡中認識自己、認識世界，可以說，"符號"就是一種文化的本質現象。以符號作為橋樑，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創造一個文化的世界是人類社會的特質。簡而言之，人通過能動性創造符號，並且使用符號創造文化，這些文化進而構築除了一個以人類、符號、文化為主的一體關係。人類由動物發展演變而來，由於生產力和改造自然能力的不足，對於古蜀國先民而言，在生產生活中常存在一些不可抗因素來制約先民的發展，比如史前洪水、地震、火災等。所以，對於對自然的神化和敬畏也就由此而生了，雖然三星堆文明和商周文明同時，社會生產力水平有所發展，但是仍舊屬於典型的"靠天吃飯"的社會生業水平，既受制於自然條件，也擺脫不了對於神靈的依賴。正是因為這種自然條件下的制約，才使得人們意識到自己的渺小，並且極度需要一種能夠帶來心靈撫慰的神靈信仰，青銅面具這一文化符號也就應運而生了。
三星堆文化金杖
青銅縱目面具是一種典型的傳達古蜀人精神意象的文化符號的物質載體。古蜀人通過對於自然事物的觀察和對於神靈的想象，塑造出縱目、大耳的面具形象，面具造型體現的面貌是通過直觀事物抽象得來事物造型的思想邏輯。雖然在創造面具形象的過程中，免不了對於具體物象的抽象、變形和誇張等，但是不可否認的是，縱目面具的形象仍然脫離不開具體事物的外象。
在原邏輯的驅動下，原始人的"互相滲透"的心理是一種基本的心理機制，為了塑造出神秘恐怖的形象來表達對於自然事物的崇敬和畏懼，面具上常常出現的一些獸類特徵如獠牙、鷹嘴等元素表達了原始人對於這些來自大自然力的崇拜及一定程度的控制慾。因而，正是在這種"互相滲透"的思維影響下，面具所呈現的光怪陸離的造型正是反映了原始人類的自我認知水平，而與此同時，青銅面具也作為一種文化符號被納入到古蜀國先民的原邏輯文化體系中去。符號文化的創作機制
列維·布留爾在《原始思維》一書中這樣定義道：'原始人'的思維就是以受互滲律支配的、以集體表象為基礎的、神秘的原邏輯體系。前面我們已經認識到，文化符號是連接人類文化與人類活動的橋樑。三星堆縱目面具在被創造的過程當中，受到了原邏輯思維的驅使，以"萬物有靈"和"互相滲透"的思想為引子，並且在此過程中古蜀國人不斷尋找能夠完美連接原始意象與祭祀活動的完美表現形式。燭龍正是受到古蜀社會認可的"神靈"符號，並且與蜀王蠶叢的特徵相似，故用兩者互相融合的形象來呈現古蜀人心中的意象。這種意象既是反映古蜀人精神文化信仰的一部分，也作為反映古蜀人自我認知能力的載體。為一種文化符號，發揮場域功能的青銅面具能夠給人或實或虛的印象，在被人們作為文化符號創造出來之前，只是反映人們主體意識的一個側面。
《原始思維》
雖然這種神靈崇拜觀念在如今看來較為幼稚，但不可否認的是，神靈崇拜的觀念的演變是伴隨人類文化的發展而不斷髮生變化的。青縱目面具描繪的不外乎是一種"人化的神靈"，面具的基本特徵是以人的面部特徵為基礎的，古蜀人沒有真實地看到過這種神靈的存在，反而是在遭遇一難以解釋或不可理解的現象後，通過象徵的原始意象造神話中神靈的形象，再通過面具這一文化符號作為表現載體，同時伴隨著古蜀社會的不斷演化，進而演變為一種宗教載體。古蜀國先民要將其對祖先的信仰、對神靈的敬畏物化和具象化，在確證自身信仰的真實性的同時，塑造內心的"鏡像"以到達認識自我這個向度的通途。具象化的神靈或者說一種"看得見摸得著的"信仰實體更能被古蜀人所接受，從這個層面上來說，將這種信仰共識傳播給更多的個體，這些"
具象的神靈"又恰恰被鑄造成神秘威嚴甚至猙獰狠厲的形態，更容易使信奉"萬物有靈"的古蜀人在直觀感受上產生敬畏之意。
三星堆青銅戴金面具
可能在最開始，這種觀念以一種不甚明確的記憶形式積澱在古蜀人的大腦組織結構之中，在特定條件下——比如祭祀儀式時——被喚醒、被激活 。隨著這種固定模式的祭祀儀式的長期存在和廣為人們所接受，三星堆青銅面具的最初的單純物質性宗教工具逐漸過渡到到一個包含著精神內涵的場域符號。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存在於集體記憶之中的原始意象是藝術創作的源泉，因而，作為古蜀人族群記憶的符號載體——青銅面具，就是來自於這種群體意象，進而使得人們能夠通過它感受到穿越千年的歷史回聲。
結語：藝術作品的創作不是來源於某一個人的具體認知，尤其某些被作為集體意象封存的集體記憶更是蘊含著一個族群千百年的歷史回憶和文化蘊含。不難想象，在三星堆古蜀時期的祭祀中，象徵神靈崇高地位的高臺上的祭祀者們頭戴面具，手持法器主持祭祀儀式，這是他們敬畏的表現，當然也表現著對自身信仰的確證，以證明由意識塑造出來的神靈是真實存在，在此程中古蜀人發揮了充分的想象，將自我識識灌注到那些威嚴的面具和高臺上的"神靈"。卡西爾在《人論》中指出："符號化的思維和符號化的行為是人類生活中富於代表性的特徵。"正是在強調伴隨著人類生產生活的演進，通過對人自身的塑造，各種"符號"文化應運而生。在這一過程中，人類認知道路上的迷霧被驅散，物質世界的具體意象因為符號的產生重新變得充滿生機。
人類的本質不在於人類是什麼，而在於人能夠創造什麼。古蜀國先民的神靈崇拜和祭祀信仰，儘管在如今看來是落後且矇昧的，卻是一種超越自然力量的文化象徵。"認識你自己"是任何時候哲學家們都在強調的終極命題，古蜀人正是通過青銅面具的塑造不斷地在認識自我的道路上前行，同樣的，現代人可可以通過各種文化符號認識自己，獲得新的關於人類文明和人類自身的體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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