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織圖》是描寫封建時代水稻耕種和絲麻生產過程的圖畫，是古代一種比較固定的繪畫形式，它將食與衣兩大生產系統的詳細生產過程按步驟一圖繪並闡述。中國歷史上《耕織圖》見於著錄的，當以南宋樓儔所作為最早。樓儔，字壽玉，又字國器，鄞縣（今浙江寧波）人。據其侄樓鑰《攻魄集》記載，南宋紹興年間，樓璟“時為臨安於潛令，篤意民事，慨念農夫蠶婦之作苦，究訪始末，為耕織二圖。耕，自浸種以至人倉，凡二十一事；織，自浴蠶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為之圖，系以五言詩一章，章八句，農桑之務曲盡情形。雖四方習俗間有不同，其大略不外於此。”可見樓儔作圖，不只是為了形象地表現“桑蠶之事始末”，更重要的是要讓統治者知道“稼穡之艱難”。樓鑄這幅《耕織圖》後來進獻給了宋高宗。由於受到高宗欣賞，樓琫及其圖被“蒙玉音嘉獎，宣示後宮書姓名屏間”。
南宋嘉定三年（1210），樓儔的後人刻圖於石，以期永遠保存。可惜樓儔的《耕織圖》還是亡失了。這幅最早的《耕織圖》成了後世眾多此類題材作品的濫觴和範例。繼樓琦《耕織圖》之後，排第二位的可能是南宋劉松年《耕織圖》本子了。劉松年，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南宋畫壇四大家（另三位是李唐、馬遠和夏圭）之一，紹熙年間（1190一1194）任西院待詔，擅長山水、人物。寧宗時，他獻所作《耕織圖》於皇帝，受“賜金帶”殊榮。劉松年《耕織圖》獻給寧宗後如石沉大海，鮮有人知道其下落，也少有人記載。清乾隆年間，蔣溥進獻朝廷一卷落款“劉松年“的《蠶織圖》，劉氏《耕織圖》一事才被提了出來。從蔣氏所進看，此《蠶織圖》的構圖形式與《耕織圖》相似，圖上共繪二十四事，在每一事空白處，有小篆體樓儔之詩，圖尾落款“松年筆”，其後有元.明諸家題跋。
其中元趙子俊的跋語中，有“《耕織圖》二卷乃程氏舊藏，每節小篆皆隨齋（即程榮）手題”的記錄，由此可知此圖來龍去脈。由於此卷落款是“松年”，蔣溥推測此圖是劉松年真跡而呈獻朝廷了。這就引出一個問題，眾所周知，程榮曾臨摹過《耕織圖》，歷來都認為他所臨摹的是樓檮本，可見程家收藏的應該是樓氏《耕織圖》。這裡怎麼會變成劉松年的了呢？總不至於樓、劉二本都經程柴所藏吧。對此問題，尚需考察確定。清高宗（乾隆皇帝）得到蔣溥所獻《蠶織圖》後，深信為劉松年筆跡，藏於御書房，並收錄在《石渠寶笈》中。可到了乾隆三十四年（1769），又有人進呈一卷“耕圖”，與蔣溥《蠶織圖》相比，“紙幅長短畫篆體格悉無弗臺”。卷後有元人姚式題跋，稱：“《耕織圖》二卷，文簡程公（即南宋著名學者程大昌）曾孫儀甫繪而篆之。”這就明白地告訴人們，此圖是程柴繪的。
乾隆將兩幅圖放在一起認真觀察考證後，最終得出結論，兩幅應是元代程柴按樓儔本臨摹的一套《耕織圖》。圖上的劉松年署款和紹興印記當是後人所加。這一觀點已經乾隆皇帝錄人題跋中。雖然如此，此套元人《耕織圖》依然受到重視。乾隆在“耕圖”.上題跋後，將兩卷放置一盒，一併收藏於圓明園貴織山堂，並命畫院雙鉤臨摹刻石，陳列於多稼軒。1860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名園文物同遭浩劫，程榮摹本《耕織圖》卷被掠奪，現藏美國華盛頓佛利爾美術館。1973年該館出版托馬斯，勞頓所編《中國人物畫》一書的記事畫篇，就收錄了程氏此圖，還附耕圖、織圖各兩幅，並說明其為“水墨設色的紙本卷軸畫，尺寸分別是32.6x 1034釐米和31.9x 1249.3釐米，耕圖二十一幅，織圖二十四幅，各有標題及五言詩一首；詩用篆書，旁配較小的楷書“。這為我們研究古代的《耕織圖》提供了一些資料。
依據程本摹刻的刻石一部分被毀，倖存下來的部分在民國初年被徐世昌攫為已有，鑲嵌在私宅花園牆壁上。1960 年，殘存下來的這部分《耕織圖》刻石人藏中國歷史博物館。可惜只有“耕圖“部分的“浸種”、“耕“、“耙“、“播秧“等十三圖和“織圖“部分的“下蠶、“採桑”等七圖。按照圖.上題跋，收進清宮的《耕織圖》是程榮仿樓瑞的摹本沒什麼疑問了。那末，劉松年的本子哪裡去了呢？是乾隆皇帝認定的已經亡失，還是依然有存在的可能呢？很多人堅持認為劉本尚存。因為清初人吳其貞在所著（書畫記》中記載，他本人曾見過三種被認為是劉松年畫的《耕織圖》，一卷在屯溪程隱之肆中，一卷在其堂兄仲堅處，另一卷則在休寧縣榆村程怡之家中。在程怡之家中看到的這本，被他評為“色信法健，不工不簡.草草而成，多有筆趣”，“識四字日劉松年筆”，認為是劉松年的真跡。
其次，《東圖玄覽》一書也載“餘杭方相卿家藏有劉本《耕織圖》”。況且清宮收藏的《蠶織圖》本.上有劉松年筆款的。沒有見到原跡，怎麼能認定清高宗的判斷是正確的（乾隆皇帝誤斷書畫真偽之事多有）？還有一個可以說明劉本傳世的現象：皖浙一帶流傳的劉氏本或劉氏摹本很多。如果沒有劉氏真跡傳世，僅僅為了偽作，假託更有影響、更有價值的樓儔祖本不是更好麼？劉松年《耕織圖》是否傳世，傳於何處，哪一本為真至今仍然是個謎案。《耕織圖》的歷代摹本，刻本總計不下幾十種，其中樓瑞一幅由於最早，選材和表現手法很有長處，對後世影響最大，臨摹、翻刻的也最多。見於著錄的有前述元代程柴摹本；明萬曆《便本圖纂》刊本；日本延寶四年（1676）狩野永納翻刻的天順刻本；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焦秉貞奉聖祖之命，據樓琦圖改繪《耕織圖》。
焦氏圖中，“耕圖”部分增加了“初秧”、“祭神”二圖，“織圖”部分刪去“下蠶”、“喂蠶”和“一眠”三圖，而增加了“染色”、“成衣”二圖，圖的順序與樓圖也不同。這幅《耕織圖》被收錄於《石渠寶笈》，並於康熙五十一年（1712）刻石，影響很大。《耕織圖》在其他藝術廣]類中都有所移植，如故宮藏“康熙五彩耕織圖”紋瓶、御製“耕織圖墨、“青花耕織圖大碗”皆摹自焦秉貞《耕織圖》。此外，乾隆時冷枚陳枚等繪過《耕織圖》。而今《耕織圖》實物已經極為少見，尤其完整的《耕織圖》幾乎沒有了。這不僅令畫史研究者遺憾，更令研究古代農業的學者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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