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织图》是描写封建时代水稻耕种和丝麻生产过程的图画，是古代一种比较固定的绘画形式，它将食与衣两大生产系统的详细生产过程按步骤一图绘并阐述。中国历史上《耕织图》见于著录的，当以南宋楼俦所作为最早。楼俦，字寿玉，又字国器，鄞县（今浙江宁波）人。据其侄楼钥《攻魄集》记载，南宋绍兴年间，楼璟“时为临安于潜令，笃意民事，慨念农夫蚕妇之作苦，究访始末，为耕织二图。耕，自浸种以至人仓，凡二十一事；织，自浴蚕以至剪帛，凡二十四事。事为之图，系以五言诗一章，章八句，农桑之务曲尽情形。虽四方习俗间有不同，其大略不外于此。”可见楼俦作图，不只是为了形象地表现“桑蚕之事始末”，更重要的是要让统治者知道“稼穑之艰难”。楼铸这幅《耕织图》后来进献给了宋高宗。由于受到高宗欣赏，楼琫及其图被“蒙玉音嘉奖，宣示后宫书姓名屏间”。
南宋嘉定三年（1210），楼俦的后人刻图于石，以期永远保存。可惜楼俦的《耕织图》还是亡失了。这幅最早的《耕织图》成了后世众多此类题材作品的滥觞和范例。继楼琦《耕织图》之后，排第二位的可能是南宋刘松年《耕织图》本子了。刘松年，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南宋画坛四大家（另三位是李唐、马远和夏圭）之一，绍熙年间（1190一1194）任西院待诏，擅长山水、人物。宁宗时，他献所作《耕织图》于皇帝，受“赐金带”殊荣。刘松年《耕织图》献给宁宗后如石沉大海，鲜有人知道其下落，也少有人记载。清乾隆年间，蒋溥进献朝廷一卷落款“刘松年“的《蚕织图》，刘氏《耕织图》一事才被提了出来。从蒋氏所进看，此《蚕织图》的构图形式与《耕织图》相似，图上共绘二十四事，在每一事空白处，有小篆体楼俦之诗，图尾落款“松年笔”，其后有元.明诸家题跋。
其中元赵子俊的跋语中，有“《耕织图》二卷乃程氏旧藏，每节小篆皆随斋（即程榮）手题”的记录，由此可知此图来龙去脉。由于此卷落款是“松年”，蒋溥推测此图是刘松年真迹而呈献朝廷了。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众所周知，程榮曾临摹过《耕织图》，历来都认为他所临摹的是楼梼本，可见程家收藏的应该是楼氏《耕织图》。这里怎么会变成刘松年的了呢？总不至于楼、刘二本都经程柴所藏吧。对此问题，尚需考察确定。清高宗（乾隆皇帝）得到蒋溥所献《蚕织图》后，深信为刘松年笔迹，藏于御书房，并收录在《石渠宝笈》中。可到了乾隆三十四年（1769），又有人进呈一卷“耕图”，与蒋溥《蚕织图》相比，“纸幅长短画篆体格悉无弗台”。卷后有元人姚式题跋，称：“《耕织图》二卷，文简程公（即南宋著名学者程大昌）曾孙仪甫绘而篆之。”这就明白地告诉人们，此图是程柴绘的。
乾隆将两幅图放在一起认真观察考证后，最终得出结论，两幅应是元代程柴按楼俦本临摹的一套《耕织图》。图上的刘松年署款和绍兴印记当是后人所加。这一观点已经乾隆皇帝录人题跋中。虽然如此，此套元人《耕织图》依然受到重视。乾隆在“耕图”.上题跋后，将两卷放置一盒，一并收藏于圆明园贵织山堂，并命画院双钩临摹刻石，陈列于多稼轩。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名园文物同遭浩劫，程榮摹本《耕织图》卷被掠夺，现藏美国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馆。1973年该馆出版托马斯，劳顿所编《中国人物画》一书的记事画篇，就收录了程氏此图，还附耕图、织图各两幅，并说明其为“水墨设色的纸本卷轴画，尺寸分别是32.6x 1034厘米和31.9x 1249.3厘米，耕图二十一幅，织图二十四幅，各有标题及五言诗一首；诗用篆书，旁配较小的楷书“。这为我们研究古代的《耕织图》提供了一些资料。
依据程本摹刻的刻石一部分被毁，幸存下来的部分在民国初年被徐世昌攫为已有，镶嵌在私宅花园墙壁上。1960 年，残存下来的这部分《耕织图》刻石人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可惜只有“耕图“部分的“浸种”、“耕“、“耙“、“播秧“等十三图和“织图“部分的“下蚕、“采桑”等七图。按照图.上题跋，收进清宫的《耕织图》是程榮仿楼瑞的摹本没什么疑问了。那末，刘松年的本子哪里去了呢？是乾隆皇帝认定的已经亡失，还是依然有存在的可能呢？很多人坚持认为刘本尚存。因为清初人吴其贞在所著（书画记》中记载，他本人曾见过三种被认为是刘松年画的《耕织图》，一卷在屯溪程隐之肆中，一卷在其堂兄仲坚处，另一卷则在休宁县榆村程怡之家中。在程怡之家中看到的这本，被他评为“色信法健，不工不简.草草而成，多有笔趣”，“识四字日刘松年笔”，认为是刘松年的真迹。
其次，《东图玄览》一书也载“余杭方相卿家藏有刘本《耕织图》”。况且清宫收藏的《蚕织图》本.上有刘松年笔款的。没有见到原迹，怎么能认定清高宗的判断是正确的（乾隆皇帝误断书画真伪之事多有）？还有一个可以说明刘本传世的现象：皖浙一带流传的刘氏本或刘氏摹本很多。如果没有刘氏真迹传世，仅仅为了伪作，假托更有影响、更有价值的楼俦祖本不是更好么？刘松年《耕织图》是否传世，传于何处，哪一本为真至今仍然是个谜案。《耕织图》的历代摹本，刻本总计不下几十种，其中楼瑞一幅由于最早，选材和表现手法很有长处，对后世影响最大，临摹、翻刻的也最多。见于著录的有前述元代程柴摹本；明万历《便本图纂》刊本；日本延宝四年（1676）狩野永纳翻刻的天顺刻本；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焦秉贞奉圣祖之命，据楼琦图改绘《耕织图》。
焦氏图中，“耕图”部分增加了“初秧”、“祭神”二图，“织图”部分删去“下蚕”、“喂蚕”和“一眠”三图，而增加了“染色”、“成衣”二图，图的顺序与楼图也不同。这幅《耕织图》被收录于《石渠宝笈》，并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刻石，影响很大。《耕织图》在其他艺术广]类中都有所移植，如故宫藏“康熙五彩耕织图”纹瓶、御制“耕织图墨、“青花耕织图大碗”皆摹自焦秉贞《耕织图》。此外，乾隆时冷枚陈枚等绘过《耕织图》。而今《耕织图》实物已经极为少见，尤其完整的《耕织图》几乎没有了。这不仅令画史研究者遗憾，更令研究古代农业的学者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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