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风/文
中国人第一次看到西方人过圣诞节，大体是在晚清。1868年，作为斌春使团翻译的张德彝，在伦敦切身感受了一次平安夜和圣诞节的盛况。
同一时期，国内报刊开始出现关于圣诞节的介绍。随着教堂、教会学校，以及中国教徒的增多，到20世纪最后几年，圣诞节在中国已经颇具规模。如上海南浔路天主教堂圣诞节时的观礼者常“多至三千余人”——类似的教堂，在上海有几十座。
商家目睹圣诞节的狂欢盛况，遂借机营销。联益贸易公司在1923年圣诞期间推出打字机促销——购买3部以上，就能获赠价值两元的购物券和新年贺卡一本。
图：民国时期的圣诞广告
有学者统计了20世纪20年代在《申报》上打过圣诞广告的商家，经营范围从瑞士名表、德国水墨画，到儿童玩具、衣服鞋帽，无所不包。这些商家充分利用圣诞元素招徕顾客，如一个香烟广告中配文：
“圣诞老人说，今年圣诞最可爱的要算‘美丽牌香烟’了。”
除了商业原因，圣诞节的流行还有“政策性”原因。一是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刻意淡化除夕、端午等传统节日，民众开始倾向于过西洋节；二是蔡锷在1915年12月25日发起反袁护国运动，这一天后来被定为“云南起义纪念日”，放假一天。因为有了这一天假期，使民众有了庆祝圣诞的时间。1925年的上海，圣诞节之日，
“不论信教的和非信教的，都是送礼的送礼，庆贺的庆贺……闹得盛极了”。
国民政府建立后，因蒋介石为基督徒，圣诞节在中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比如，1936年圣诞节，冯玉祥赠给张伯苓一尊景泰蓝鼎，上书“恭贺圣诞”四字。1939年12月，《申报》的“星期增刊·冬节专号”上的所有文章，都是关于“外国冬至”——圣诞节的，没有一篇说中国冬至。
1946年的圣诞夜，
“在桂林，中南路和中北路是小型的皇后道，酒、鸡、欢乐社、丽都、中央餐厅，坐满了草绿军装的盟军和奇装异服的妖艳女人。在重庆也有‘圣诞’，在拍卖行里，在电影院门口，在放着大蛋糕的橱窗里，到处都有圣诞老人的踪迹。”
中国人过圣诞的热情，甚至让外国人感到迷惑，“这成群结队的男女挤在游戏场狂欢，内中不知有几人知道圣诞节是个什么节日。中国人称谓‘外国冬至’”，每逢圣诞“当夜上海的娱乐场所中都是客满，而内中十有九就中国人。这实比中国双十节国庆日所聚集取乐的人多出几倍”。可见圣诞节在中国民众间，并没有什么宗教性，只是一个较为单纯的狂欢节。
图：圣诞老人庆贺抗战胜利
中国人热烈庆祝圣诞节，也招致了一些批评。在1922-1927年间，有人将圣诞节视作“帝国主义”的一种侵略方式，号召民众抵制。到40年代，还有人批评圣诞太过奢侈浪费，不如把钱捐给穷人；还有人觉得过圣诞节属于数典忘祖：
“为什么当孔子生日的时候，不大声疾呼地嚷嚷着圣诞，而且也不敢说孔子圣诞？”
1949年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极少再出现圣诞狂欢活动。仅就《人民日报》而言，在1950-1980年间，其关于圣诞节的报道，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关注圣诞期间，西方国家发生的事故和死亡人数。如1960年报道称：“在圣诞节三天内，美国因各种事故共死亡六百四十七人。”直到1981年，还可以见到类似的报道：“在英国工业城市伯明翰，圣诞节那天发现有15个老年人冻死在自己家里。”
二是借圣诞节之机，报道西方民众的悲惨生活。如1963年《圣诞节快乐？！》一文称：在英国，
“有一千万人的收入每周不到十镑，房租、所得税和医疗统筹费还要扣除一半以上……有六百万靠养老金过活的人，五十多万失业者，五万多没有父母的孤儿，无家可归的人在伦敦就有五千。”
三是批评西方国家把圣诞节变成了“购物节”。如1960年的《圣诞老人和索债者》一文，批评美国的资本家，为了“让千千万万的美国人在一年一度的节日中每人都多买些节日用品”、“从他们身上挤出更多的油水”，发明了“分期付款的圣诞节”，以至于“让慈祥和蔼的圣诞老人成为穷凶极恶的索债者。”
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人民日报》上关于圣诞节的报道趋于正面。此后，民间过圣诞节的风气渐起，并在商业利润的刺激下影响日广。
图：民间活动
对此，《人民日报》也有了另一种对圣诞节的“反思”，如1993年刊文《海外华人的圣诞困惑》，质疑“为什么……佛陀、孔子、老子、张道陵等人的生日就不是‘圣诞’？”2015年刊文《过洋节带给我们的思考》，号召“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节日”。
对现在的中国人来说，未来如何过圣诞节，似乎真的成了一个问题。
参考资料：张德彝《欧美环游记》、梅灵《对圣诞节及圣诞老人形象的报道与传播》、刘芳《制造圣诞——论民国时期耶稣圣诞节在上海的流行》、《人民日报》（国家图书馆数据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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