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兩代為中國歷史的最後兩個朝代，且君主專制達到頂峰，中國統一多民族的形勢由此得到了鞏固，版圖也因此大致奠定。
明朝時期手工業和商品經濟發達、經濟繁榮，出現商業集鎮和資本主義萌芽，文學藝術出現平民化與世俗化趨勢，文學藝術空前繁榮。“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相繼佔據文化宗主地位。程頤與朱熹是宋代理學的主要代表，他們的學說相近，共稱“程朱理學”。
王陽明:
在陸九淵宋明理學中心學基礎上進一步發揮而成就了心學。王陽明在繼承陸九淵的“心學”併發揚光大，他的思想強調“致良知”及“知行合一”，肯定人的主體性地位，將“人”的主動性放在學說的重心。他認為，“致良知”就是將良知推廣擴充到事事物物。“致”本身即是兼知兼行的過程，因而也就是自覺之知與推致知行合一的過程，“致良知”也就是知行合一。“良知”是“知是知非”的“知”，“致”是在事上磨鍊，見諸客觀實際。“致良知”即是在實際行動中實現良知，知行合一。還有，一些精闢的心學見解，如:
“勝負之決只在此心動與不動。”
努力做學問，養得心不動！勝負與否決定在此心動與不動。因為心不動才能冷靜，冷靜才能沉著，沉著才能在危機面前正常甚至超常發揮。
“靜處體悟，事上磨鍊。”
一個人獨處的時候，應該靜靜的分析所發生的事情，有所感悟，遇到事情的時候，付諸實踐，就得到了磨鍊。不是坐而論道，而是倡導積極參與實踐，在跌宕的人生中悟道。提倡並堅持修養心性之道。
“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這是王陽明臨終前說的最後一句話——如果我的心是光明的，其他的還用說什麼嗎?流言蜚語、中傷、誣告、陷害，功名利祿都可以不管、不求，求的只是一個我心光明，要的只是一個我心無私慾。當生命行將結束時，他回顧一生，做過的事，無論大小、艱難與簡易，他是真真正正找回了這顆光明心。
王陽明心學不要求頓悟，講究的是漸進，日有所為，日有所增，在深深的謙虛和忍耐中期待一個新的豁然貫通的時刻。
明中葉後，隨著城鎮經濟的繁榮，為群眾所喜聞樂見的戲曲又出現了新的發展，產生了許多具有進步意義的作品。詩文數量卻浩如煙海，不僅作家眾多，而且各成流派。明代文學以小說達到的藝術成就最高，小說史上四大名著中的三部:《西遊記》、《水滸傳》、《三國演義》。
清朝初期大力推行圈地、投充等惡政，極大破壞了中原地區的經濟；重農抑商，制約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中後期由於政治僵化、文化專制、閉關鎖國、思想停滯逐步落後於世界。進入“西學東漸,中西文化匯合”的初級階段。
這時湧現出了一些哲學思想大家，如:
王夫之:
思想家、哲學家、史學家，湖湘文化的精神源頭，中國樸素唯物主義思想的集大成者、啟蒙主義思想的先導者，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之一。在中國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在中國近代產生了很大影響。在哲學方面，認為氣是宇宙本原，氣有聚散，但無生滅，是永恆無限的實種方法即格物和致知是互相補充的，不能互相偏廢。在知行關係問題上，他強調行的主導作用，認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他還提出“知之盡，則實踐之”的命題，認為“知行相資以為用”。在社會歷史方面，他批判“泥古薄今”的觀點，認為人類歷史是不斷進化的。他反對天命觀，認為歷史發展具有規律性，是“理勢相成”，他還提出民心向背在歷史發展中的重要性。
顧炎武:
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學家、語言學家。他一生不忘復明，屢以死拒清廷聘，堅守民族氣節。著有《日知錄》、《音學五書》等，他是清代古韻學的開山祖，成果累累。他的學術的最大特色，是一反宋明理學的唯心主義的玄學，而強調客觀的調查研究，開一代之新風，提出：「誠欲正朝廷以正百官，當以激濁揚清為第一要義，而其本在於養廉。」認為要正朝廷必須先正百官，應以激濁揚清為第一要旨，而其根本在於培養並保持廉潔的美德。一生提倡「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主張「君子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雖然他與清廷勢不兩立，終身不仕，但他時刻關注著社稷民生。
清朝文學以曹雪芹等著《紅樓夢》、《聊齋志異》、《儒林外史》，均有很大影響。
結語:
明清時期，文化文學藝術空前繁榮，成為中國歷史文化進程中不可或缺的章節。
而王陽明心學等一系列的致世理念，這些修養功夫古為今用，如今又被提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通過日常修養，提高自己的生命質量和生活質量。
文學名著，作為歷史體裁被以影視等方式，展示於眾，早已家喻戶曉，廣泛流傳。
閱讀更多 大道至簡文化傳播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