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话明清:

明清两代为中国历史的最后两个朝代,且君主专制达到顶峰,中国统一多民族的形势由此得到了巩固,版图也因此大致奠定。


明朝时期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发达、经济繁荣,出现商业集镇和资本主义萌芽,文学艺术出现平民化与世俗化趋势,文学艺术空前繁荣。“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相继占据文化宗主地位。程颐与朱熹是宋代理学的主要代表,他们的学说相近,共称“程朱理学”。


王阳明:

在陆九渊宋明理学中心学基础上进一步发挥而成就了心学。王阳明在继承陆九渊的“心学”并发扬光大,他的思想强调“致良知”及“知行合一”,肯定人的主体性地位,将“人”的主动性放在学说的重心。他认为,“致良知”就是将良知推广扩充到事事物物。“致”本身即是兼知兼行的过程,因而也就是自觉之知与推致知行合一的过程,“致良知”也就是知行合一。“良知”是“知是知非”的“知”,“致”是在事上磨炼,见诸客观实际。“致良知”即是在实际行动中实现良知,知行合一。还有,一些精辟的心学见解,如:

“胜负之决只在此心动与不动。”

努力做学问,养得心不动!胜负与否决定在此心动与不动。因为心不动才能冷静,冷静才能沉着,沉着才能在危机面前正常甚至超常发挥。

“静处体悟,事上磨炼。”

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应该静静的分析所发生的事情,有所感悟,遇到事情的时候,付诸实践,就得到了磨炼。不是坐而论道,而是倡导积极参与实践,在跌宕的人生中悟道。提倡并坚持修养心性之道。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这是王阳明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如果我的心是光明的,其他的还用说什么吗?流言蜚语、中伤、诬告、陷害,功名利禄都可以不管、不求,求的只是一个我心光明,要的只是一个我心无私欲。当生命行将结束时,他回顾一生,做过的事,无论大小、艰难与简易,他是真真正正找回了这颗光明心。

王阳明心学不要求顿悟,讲究的是渐进,日有所为,日有所增,在深深的谦虚和忍耐中期待一个新的豁然贯通的时刻。


明中叶后,随着城镇经济的繁荣,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戏曲又出现了新的发展,产生了许多具有进步意义的作品。诗文数量却浩如烟海,不仅作家众多,而且各成流派。明代文学以小说达到的艺术成就最高,小说史上四大名著中的三部:《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


清朝初期大力推行圈地、投充等恶政,极大破坏了中原地区的经济;重农抑商,制约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中后期由于政治僵化、文化专制、闭关锁国、思想停滞逐步落后于世界。进入“西学东渐,中西文化汇合”的初级阶段。

这时涌现出了一些哲学思想大家,如:

王夫之:

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湖湘文化的精神源头,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启蒙主义思想的先导者,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之一。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在中国近代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哲学方面,认为气是宇宙本原,气有聚散,但无生灭,是永恒无限的实种方法即格物和致知是互相补充的,不能互相偏废。在知行关系问题上,他强调行的主导作用,认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他还提出“知之尽,则实践之”的命题,认为“知行相资以为用”。在社会历史方面,他批判“泥古薄今”的观点,认为人类历史是不断进化的。他反对天命观,认为历史发展具有规律性,是“理势相成”,他还提出民心向背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性。


顾炎武:

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他一生不忘复明,屡以死拒清廷聘,坚守民族气节。著有《日知录》、《音学五书》等,他是清代古韵学的开山祖,成果累累。他的学术的最大特色,是一反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的玄学,而强调客观的调查研究,开一代之新风,提出:「诚欲正朝廷以正百官,当以激浊扬清为第一要义,而其本在于养廉。」认为要正朝廷必须先正百官,应以激浊扬清为第一要旨,而其根本在于培养并保持廉洁的美德。一生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虽然他与清廷势不两立,终身不仕,但他时刻关注着社稷民生。


清朝文学以曹雪芹等著《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均有很大影响。


结语:

明清时期,文化文学艺术空前繁荣,成为中国历史文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章节。

而王阳明心学等一系列的致世理念,这些修养功夫古为今用,如今又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通过日常修养,提高自己的生命质量和生活质量。

文学名著,作为历史体裁被以影视等方式,展示于众,早已家喻户晓,广泛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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