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楚汉之争，霸王别姬
历史的车轮在楚人熊熊烈烈的火炬中碾过，大一统的秦帝国在走过三十二个春秋的昙花一现后，走向了灭亡。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点燃了亡秦之星星之火。在古老的关中平原上，争斗在两位同样雄才伟略的男人间展开，霸王项羽与刘邦，胜为王，败则为寇，帝王或者枭雄也许只在一瞬间。
公元前 202 年初，刘邦率领军队，在垓下与项羽展开决战。项羽无论是军队还是粮草都不占上风，结果被汉军重重包围。当天夜里，项羽军营中的士兵听到了从四面八方传来的楚歌， 思乡之情加之被围困的恐惧，纷纷泪如雨下， 军心大散。 而此时的项羽， 伴随着虞姬的舞剑， 吟唱出了流传后世的《垓下歌》：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充满怨愤的项羽迎来了他人生的终点，在率领将士奋力冲杀后， 还是被如潮水般涌上来的汉军包围， 最终他放弃了渡过乌江东山再起的机会， 选择了自刎而死。 至此， 楚汉相争以刘邦胜出告终， 而刘邦的胜出， 则彻底宣告了秦暴政的结束， 一个崭新而充满生机的朝代即将到来。
二、汉朝建立，建都长安城
刘邦在消灭项羽的军队后，计划定都“天下之中”的洛阳。
洛阳号称天下之中，在大秦之前的周代，特别是东周时期，洛阳是当时的都城，兴盛一时。所以从沛县出来的刘邦，并不想定都秦朝的关中，而是想在周朝的洛阳一统天下。
东周洛阳形势图
但是洛阳有一个缺点，就是没有什么险要可守。
齐人娄敬和名将张良据理力争，劝告刘邦迁都“金城千里，天府之国，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的关中盆地，最终说服高祖奠都长安。
汉氏初都，在渭之涘，秦里其朔，实为咸阳。左有崤函重险、桃林之塞，缀以二华，巨灵赑屃，高掌跖，以流河曲，厥迹犹存。右有陇坻之隘，隔阂华戎，岐梁汧雍，陈宝鸣鸡在焉。——东汉 张衡《西京赋》
楚汉战争路线图
从一个小亭长成长起来的刘邦，即使在受封“汉王”之后，在楚国名将后裔西楚霸王项羽的面前无疑也是“小人物”。当他踏上关中这片肥沃而古老的土地之初，也许不曾想到巍巍汉朝从这片土地上统领了天下。彼时，他初入咸阳，被壮丽雄伟富丽堂皇的秦宫室所惑 “欲止宫休舍”，后经樊哙、张良劝谏，退军霸上，可是这片土地的富饶已在他心里扎下了根，这也许正是此后在此定都的内心诉求。
如果说项羽的愚蠢并一味的感情用事,使得刘邦能够在危机四伏的鸿门宴上逃脱，为楚汉之争项羽的失败埋下了伏笔，那么他先杀秦降王子婴，再将秦宫室付之一炬的做法则为失败奠定了基调。在刘邦“约法三章”赢取关中民心的时候，项羽言“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正是鼠目寸光、感情用事的做法断送了楚的前程。而刘邦的高瞻远瞩、理智而富有政治头脑的作为，成就了一代帝王。
公元前202年，刘邦经历一系列战争最终消灭了项羽，建立了西汉王朝。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西汉定都关中，这样，历史在经历纷乱之后，陕西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终将揭开新的一页。
汉长安城遗址
国家的雏形开始形成，作为国家权力中心的都城的确立和建设成为帝国当前极重要的任务。刘邦定都关中之初，仍居栎阳，“治栎阳宫”。但是中国古代对都城的选址十分讲究，处在渭水之北的栎阳并不是最理想的都城所在地。《三辅黄图》卷一中有这样的记载“汉之故都，高祖七年方修长安城，自栎阳徙居此城，本秦离宫也”，此城即秦兴乐宫。《集解》引《关中记》说：“长乐宫，本秦之兴乐宫也。”西汉的长安城实在秦朝的兴乐宫基础上筹建起来的宫殿，学术界对此是无异议的。虽说历史评判秦王严苛无道，但秦咸阳城的建设为汉长安城提供了基础以及借鉴。
汉长安城平面图
三、大汉之都——长安城的崛起
建都长安城是一个动态和静态的结合，所谓动态，在于这一建都过程贯穿整个西汉王朝，所谓静态，在一定时期内，有一个定型期。一个完整的都城系统不可能一蹴而就，都城的选址、形状是怎样的？都城初期建设的城建思想是怎样的?是怎样布局的？又是何人来组织营建的呢？建都长安城是一个事件，又是几代人为之努力的方向。
关中地区虽为平地，但其实是有大大小小的原组成的。这些地势较高，内部平坦的原就成了营建都城的天然的优良地区。前文所提到的秦兴乐宫为汉长乐宫的基址，它位于渭河以南的龙首原上，秦末楚霸王的一把火虽然将秦的大部分宫室付之一炬，但兴乐宫去却幸免于难，于是它就成为了西汉选择新都宫殿的根基。当然想要继续沿用旧宫需好好进行修葺，并兴乐宫为长乐宫。
汉高帝六年（前201年），更名咸阳为长安，这样，就正式确定了国都的城名。公元前200年，“长安长乐宫成，丞相以下徙治长安”，长乐宫建成，刘邦在此举行朝会，长安的首都功能已经开始发挥。汉长安城选择了渭河以南地区作为都城的选址，无疑是受到了秦时建都思想的影响。“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就是说的这个意思。长安本来是秦朝都城咸阳城的一个乡的名称，但自从西汉在这里建都之后，长安作为都城的称谓一直延续到了唐代，对后世的影响深远。从这里看出，汉长安城受到秦都咸阳城的影响较大，这也是史学界所说的汉承秦制。
汉长安城周边自然环境图
我国古代对都城的选址是十分讲究的，早在先秦时，对都城的选址要求就比较高，《管子·乘马》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用水组，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管子·度地》也说：“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绕者，乡山左右，经水若泽”。这两段话得意思都是说国都的选址和布局对于地形和水的多少有很高的要求。现在的西安地区是整个关中平原中地形最为平坦的地区，这样就为兴建一座规模宏大的都城提供了必要的地形条件。在西安周边的平原中，只有浐河和泬河之间的平原嘴宽阔。这块地区以龙首原为界限，形成两个不同的地理单元，龙首原南部的地区越向东南，地形越高，而以北的地区则是十分平坦汉长安城的兴建者将龙首原以北地区选为建城的地址，地形既开阔平坦，城市的给排水条件又十分优越。是对古代建城选址思想的完美诠释。
考古勘测的西汉长安城平面示意图
汉都长安城规模宏大，建筑也较多，号称“六宫一库十二城门，八街九陌东西九市十六桥一百六十余闾里”。在这里，“六宫”指的是长乐宫、未央宫、建章宫三大宫殿建筑群和北宫、桂宫、明光宫等宫殿，“一库”是指位于长乐宫余未央宫之间用于储存兵甲的武库。长乐宫已在前文有所述，是汉高祖会见群臣的地方。高祖逝后，皇帝移居未央宫，长乐宫成为太后所居的宫室，后又称东宫。汉高帝七年（前200年）二月，未央宫初具规模，“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未央宫位于汉长安城西南部，周围有宫墙，宫城四面各辟有一座宫门，此外还有14座“掖门”，其中未央宫的前殿位于龙首山丘之上,至今殿基仍高于附近地面3— 15米。
西汉未央宫示意图
殿基南北400、东西200米。殿基之上自南向北排列着3座大型宫殿建筑基址。未央宫前殿遗址, 是目前我国历史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最有代表性、时代较早的高台宫殿建筑遗址群，同时未央宫是西汉王朝的统治中枢，也是后代西晋、前秦等众多朝代的王朝重心所在地。在汉初，当时的长安城规模还很小，除了长乐宫和未央宫之外，基本上是一片旷野，当时甚至连外城墙也没有。这只是汉长安城兴建的第一个阶段，帝国大厦还需继续努力。
汉长安城霸城门遗址
城墙作为古代城市防卫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其地位在都城建设中特别重要。汉长安城的城墙始建于汉惠帝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94年春正月，公元前192年春，“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六千人城长安”，这种修建人员的数量在当时条件下是非常宏大的，工程进行了整整一个月，足以看出城墙修建的规模之大。此后就城墙工程又组织过几次大型的营建工作，“其进程大概是从城的西北方起，先筑西墙，再筑南墙，又筑东墙，最后筑北墙”。长安城周长25700米,城内总面积36万平方公里。周筑城墙, 墙基宽16米, 城墙原来高度在10米以上。城墙为版筑夯土墙。墙体坚硬如石。在汉长安城的不少地方, 西汉时代的高大城墙仍然屹立于地面之上。西汉都城长安每面都有三座城门，共12座城门，图中展示的是霸城门现代遗存的遗址。每座城门都有3个门道，城门进深16米，据勘测，中间门道宽7.7米，两侧门道宽8.1米，中中间道路为专备皇帝使用的驰道，其他人走两边。
汉长安城内的道路规整, 有8座城门各有一条大街通入城内。8条大街街道笔直, 或南北向, 或东西向。它们在城内交叉、汇合,形成了8个“丁” 字形路口和两个“十” 字形路口。8条大街长度不等, 最长者达5500米, 最短者也有800米。这些大街一般宽约45米(安门大街宽约55米) , 其间有两条排水沟将大街分为平行的3股道。中股道宽约20米, 两侧的两股道各宽约12米。中股道即“驰道” , 是专供皇帝行走的, 其他官吏和平民只能走两边的道路。在长安城内侧,沿城垣有一周环城道路,宽约35米, 这是守城卫兵专用道路。
汉长安城遗址平面示意图，可见城西北角的东、西两市
汉长安城的东市和西市（如上图红色圈所示）是首都的主要市场, 它们位于城内西北部。现已勘探清楚, 东市和西市的四周筑墙, 市内各有两条东西与南北道路贯通全市, 4条道路相交成“井” 字形, 这与汉代画像石上的“市” 的图像相近。东市主要为商业区, 西市之中分布有大量官办手工业作坊。
2000多年前，中国的建筑师已掌握了这种因地制宜、“天人合一”的技能，汉长安城的兴建就是这种技能指导下的杰出作品，汉代的长安城市当时世界上位居一流的大都市。
商业是考察一个社会流动性与活跃性的重要指标，汉代长安城的商业活动频繁。
记载西汉都城长安的专著《三辅黄图》有记：“长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六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
《三辅黄图》书影
华林甫老师曾言：地名是历史的活化石。确实如此，在今天的西安市，我们根据历史文献依然能叫出这些古老的名字：东市、西市、柳市、直市、孝里市、交门市、交道亭市这七市。
汉画像砖
据史料记载，各市皆有围墙，设市门，市场由市令管理，其办公的地方称市亭、市楼，是一种便于观察、管理市场活动的高层建筑。
长安九个市场开业，货物分类摆出，熙来攘往，商旅比肩继踵。纵是一些小商小贩，也有经商致富，家累千金的。
由此可管窥汉长安城商业之繁荣。
可以说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和繁荣，与长安城市场的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
丝绸之路上的商队和物品是以长安城的繁荣为基础向西方不断扩展的，与此同时丝绸之路的开通也促进了都城长安的繁荣，使统一强盛的西汉帝国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随着丝绸之路的日益畅通，汉王朝繁盛的经济、开放的政策吸引着周边少数民族及西方各国的使节、商队络绎不绝地往来于这条商路，长安城东、西两市商贾云集，成为工商业贸易活动中心。
四、京畿之地——关中平原的水利建设与农业基础
汉初,刘邦听娄敬深度剖析都关中之利,遂建都于长安，当时的刘邦应该不仅考虑到关中地区攻防之利及所蕴藏的帝王之气，恐怕关中这片沃野所能促进农业生产发展之利，亦是当时考虑建都的理想之地。正如司马相如在《上林赋》气势如虹般的描述，关中地区乃“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沃野千里而八水环绕，这样优越的自然条件,对于从事农业生产的民众来说是再好不过了。
中国古代社会乃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社会，农业生产的发展对统治者和人民来说当然都是意义重大了。纵观中国古代各朝各代统治者无不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以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汉高祖刘邦将建都于关中，这里也逐渐成为西汉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经历频繁战乱之后的关中地区，农业生产凋敝、人民流离失所，这样一个“百废待兴”的时期，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稳定民心自然成为统治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于是，汉初统治者采取“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做法，希望能够减少人民的负担，解决人民最基本的生存问题，进而稳定社会秩序，盼望能够再现关中地区的昔日繁荣。
及至西汉，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发展也迎来了新的阶段。汉初采取的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而关中地区不仅有着利于发展农业的天然优势，当时统治者还在水利工程兴修方面的有所建树，在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亦极为重视。
农业生产要素涉及到以土地和水为代表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诸多内容。而水资源在空间上的分布并不如我们理想的那么均衡，那么，兴修农田水利则可以在一定程度调节水资源和土地分布不均这一矛盾。另外，西汉都于关中，不仅需要大力发展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还需要将关东及其他地方的粮食运进关中，以满足各方面对粮食的需求。这样一来，西汉对漕运和水利灌溉的发展更加重视了，并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陆续兴修了一批农田水利工程。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关中六渠”即兴修于武帝统治期间，现在一般认为，这“关中六渠”即指漕渠、龙首渠、六辅渠、白渠、灵轵渠以及成国渠。
汉代关中平原的水利工程
最早修筑的当是漕渠，为漕运关东粮食，元光六年（前129年），汉武帝采纳当时大司农的建议，历时三年，征调数万人，在渭河南岸沿线兴修了自长安到黄河长三百里的人工运河。漕渠与渭河平行，历今临潼、渭南、华县、华阴，在潼关附近汇于黄河。而漕渠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不仅在漕运上，在灌溉方面亦有所体现。《史记·河渠书》载：“通，以漕，大便利。其后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颇得以溉田矣。”运往关中的漕粮也由汉初的每年仅百万石增至每年的四百万石，不得不说漕渠的兴筑有相当重要的战略意义。
渭河
关中平原俯瞰
龙首渠大约穿凿于武帝元狩年间（前122-前117年），当时有名叫“庄熊罴”的人向武帝上书，请求修筑渠道一条，为的是能够引来洛水灌溉重泉（今陕西大荔西）以东的万余顷“故卤地”（即盐碱地）。据《史记·河渠书》载：“于是发卒万余人，自澂引水至商颜山下。岸善崩，乃凿井，深者四十余丈。往往为井，井下相通行水”。而龙首渠得名来由就是因为在开凿渠道时发现“龙骨”，遂命名为“龙首渠”。
龙首渠
更值得一提的是，龙首渠穿商颜山时，因为“岸屡崩”，于是采取挖竖井的方式，即井渠之法。
井渠法系因地制宜而发明，这一技术类似于现代的隧道竖井施工技术。现在一般认为此方法也发展为新疆著名的地下灌溉系统“坎儿井”。龙首渠的穿凿极为艰难，经十年才完成工程，因其灌溉地多为“故卤地”，所发挥效益有限，史书言“未得其饶”。但是井渠法技术的发明对我国水利史发展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坎儿井示意图
六辅渠开凿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据《汉书·沟洫志》载：“自郑国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岁，而儿宽为左内史，奏请穿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旁高卬之田”。左内史是专门负责治理都城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民政，儿宽当政期间，鼓励发展农业生产，甚为体察民情，关注民生。此六辅渠是穿凿的目的是为了能够灌溉郑国渠旁得不到灌溉的田地，它的灌溉性质不同于郑国渠的“溉泽卤之地”的淤灌性质，而属于浇灌农田的性质，这样的灌溉性质提高了粮食的亩产量。
另外，据《汉书·儿宽传》载，儿宽是一名非常有才能的人，颇得汉武帝的赏识。儿宽在修筑六辅渠时，还“定水令以广溉田”，也就是定下了对水进行管理的制度，这也成为了我国最早见于文献的农田水利法令。
至武帝太始二年（前95年），又兴修一引泾水灌溉工程，又因为是由赵中大夫白公奏请修建而名为“白渠”。《汉书·沟洫志》载：“太始二年，赵中大夫白公复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今陕西泾阳西北），尾入栎阳（今陕西阎良境），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因名曰白渠”，流经今泾阳、高陵、三原、临潼等县。白渠兴修灌溉着关中地区广大的农田和荒地，带来农业的增产丰收，促进关中经济的发展。《汉书·沟洫志》中对郑国渠、白渠的效益有这样的一段记载：“民得其饶，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径水一石，共泥数斗。且概且粪，长我乐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言此两渠绕也。”
此外，还有灵轵渠、成国渠二渠，史书中对此二渠的记载内容不多，但从史料记载可知其修筑时间当是在武帝时期。《汉书·地理志》记载：“成国渠首受渭，东北至上林入蒙茏渠。”成国渠乃引渭水，起自郿县引水东北流至上林苑蒙茏渠。同时《汉书·地理志》载：“灵轵渠，武帝穿也”。
正是关中平原的这些水利措施，使得八百里秦川的农业进一步发展，这也成为大汉王朝的基础，京畿之地的兴盛与巩固，对于汉王朝的东扩西进，产生重要的支持作用。大汉选择了关中，而关中也成就了汉朝。
《史记·高祖本纪》
《史记·项羽本纪》
《前汉纪》
《关中记》
《三辅黄图》
《汉书·高祖本纪》
《管子·度地》
《管子·乘马》
《史记·高祖本纪》
《汉书·惠帝纪》
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
《陕西通史·秦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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