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曼,總有一種理由被銘記

舒曼,總有一種理由被銘記

羅伯特·舒曼似乎不夠走運。出生在1810年的他被門德爾松、柏遼茲、李斯特等人前後包圍,作為同齡人的他們要麼才華橫溢,要麼個性鮮明,幾乎每個人都擁有屬於自己的獨特音樂標籤,但舒曼形象卻時常難以界定。他既不像柏遼茲那般標新立異,也沒有李斯特式的激進主義藝術熱忱,性情亦不如門德爾松那樣沉靜、內斂。

更糟糕的是,作為一位以寫作鋼琴作品見長的傑出作曲家,他十分不幸地與波蘭人弗雷德裡克·肖邦同歲,這讓歐洲大陸不得不同時容納兩位“鋼琴詩人”,時至今日這個難題都沒有得到圓滿解決,音樂史似乎選擇了更流行、更通俗、也更喜聞樂見的肖邦。我清楚地記得,2010年全世界的鋼琴家、樂迷、唱片公司都在紀念200週年誕辰的肖邦,而相比之下,紀念舒曼誕辰的聲勢則要小得多。

那一年,人們在音樂廳裡能隨時聽到撲面而來的瑪祖卡和波羅乃茲舞曲,波蘭政府在當年還授權駐各國大使館,為那些長期熱衷演奏肖氏作品的著名鋼琴家頒發了80本“肖邦護照”,光中國就有郎朗、李雲迪、陳薩三位鋼琴家獲此殊榮。

反觀德國,舒曼的同胞們沒有像波蘭人那樣在“紀念年”來臨之際,大張旗鼓地在世界範圍內推廣這位本國作曲家,畢竟在德意志的音樂萬神殿裡還坐著巴赫、貝多芬、勃拉姆斯、瓦格納,儘管從來沒有人懷疑舒曼作為偉大作曲家的崇高地位,但舒曼的光芒在歷史上被這些作曲家遮蔽卻也是不爭的事實。

舒曼的確不夠走運,他本擁有非凡的天賦和想象力,又有著像克拉拉·舒曼這樣的絕佳伴侶,卻多少有些生不逢時。在浪漫主義熱潮高歌猛進的歲月,舒曼內向的性格似乎抑制了他的靈感衝動,在炫技潮流席捲鋼琴領域的年代,他卻拒絕向潮流妥協,拒絕如肖邦、李斯特那樣創作流光溢彩的鋼琴作品。他最重要的鋼琴作品《克萊斯勒偶記》《童年場景》《c大調幻想曲》有著含而不露的情感脈動和撲朔迷離的色彩,在不經意間將豐富的肢體語言植入作品,從而令其鋼琴作品有一種精美的“混沌感”,比如那部貌不驚人的《幽默曲》中就暗含著詭異的調性筆觸,令人彷彿看到了勳伯格的魅影。

許多單純追求技巧極限的鋼琴家可以輕易地演奏李斯特的《超技練習曲》,把肖邦的《諧謔曲》彈得滾瓜爛熟,卻經常為演奏舒曼而苦惱,這些音符對於他們技能優越的雙手本不構成任何障礙,但每每在琴鍵上放下雙手,卻難以捕捉到屬於舒曼的理想聲音,以及那平衡、全面、渾然的復調音樂魅力。

舒曼或許刻意給鋼琴家們留下一道難題,這不免讓人聯想起少年時代的舒曼曾是一位早慧的鋼琴天才,然而在手疾的摧殘下,他只得放棄前途無量的職業演奏生涯,而這一經歷或許讓他對純粹的演奏技巧心生敵意,反而轉向挖掘音樂內部的力量。而這種力量甚至演變成了“鋼琴交響化”的傾向,他的《大衛同盟》《交響練習曲》都流露出這種特質。

但有趣的是,在營造了“鋼琴交響化”氛圍的同時,舒曼就像布魯克納把管風琴作為交響曲的喻體一樣,讓自己的交響樂作品展現出“鋼琴化”的特徵。他的《c大調第二交響曲》諧謔曲樂章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那種減七和絃音階排練完全是鋼琴式的寫作手法,卻給管弦樂團的演奏帶來了巨大的困擾,至少我已經很多年沒有在北京的音樂廳裡聽過這首作品,並且早已記不起上一次外國樂團來華巡演舒曼的交響曲是何時了。

顯然與貝多芬、勃拉姆斯、布魯克納和馬勒相比,舒曼的交響曲不夠有說服力,但它們仍然十分賣座。通常評論家認為舒曼的交響曲雖然不乏亮點,比如持久的抒情性和神秘主義色彩《d小調第四交響曲》,以及具有濃烈的日耳曼民族意識的《降e大調第三交響曲“萊茵”》都是佳作,但配器的平庸卻影響著這些作品的成色,以至於馬勒曾將他的四部交響曲重新進行了配器。或許,樂團的演奏家們認為舒曼的交響曲,甚至包括《曼弗雷德序曲》的難度和其所能展現的精彩程度不成正比(這和他的鋼琴作品情況類似),但平心而論,有多少指揮家能夠以足夠的耐心、細緻地料理舒曼的這些作品呢?

舒曼唯一的歌劇《傑諾費瓦》1850年首演後便淡出音樂舞臺,1995年德國一家地方劇院演出這部歌劇時,距離上一次1925年被演奏,它已經闊別世人長達70年之久。不過這倒突顯出了舒曼在聲樂作品中的非凡成就,尤其是那些在1840年創作的聲樂套曲,如《詩人之戀》《婦女的愛情與生活》《桃金娘》等。這些作品詮釋了詩歌與音樂完美交融的可能性,併為理查德·瓦格納日後將詩與音樂的高度黏合樹立了最早的範本。在後者的歌劇或者樂劇中,器樂與聲樂的互文曾經大量出現在舒曼的歌曲中,難怪上世紀70年代指揮大師卡拉揚在演繹瓦格納的歌劇時,曾將一種鮮明的德語浪漫主義歌曲風格注入其中,而舒曼的聲樂套曲比他的鋼琴獨奏作品更能準確體現其“鋼琴詩人”的身份。

在逝世160年後的今天,舒曼總會有一種理由令樂迷銘記。雖然他的藝術創作充滿遺憾和不完滿,但他最傑出的作品從未被埋沒,比如他的大型清唱劇《天堂與仙子》近年來上演的頻率越來越高,為聽眾提供了更多角度欣賞這位天才的藝術魅力。

人們感受著舒曼非凡的想象力,而很少在其中體味到幻聽症和精神分裂給他所帶來的痛苦與折磨。與貝多芬那種充滿抗爭精神的形象,或者馬勒煞有介事的撕心裂肺不同,直到今天,舒曼仍然保持著他詩意與高貴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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