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語：

明代中晚期，隨著民間紡織業和城鄉等大小作坊的繁榮，市場經濟也逐漸走向頂峰。各種商業形態以及商業意識，在時代的發展之下，產生了重大的變化。傳統“男耕女織”這種小農意識逐漸向商品化、商品意識轉變，其中尤其是以江南區域為重心，紡織業的發達，帶動了相關行業的發展，而在明代著名的短篇小說《三言兩拍》中，近二百個短篇故事。其中有四分之一的作品，首次以商人為主人公，以商業為載體，描繪了眾商雲集的場面。大量描寫江南區域的農業、商業、市鎮以及當地社會生活的細節。同時也從這裡面，看到了明代商人在社會中地位的逐漸提高和社會對於商人以及商業的接受和認同。

三言二拍

一、商人從“士農工商”的末端，走上時代的舞臺。改變了傳統的“士農工商”準則，有了不小的話語權

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歷朝歷代的統治階層推行“重本抑末”政策，本，即是農業，末，則為商業。商業一直以來就被視為“末業”、“小道”。世人在等級劃分上，也是遵循“士農工商”，處於等級末尾的商業和商人，向來被人歧視。在明代以前，大量文學作品所描寫的都是如帝王將相、英雄豪傑、文人雅士等為主，唐宋時期雖說有以商人為主角的文學作品，但是商人一般扮演的是承歡獻媚的形象，如唐朝張讀著名的傳奇小說《閭丘子》中，就描寫了家有千萬的大商賈之子仇生，為了進入仕途，為了做官，千方百計巴結門望清高的鄭氏，而鄭氏雖“累受其金錢所賄”，依然對這個商人之子沒有好臉色，甚至於惡語相加，百般羞辱，罵那仇生“汝市井之民，徒知執刀也爾，何為居官秩邪”，致使那仇生鬱郁而死。由此可見，明代之前的商人受到的侮辱和歧視。

商賈形象

1、商人開始成為主流文學的主人公

在《三言兩拍》中，商人成為主角，也不再是猥瑣、獻媚的形象，取而代之的，是揚眉吐氣的正面形象。對行商為賈的著力描寫，對從事商業行為的小市民稱頌讚揚，是《三言兩拍》鮮明的特點，一個個活靈活現的人物形象躍然於紙上，如《賣油郎獨佔花魁》中的賣油郎秦重，就是一個依靠從糧店買油，沿街叫賣的行腳商人，再比如《施潤澤灘闕遇友》中的施公夫婦，則是一個以小手工業作坊為生的夫妻店。這種針對於商人的重點描寫在明朝早期還很少見，明朝中葉之前的文學作品，包括小說和戲曲多種形式，活躍其中的，依然多為帝王將相、英雄豪傑。才子佳人以及妖魔鬼怪。在中葉之後，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尤其是松、蘇、杭等地織造業的發達，出現了“家中開張絲綢機，養上幾筐蠶兒，婦織夫賣”的小手工商業者，還有“開起三四張絲綢機”的手工工場老闆等很多民間的原始企業，從商行賈，已經從過去低下的社會地位，變成了社會所認可，所接受並且推崇的職業與行當。

市井行商

2、改變了社會認知度

在《三言兩拍》中，有很多我們耳熟能詳的故事，其中很多故事在其他朝代也有演義，如前文所說的《賣油郎獨佔花魁》中的賣油郎秦重，在宋朝演義及元雜劇等作品中，秦重的父親是一個將軍，而他自己是一個“將門之後”，到了《三言兩拍》中，秦重的父親則變成了一個“經紀人”。同樣的現象，在《李秀清義結黃貞女》中也有體現，前朝的故事，把主人公從士族子弟變成了販香的商人，這一種“舊瓶新酒”的方式著實引人注目。

當然，我們不是在討論文學寫作的手法，我們關注的是同樣的故事類型以及情節，從唐、宋之時，到明代中後期，主人公的身份發生變化。這背後隱藏的社會 意義十分巨大，文學作品的傳播，一般是當代社會認知度的一個體現，對於商人商業的認可與接受，以及商人社會地位的變化，傳統的階層順序發生了位移。

明代繁華的商業街

“商家既多，士田不重”。這其中，鉅富越來越多，而鉅富的出現，也對傳統階層上下尊卑的觀念，產生了動搖。當時形容江南民間鉅富的一句話最能代表“吳門之富，過於江陵”，這裡面的江陵，說的就是明相張居正，吳門就是指鉅富吳家，全句的意指吳家的財富，比張居正還要多。這充分展現了普通人民對於行商致富所表示的認可。

商人的崛起，背後原因是時代的發展，也是當時社會環境下特定的因素，最重要的是百姓思想意識和觀念的轉變，最終促成了商人的機遇。

二、商業行為的繁榮和明代商人崛起的原因

1、思想意識和價值觀念的轉變

封建統治階級以及士大夫所倡導的道德準則中，人們的慾望是被埋藏在所謂的仁義道德、忠孝禮節的面紗背後的，追逐利益、沾染銅臭，向來為主流社會的價值觀所不齒，即便是歷朝歷代有商人和商業，也是依附在權貴之下，攀附於權利周圍。對於市井小民，向來是不齒，“倫常身份”的高低，決定著社會地位的高下，俗話說

但隨著明朝中晚期商品經濟的逐漸發達，金錢財富在社會中日益成為主宰社會的力量，所以社會的價值觀就由“倫常身份”逐漸過渡為“財富力量”，許多人走上了與傳統觀念相違背的致富道路，也就是為了得到更多的財富，像過去追求功名一樣來追求財富。像崇尚科舉一樣崇尚金錢。

究其原因，就是財富和金錢的力量強大，使人們對於傳統的觀念抉擇後選擇拋棄。更為深層的原因就是社會關係的變化，對於經商成功的人，無論是親戚朋友，亦或是鄰里家人，讚揚許可，稱頌不已，使很多人選擇去從事商業從而希望得到成功後光宗耀祖。

“凡商人歸家，外而宗族朋友，內而妻妾家眷，只看你歸來所得利息多少為輕重，得利多者，盡皆愛敬趨奉，得利少者，盡皆輕薄鄙笑。猶如讀書功的中與不中歸來的光景一般。”--節選《初刻拍案驚奇》

談生意的商人

而這種榮耀，促使著人們觀念和行為的改變，棄農經商、棄官經商、棄舉業經商等行為的描述，比比皆是。過去的人們賺到了錢財，想方設法的躋身於官宦行列，而明中晚期卻有人反其道而行之，做官做得“不耐煩此道”，便辭去官職經商，讀書讀的不想“窮經到白首”

《十五貫戲言成巧禍》中，就描寫了一位“先前讀書，後久不中，改業做生意”的官人劉君薦。“以經商為第一，科舉反在其次”的風尚，尤為在民間盛行，這些情節雖說是小說中描寫，但也是脫胎於市井之中。

明嘉靖年間，景德鎮以瓷器聞名。市民子弟競相追逐窯利，以至於數年景德鎮無登科之人。直到發生了徐萬年起義，瓷窯停火三個月，這年的秋天才有寥寥數人中舉。

還有就是社會階層上端的統治集團成員越來越多的加入進經商的領域，也影響著社會的觀念轉變。這些貴族的加入，促使更多的人進入這個圈子。其中的原因，一來是商人地位確實發生了變化，二來士大夫加入商業行列成為了商人利益的代表者，工商業由於這些人加入使得身份和地位得以提高。

這些價值觀念的轉變，刺激著人們積極的致富經商。寄希望於通過自己的努力，“要

“世人均道讀書好，只恐讀書讀不了。讀書個個望公卿，幾人能相金階跑？。。。吾有良兒數五個，各執一藝般般好。。。一脈書香付長房，諸兒恰好四民良”--節選《張孝基陳留認舅》

沈萬三

2、商品經濟和社會結構發生變化

“男耕女織”一直是我國封建社會中經濟的具體寫照，封建政權為穩定社會，提倡擴大耕地，開墾荒地的政策。過去的農業產品較為單一，主要以糧食為主，隨著農業生產力的提升，農業產品日漸豐富。棉花、菸草、茶葉、大豆等經濟作物越來越多，從過去單純生產糧食到農產品的豐富，農民家庭的手工業內容也逐漸增多，許多農民從糧食生產增加了手工商品生產，如棉農織布、蔗農榨糖等。在前文提到的施公夫婦，就是家中不僅養著蠶，還有織機出絲，織綢緞，並且“妻絡夫織”，然後“去市場上出脫”。當時的蘇滬杭等地，這樣的人家有很多，一個鎮上，約有千百餘家從事此種行業，這就說明了自給自足的農業和商品性手工業結合的情況十分普遍，人人都知道將手中做出來的產品拿去販賣，再用販賣得來的錢財投入生產，擴大規模，掙那“偌大的家業”。

除了這種小型的手工作坊，還有很多實力雄厚的商行經紀人，他們通過收購小手工業者的產品，轉而賣給更大的客戶，從中賺取利差。或者通過自身的技術，將生意做大，比如著名的同仁堂，在明朝早期，只不過是一個行走的走方醫，而到了明末清初，竟成為御藥房。這些都是商業行為帶來的變化。

商人做大，就會與貴族權利有瓜葛，而出入達官貴人的府邸，成為座上賓，是鉅富、大賈等人上等的榮耀，也是許多人仰慕的對象。在財富的刺激和權利的吸引下，無數人親赴後繼，踏入商業領域。

“古者四民兮，後世四民不兮；古者士之子恆為士，後世商之子方能為士，此宋明以來變遷最大也”

集市售賣

3、政府重視，政策傾斜

商業行為的繁榮，最重要的離不開政府的重視和政策的傾斜，如果沒有這些，即便是民間出現些許先進的思想，也會被逐一撲滅。

除了政府、社會思潮對傳統的重本抑末政策有所改變之外，許多掌握大權的重臣也行使了利好的方針。明朝第一首輔張居正就主張既要“省徵發以厚農而資商”，又要“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從政府層面，就把農商等同對待。宋朝時，規定凡“工商異類”不得參加科舉，到了明朝，就取消了對工商的限制，允許其子弟參加科舉。

正是這種社會背景、政府好找的影響下，願意從商的人越來越多，再加上各種利好政策的推行，如減稅、或以商品抵稅等方式，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積極性。同時身旁的成功案例也告訴人們，經商的前景廣闊，只要堅定不移走下去，必然飛黃騰達，光宗耀祖。

三、商人崛起後對社會帶來的影響和對傳統道德的衝擊

1、促進城市經濟的發展,增加商業資本的活躍

明朝中葉以後，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繁榮，同時也帶動了人口的就業率。當時的南京、北京成為全國最大的都市，“四方貨物聚集，南北商賈爭赴”，是真實的寫照。除了北京南京這兩都之外，如蘇州，也是熱鬧非凡，“列市二十餘里”，大量的綢緞布匹，日用百物，均能買到。杭州，“內外綿延數十里，民物繁庶，車輪擊，人肩摩”，一派繁華景象。

全國各地的商業中心，有數十個之多，這還不包括小的集市和廟市等，據記載，在北京，每逢初一、十五、二十五。在城隍廟前都有廟市，各路商販，均來擺攤，一直襬到刑部大門門口，真可謂是人山人海的做生意。

這其中從事商販的人，有當地土著居民，有外來商人，有流民，更多的就是之前單純的農業從事者，他們離開了原始的農業，來到了京師、東南沿海區域、長江沿岸和京杭大運河兩側，投身進工商，形成了許多新的商業中心、貿易中心和商業市鎮，帶動了經濟，增加了人口，促進了城市經濟的發展。

京師廟市擺到了刑部大門門口

2、商人活躍及貿易流通的擴大，對海外貿易興起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隨著商人的活躍，商業行為也越走越遠，不僅僅在國內，更走出了國門。

隆慶元年（1567），福建巡撫請示朝廷，希望能夠打開“海禁”，後經朝廷的決議，同意打開，採取“船引”制度，允許民眾前往東洋、西洋進行貿易。從此，私人海上貿易在某種程度上取得了合法地位，

海上貿易的發展，使明朝商人的足跡，幾乎踏遍了東南亞各國，商人們用中國特有的瓷器、絲織品來換取南洋諸國的香料、藥材、珠寶等，而在接觸到葡萄牙、西班牙人後，他們用白銀換取我國的生絲和瓷器。些海外白銀的流入，增加了明朝國內白銀的總量，擴大了白銀的流通範圍。

3、商人群體及其重利趨財的思想，對傳統價值觀帶來直接衝擊。

《二刻拍案驚奇》中有一則這樣的故事，講的是一個海外冒險，主人公文若虛一行商人為了賺得那“八九倍的利息”，遠渡重洋，期間艱難險阻，歷經磨難。這個故事充分展現了在當時的社會風氣衝擊下，人們對於財富的渴望和對金錢的貪婪追求。為了得到鉅富，不惜以身犯險。這種對發家致富強烈的執念，是當時社會的的風尚，故事中在結尾處，文若虛在滿載而歸後，周邊的朋友一個個又羨慕有悔恨，羨慕他能得此富貴，悔恨沒有與他一同前去。這一點，充分顯示了當時的人，對於金錢的渴望，夢寐以求的想發財致富的慾望之強烈。

而在這種強烈的慾望以及執念之下，傳統的道德收到了巨大的衝擊。金錢已經開始支配人們的思想意識活動。為了得到金錢，各種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同時在金錢的腐蝕下，人與人之間冷酷的關係，更是借書中人物之口，喊出了“而今的世界，有什麼正經？有了錢，百事可做”

財富的快速積累，也加劇了社會發展中的不平衡性，“貧者更貧，富者更富”，有鉅額財富的人，“崇奢黜儉，風尚奢靡”，他們的住所，極盡奢華，繡戶雕棟，花草園林；飲食上，一席便有數十道珍饈美味；服飾更是一擲千金，視同尋常。更有甚者，不惜用金銀來當做溺器。這種行為，影響深遠，首先就是“妻妾效仿”，然後親戚鄰居，爭相效仿，這種風氣流傳開來，一般的市民，無不以奢侈為榮，以享受為樂。

貨物裝船

結論：

明代商人和商業的崛起，對於明代經濟文化起到了一定積極地作用，尤其對於民間經濟的活躍，更是推動頗多，但是我們在看事情應該多層面去思考，經濟的快速發展，帶來的傳統道德的衝擊也不容忽視。

縱觀明代的商業發展，有了適合發展的市場條件，卻未能覺察到外界大環境的變化，這與明政府“海禁”政策開放的保守程度有關，這也是古代中國“重農抑商”思想的延續。在當時的人們在取得部分成功後，不去擴大再生產，而是貪圖享受，迷信消費，從而使本應向前的商業，停滯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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