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04年，法裔巴西工程師阿爾貝託·桑托斯-杜蒙正在巴黎舉行飛行表演。儘管這是他這麼多年來第一次回到母國，卻照樣被所有人視作法蘭西的國家英雄。巴黎各界社會名流紛紛與其結交，其中就包括，當時小有名氣的鐘表匠路易·卡地亞。
據說，桑托斯-杜蒙曾在慶功宴上抱怨飛行期間只能依靠心算推測時間，因為需要時刻掌控著操縱桿的雙手無法從口袋裡掏出懷錶。說者無心，聽者有意，路易·卡地亞專門為桑托斯-杜蒙設計了一款戴在手腕上的時計——“Cartier Santos”。
卡地亞官網上展示的Cartier Santos原品
這個故事當然有一定成分的誇張存在，但無礙於了Cartier Santos作為飛行時計的歷史起點。從這款腕錶開始，飛行表跟隨著航空技術的發展不斷變更，見證了人類如何一次次征服更廣袤的藍天乃至展開更激烈的廝殺。如今提起飛行表我們想到的不再是小心翼翼飛越大洋的冒險家，而是在機艙內伴同著沉重呼吸聲按下導彈發射鈕的戰鬥機駕駛員。本文將探討對空戰史以及軍用時計史影響最深刻的一款腕錶，它象徵著納粹德國對復仇的渴望：B-Uhr。
B-Uhr飛行表
起步：希特勒重組空中力量
1919年6月，《凡爾賽和約》簽訂，德國被迫承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全部戰爭責任。作為戰勝方的協約國瓜分了德國的海外殖民地，索要了鉅額的賠款及其國內僅剩的戰略物資。德國還不得不將軍隊縮減至只能進行自衛的規模，拆解掉剩餘的大型艦隻，空軍則是完完全全地撤銷，等等。一切都為了確保這個國家日後不可能再有報復的能力。
所以當1935年納粹黨完完全全掌管了德國武裝力量的指揮權時，希特勒迫不及待地想重組一支足夠挑戰全歐洲的軍隊，其第一步便是擁有能對周邊所有國家實施打擊的空軍。
亨克爾He-111，這種機型將在轟炸華沙、倫敦、斯大林格勒的行動中多次亮相。
儘管《凡爾賽和約》禁止德國擁有空軍和發展大型航空器材，但各種帶有半軍事性質的民間飛行俱樂部及滑翔機培訓中心卻遍佈全國，從這些機構走出來的熟練飛行員為納粹空軍的建立鋪下第一塊基石。同年2月24日，位於羅斯托克的亨克爾製造廠將He-111雙引擎飛機的原型推出車間，納粹對外宣佈這是一款適合民用市場的航空運輸器材，實際上則是暗中研究如何把它變成適用的多功能作戰機種。
兩星期後，德國航空部（Reichs-Luftfahrtministerium，下稱“RLM”）於柏林威廉大街的辦公樓收到一份希特勒特地授權的電文，內容是命令該部門儘快召集人手設計一款全新的飛行腕錶，並明確標註“適用於大規模發放目的”。這一點意義非常顯著，因為以往的戰爭中飛行員所佩戴的腕錶都是單獨採購的，從未有過統一發放的情況。希特勒的確想打一場全新的戰爭，且要每一人都必須得武裝到牙齒。
RLM不敢怠慢這個命令，他們迅速蒐集了大量有介紹飛行時計的航空報刊，並找來當時最專業的鐘表評測人員來提供有參考價值的現有款式。經過對比，RLM認為浪琴在1931年為美國飛行家查爾斯·林白量身打造的“Lindbergh”是最佳的參照方案。
Lindbergh原型，1931。經查爾斯·林白本人簽字認證。
短短的三天兩夜，德國人就考慮清楚新式腕錶得有的種種特徵：首先錶盤得夠大、夠醒目，直徑不得小於55毫米，飛行員只需隨意掃一眼就能看清讀數；機芯要用走時精準且抗摔抗震的布勒蓋平衡彈簧結構（Bregeut），再加上防磁處理，從根本上杜絕飛行過程中的故障可能（這一點也被之後的所有飛行表借鑑）；要確保所有佩戴者之間的讀數差異儘可能縮小，得加入某種能將秒針歸零到正點位置的結構（也就是今天常說的“Hacking”），方便各機組發起作戰任務前統一對照時間；此外還有錶盤採用深色表面、數字則用淺色阿拉伯數字式、把的尺寸加大得能不摘手套也可以輕鬆調撥、錶帶加長以能直接戴在飛行夾克袖管外等別出心裁的設計，讓這款飛行表完全有別於當時世上存在的所有同類型產品。
RLM遞交給Wempe鐘錶廠的B-Uhr的設計方案
被命名為“B-Uhr（Beobachtungs-uhren，字面意思：觀測用腕錶）”的成品於1940年遞交到赫爾曼·戈林的桌面，雖然沒趕上閃擊波蘭和入侵法國的轟炸行動，但此前已少量發放部分機組進行測試。有了帝國空軍元帥的認可，我們如今熟悉的B-Uhr開始正式生產，它們將用於空襲英倫三島的“海獅計劃”中。
Stowa的B-Uhr成品，A型，錶盤無內標度圈。
後視圖
並不完全是本土產品
訂單雖已發出，德國空軍竟又尷尬地發現僅靠本土的製表廠並不能在指定時間內完成生產，因為境內能達到RLM方案指標的生產單位只有四家：A Lange & Sohne（下稱Lange）、Wempe、Lacher & Durowe（下稱Laco）、Walter Storz（Stowa）。雪上加霜的是戰爭才進行了一年就影響到了這些鐘錶廠的物資供應，其中Wempe和Stowa不得不從國外採購機芯來進行組裝，分別用了瑞士生產的Thommen cal.31和Unitas cal.2812。
B-Uhr的錶帶要求跟高度計一樣能直接捆綁在飛行夾克外。
有賴於戰前充足的庫存，Lange還可以用舊式的國產Cal.48機芯（後期版本為48.1）臨時頂替，而Laco則有Durowe cal.5機芯填補不足，偏偏這兩家“完全忠實於本土化”的生產商無論是人手還是設備都有限，於是乎又瞞著軍方讓戰前收購了漢堡鐘錶廠的Wempe暗中替他們生產所缺的零部件……從而進一步惡化了本已十分艱難的生產過程。
不止如此，同時忙於應對海軍下單的潛艇用時計的Lange一次又一次被迫延後B-Uhr的生產進度，只好派人出國將部分生產定額外包給——"既賺同盟國錢、也賺軸心國錢“的瑞士IWC（機芯型號Cal. 52T S.C.）。
象徵納粹德國復仇渴望的新式飛行表，由始至終都無法做到百分百本土生產。
詳細特徵及實際使用
原品帶有的出廠標註。
五家生廠商都儘量試圖達到RLM的設計指標，只是落實到實際生產時仍避免不了各自間存在工藝或細節上的差異（比如皮革件的走線、外殼的打磨、數字所用的字體和上文提到的機芯型號）。總的來說，辨別原品B-Uhr的最好方法是掀開後蓋檢查內部的刻字說明。如圖所示，二戰期間的生產版本有Bauart（型號）、Geraet-Nr（生產序列號）、Wek-Bez.（機芯類型）、Anforderz（訂購序列號）以及Hersteller（生產商）數項。
不列顛空戰中使用的B-Uhr被稱為A型，錶盤有一圈外標度線或無任何標度線，正點方向有一個箭頭狀的標誌，指針為藍鋼針。
手腕上佩戴A型B-Uhr的德國飛行員。
B型，有內標度圈和夜光塗層。
1941年的巴巴羅薩作戰中，根據前線飛行員反饋的夜間作戰要求，B型的B-Uhr在錶盤上增設內標度圈，度數和指針加上夜光塗層處理。戰後的復刻版外觀大多也根據這一版本進行製作，不過通常沒有原品外殼左側的FL登記號（比如FL23883，“FL”即Flieger“飛行員”之意）。
出發前的對錶場面和機艙裡的領航員。
由於飛行表屬德國空軍財產，而非飛行員的私人物品。每次出動前，各機組均得前往裝備間領取，任務結束後再進行歸還。
有三道措施確保所有轟炸機讀到的時間保持一致：
第一，起飛前全體統一對錶和進行秒針復位。
第二，地面指揮單位會照計劃在飛行期間用無線電提供準確時間，機組可在有必要的情況下再次復位秒針。
第三，當轟炸機編隊遠離地面指揮單位的聯繫範圍時，德意志海事天文臺（Deutsche Seewarte）將接過為機群提供報時的工作。
我們可以想象，德國空軍的領航員們在機艙內一邊留意圖表、一邊檢查時計，再從時不時傳來的無線電聯絡裡標註修正信息和需注意的緊急事項，而周圍充斥著螺旋槳高速運轉的轟鳴聲。如果這個畫面不是跟將死亡和摧毀降臨在多個被入侵國的無辜平民頭上聯繫的話，那該是多麼一個充滿浪漫色彩的情景啊。
儘管B-Uhr無可避免地跟納粹的非人道、非正義性質牽涉，但單純作為一款軍用時計來看，它的存在極其讓人著迷，在盟軍推出性能類似的A-11軍用腕錶前簡直是獨一無二的精品。
戰後生產版本
納粹德國崛起，戰敗，接著又被摧毀得一乾二淨。無數用於把全世界拖入另一場戰火的武器、工具被認成罪惡打入歷史的垃圾堆裡飽受唾棄，但B-Uhr因其特殊的設計思路和簡潔的美觀外表得以流傳。
隨著歷史的硝煙離我們越來越遠，這款革命性的飛行表也愈發顯得魅力迷人。以下簡單說說如今市面上可買到的幾個後續版本。
IWC在戰後雖沒有繼續生產B-Uhr，倒是認真吸收和借鑑了它的設計，推出了無論尺寸還是外觀都十分接近的Big Pilot系列。而造工更是更上一層，成為不少商界驕子的至愛。
IWC官網的Big Pilot頁面。
Stowa如今屬於Jorg Schauer旗下，短暫恢復過B-Uhr的生產，將尺寸縮窄到44毫米以面向民用市場。Stowa的戰後版B-Uhr加上萬年曆功能，但取消了戰爭期間的防磁處理，顯然是轉型奢侈品而非軍用品路線。
Stowa版本背後採用透明鏡蓋
Laco依然按照原版配方生產B-Uhr，連機身側邊的FL登記號也一併還原。該生產方現已把業務拓展到中國，如果有對此款飛行表感興趣的同學隨時可以上他們的官網訂購。只不過……價格真的貴死人，反正筆者本人是買不起了。
Laco算是真正意義上的官方復刻，甚至提供幾可亂真的舊化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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