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艺术思维是人类的思维活动之一。处在原始状态下的人类，一开始就有了用形象进行思维的能力。虽然当时是形象思维的萌芽，但是它是不断发展的艺术思维能力的基础。而审美意识，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现象，在欣赏美、创造美的活动中所形成的思想，观念会不断演化，人类就会反过来觉悟到这种发展是从无意识到自觉寻求的路径。
如果从这种思维进化的角度分析，少数民族在文化形成、融合、发展过程中也反映了其进步性质。
少数民族审美意识演化背景
审美古代中国的边陲地带生活着众多民族，各民族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从公元3世纪到13世纪，随着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后，入住中原的各民族开始效仿学习中原地区的物质生产技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加速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进程。正所谓“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少数民族的迁徙、杂居、融合，促进了精神文化的交流。
这种“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发展，作为“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审美意识有了很大的演进，从审美中心、艺术思维、审美意识物化形式和审美创作主体等角度，其嬗变、发展的轨迹十分鲜明。
特别是隋唐时期以唐代主张的“华夷一家”，也为民族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极好的氛围，这种思想的解放开拓了艺术向个性化发展的道路，促使游牧文明向农业文化靠近。原始功能性质的“娱神”审美中心和审美模块：神话、歌谣、舞蹈、岩画发生转移，慢慢地脱掉了神性色彩外衣，走上了“娱人”的道路。
换而言之，各民族先民的审美演化路径经历了：灵性神话—神性神话—人性（祖先）神话—英雄神话的发展过程，这本身就是一个从神性崇拜到人性觉悟的变迁过程，一种从无意识到自觉审美的开始。
原始初民审美的不自觉性：神祇崇拜下的拟人化和互渗率。
古代民族审美意识的演进，从原始思维到自觉审美意识即较为精细的艺术思维形式的发展阶段。研究各民族的原始初民艺术思维的萌芽，产生于文学发生时期的神化最具有代表性。
原始初民的认识是从感觉到物体，而不是直接到思想的，他们凭借自己的经验去体验，认为人怎样万物也应该怎样。这就是典型的“拟人化”特征，使得对象赋予了人性、人的情感、思维。以致于后期难以划分出主客体，将其混淆在一起。
少数民族先民留下来的图腾神话及其思维形态就在求生存和繁衍的活动中，赋予了它们灵魂，比如说壮族先民部落的蛙图腾；乌孙、突厥的狼图腾；鄂伦春先民的熊图腾；土家先民的白虎图腾，这些均是原始思维的体系，而神话就是原始思维的结晶。再如彝族先民有将虎图腾皮送葬的习俗，因为他们认为彝族人民是虎变的，死后只有虎皮裹尸而焚才能还原为虎。
《南齐书·氐羌》记载：“俗重虎皮，以之送死”。在他们看来人和虎是同为一体，这种互相渗透在岩画中也有体现：云南沧源岩画中描绘了一个神灵世界。人头顶着太阳，明显是神灵的标志，它是古代云南少数民族神话演绎而成的图腾画作。这种也是属于人和神的合二为一体现。
“拟人化”和“互渗律”是原始思维的不自觉性和无意识的重要特征，此时的神话是先民们在创造过程中两种无意识的结合：一者他们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克服自然力，把自然这种抽象的东西形象化。再者是他们没有意识到所创作活动的美，“美”是什么？自然不知所谓，这种创造更加偏向功能性质。
自觉审美意识的形成：各民族英雄史诗出现
进入到中古时期，原始神话思维开始解体，人们的思维和审美意识逐渐走向自觉范畴，因为大量的岩画、诗歌、舞蹈创作，有了精神方面的需要。
所以随着神话的消亡和神话思维的解体，那些被用来创作的元素不再具有“人格化”特征，也就是主体客体开始剥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拟人化”的创作方法被抛弃，神话中表现的崇高、悲剧、戏剧等审美意识原型深深地积淀在了各族先民的心中，为审美意识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一时期，很明显的就是出现了大量的英雄史诗，人们把创作主体世俗化代替神化，从描写神境转移到描写人间，客观地反应社会生活，借助英雄人物有意识的抒发作者的主观情感，满足自己的审美情趣。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自春秋战国以来，大量有关审美范畴的艺术创作出现，更加贴近社会生活。
如蒙古英雄史诗《江格尔》中描画的，它既是一副古朴、壮美的古代蒙古民族社会的图画，又是一曲民族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赞歌。它歌颂的英雄人物具有神话中神的纯真魅力，但不是拟人化的神而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再譬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它描绘和称颂了格萨尔一生的英雄业绩和惩罚邪恶，为民除害的崇高精神，寄托的是在藏族的美好愿望和审美理想，同样是把客观反映和主观情趣结合起来塑造英雄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两大史诗的结构上却表现了不同的民族特征。《格萨尔王传》以格萨尔一生的业绩为中心结构，而《江格尔》却把结构基础建立在江格尔为引线的英雄群体之中。前者是独具一格的韵散结合说唱形式，这和初唐时期产生的变文极其相似。这种不同性质背后折射出的是不同民族审美发展中的个人特色和个人需求，却都是审美思维向着自觉层面的发展。
类似于英雄史诗同时出现的还有少数民族的叙事长诗，如：彝族《妈妈的女儿》、《逃婚的姑娘》；僳僳族的《逃婚调》、《重逢调》等等，这些诗歌都是以家庭，婚姻为题材，有意识地描写出地地道道人家喜剧悲剧。
从这些例证来看，中古时期各民族的审美意识和艺术思维发生进化，走向了创造性的路途。
审美意识质的飞跃：创作题材多样性和意味性
人类主体所意识到了美，是经过主体的艺术创造活动转化为物化状态的美的载体，也就是伴随着一些艺术品的出现。
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力的发展，民族内部社会结构趋于完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复杂，血缘关系日渐压缩，阶级矛盾越发突出。人民为了表达人世间的不平等，婚丧哀乐，悲欢离合，这种丰富的情感世界致使人的语言和思维更加演化发展。
这种表现通通都刻在了各民族的艺术中，一些被称为艺术家的群体忽然崛起，出现了民族诗人、文学家、雕塑家、音乐家和舞蹈家。
以他们为代表所创作的艺术审美功能成为了当时各民族自觉审美意识的进一步突破。最典型的就是隋唐时期，民族大融合生存状态下产生的一些列艺术作品：隋代“九部伎”和唐代“十部乐”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少数民族音乐，擅弹琵琶，深谙乐律，以其“五旦七声”理论震动了隋代乐坛的龟兹音乐大师苏祇婆具有传奇色彩。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民族作家崛起，如最早创制文字的吐蕃、藏族、彝族、傣族等，产生了自己的书面文学。吐蕃人的《巴协》，《米拉日巴道歌》均是文史上的俱佳作品。
这些大量的艺术创作折射出少数民族审美意识的跃迁，格局变得更加宽阔，思维变得更加丰富，成为了文艺史上重要的一翼。
少数民族审美意识发展的意义
纵观各少数民族审美意识的演化路径，从无意识神话创造——自觉审美——艺术规模扩大的发展升级，其背后是生产力进步，生产工具的使用和物质水平的提升。他们从生存需求过渡到精神需求，也随之创造出不少璀璨夺目的文化艺术，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宝库，探及民族审美意识从萌芽、发展、高涨到成熟的历程，对我们从艺术角度理解民族演化和融合有了新的视角，新的理解，也就发掘出更深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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