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世不恭的演員，大約是連玩世不恭的角色也演不好的。——於是之
1
他的父親曾在張學良的部隊當營長，一直在外征戰。
在他剛滿100天的時候，傳來噩耗——父親陣亡了。
一個家就此失去了庇護人。
父親去世之後，母親把他帶到了北京，在西華門外的一個大雜院裡找到了棲身之處。
從此，他跟著寡居的祖母和母親過日子，過著“一當，二押，三賣，四借”的生活。
那時人們形容無文化，常說他們連自己的名字也寫不出。
但他的祖母和母親更徹底，她們壓根兒就沒有名字。
但他極為好學上進，母親靠著幫人縫縫補補和本家親戚的贊助，咬著牙把他送進了校園。
他曾在北平孔德小學讀書，畢業於北師附小，初中就讀於北平師大附中。
中學期間，他迷上了中國古典文學與音韻學，夢想長大當個學者。
但15歲那年本家親戚生活困難，斷了資助，剛讀完初中的他只得離開了校園。
但他始終沒有放棄求學的信念，白天做工，晚上就挑燈夜讀。
16歲當了小錄事之後，他又在晚間去夜校學習法語與法蘭西文學。
每天上下班的路上，他一邊走，一邊背古文或法文單詞。
就在這個時候，曾經的幾個同窗好友給他提供了一個夢寐以求的學習機會：夾帶著他混進了當時的高等學府——輔仁大學。
那時候總有學生逃課，每天都有空下來的位置，教授們上課也不點名。
自幼好學的他對人生充滿幻想：“在我有些志願的少年時代，我的志願很奇怪，想當一個語言學家。”
不過，這個夢並維持不了多久。
“那時家裡窮，語言學對窮人來說是一種奢侈，太不實際了。”
1944年夏天，法文夜校放暑假了。
老同學們拉他去演戲，在法國劇本《牛大王》裡演男主角。
他想這不難，就答應了。
沒想到，他從此迷上了演戲。
過去同學們看《少年維特之煩惱》，叫他也看，他看了，卻看不下去，嘆：“我沒有‘少年’。”
大學的生活，讓他眼界大開，很快結識了一群大學生朋友。
在他們的力邀之下，外向開朗的他加入了學校的一個業餘劇團。
沒想到這個“旁聽大學生”在劇團的排演當中表現得非常出色，首次登臺就引來了滿堂喝彩。
他後來將中國話劇第一次推出國門，震撼西方。
他叫於是之，被稱為話劇界的“梅蘭芳”。
現在的明星實在太多了，可真正的演員有幾個呢？於是之是讓所有演員推崇的大師。
2
1945年，抗戰勝利，於是之被親戚拉進祖國劇團，參與《蛻變》《以身作則》等劇的演出。
那年他18歲，這是他戲劇生涯的正式開始。
1947年，於是之進入北平藝術館，參加《上海屋簷下》《大團圓》等劇的演出，漸漸地成了一位小有名氣的話劇演員。
1948年春節，於是之家裡依然是“吃上頓沒下頓，經常揭不開鍋”。
好友黃宗江給他們母子送來了一條鮮魚，母親立即把鮮魚收拾乾淨紅燒好，等著兒子回來一起吃。
可於是之春節演出很多，從初一到初四都沒能回來。
那幾天，每當吃飯時，母親都要熱上一遍鮮魚，擺在桌子上，一邊急著等兒子回來，一邊順手把魚裡的刺一根根揀出來。
直到最後魚刺竟然全撿完了，魚肉卻一塊也沒動，還保持了原形。
初五的中午，於是之回家了。
母親再一次把鮮魚端上桌子來，讓兒子趁熱吃。
當於是之發現鮮魚裡已經連一根刺也沒有了的時候，趕忙放下筷子，看著母親那張蒼白的、佈滿皺紋的瘦臉。
他心頭一陣發緊，淚水一直在眼眶裡打著轉轉。
年底在北平城快要解放之前，母親嚥下了最後一口氣。
可於是之演的戲，母親一次都沒能看過。
他說，母親的一生對我的演戲有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她是我人生的第一位老師。
母親去世後，北平解放，於是之加入了華北人民文工團。
也就是後來的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大家俗稱的“老人藝”。
1950年初，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正在籌劃排演一部大戲《龍鬚溝》。
人們都說“先有《龍鬚溝》，後有北京人藝”。
一來，《龍鬚溝》演於1951年，北京人藝成立於1952年；
二來，《龍鬚溝》奠定了北京人藝的表演風格。
導演是是當時的著名導演焦菊隱，他早年曾留學法國，對戲劇頗有研究。
為了給這部大戲物色最合適的演員，焦菊隱來到首都劇場觀看“老人藝”的演員們排戲。
其中一名演員的表演深深的吸引了臺下的焦菊隱，他看中的這個人就是於是之。
焦菊隱希望於是之扮演的角色是一個瘋子。
這是於是之在新中國話劇舞臺上主演的第一個經典形象。
即使有生活根底，要演好性格複雜的程瘋子也不容易。
演員鄭榕回憶：“於是之特別愛學習，每次排戲都寫一厚摞排練筆記。”
於是之通過很長時間泡茶館、找資料、找民間藝人們聊天，確定了程瘋子的性格特徵。
後來，於是之為程瘋子寫了6000字人物小傳，才終於把這個紙上人物請到了臺上。
有人說，於是之把《龍鬚溝》裡的“程瘋子”演絕了、演震了。
1951年2月，話劇《龍鬚溝》在北京人民藝術劇院成功演出，被譽為解放以後第一個現實主義的優秀話劇。
23歲的於是之憑藉“程瘋子”一角，一炮打響，紅遍大江南北。
3
1957年，於是之偶然看到了老舍先生的名著《駱駝祥子》。
書中71歲的洋車伕“老馬”一下子在於是之胸中激盪起了創作的激情，他感到“老馬”就是他幼時認識的老郝叔。
他決定申請出演劇中的“老馬”。
為了說服導演，他竟然寫了一份3000多字的申請書。
其實劇中“老馬”僅僅出場兩次，是個不折不扣的小角色，可於是之為這個角色著迷。
正因為於是之的執迷不悟，一位飽經滄桑的洋車伕“老馬”最終出現在舞臺上。
《駱駝祥子》演出的當天，首都劇場門前的廣場上停滿了三輪車，這些三輪車工人看完了演出之後，無不拍手叫絕。
同年年底，《茶館》開排，導演焦菊隱挑選於是之演主角，扮演“做了一輩子順民”的王掌櫃。
茶館老闆“王利發”，是全劇的靈魂：
他一心想讓父親的茶館興旺起來，為此他八方應酬，但最終還是被冷酷無情的社會所吞沒。
於是之非常喜歡《茶館》這個劇本和王掌櫃這個角色，讓他一下就想起了小時候同院的鄰居陳大爺。
於是乎，於是之便去找了陳大爺。
“譬如王利發第二幕的手，一種雖常操勞而好乾淨的人的手，便是我從陳大爺的身上‘剽竊’來的。”
一個演員捕捉到一個對角色最恰當的手勢，是多麼要緊吶！
老舍原先給《茶館》設想的結尾是，說書人是革命者，在宣傳革命時，不幸暴露。
王掌櫃為掩護革命者，奮力救了說書人和聽書人，自己飲彈犧牲。
但於是之越想越覺得不太妥當。
當老舍一再徵求他的意見時，他猶豫再三，終於鼓足勇氣說：
結尾能不能改成“三個老頭話滄桑”，然後王掌櫃就進屋上吊了。
老舍聽聞驚喜不已，很快就照於是之的想法對結尾重新做了修改。
1958年的春節，老舍的《茶館》上演引起了很大的轟動。
而全劇的結尾更是被稱為茶館裡面最精彩的絕唱！
老舍
看完茶館首演之後，老舍先生興奮不已，回到家裡心情仍然久久不能平靜。
於是揮毫寫下了一幀條幅：“努力如是之者，成功其庶幾乎？”
於是之收到條幅之後，一聲不吭，既沒有向旁人顯露此事，更沒有馬上裝裱起來張掛在牆上，只是悄然鎖進了寫字檯的抽屜裡。
一鎖就是30年，甚至同事們、朋友們、親戚們也一無所知。
一直等到為了長久留存條幅而拿去裝裱的時候，才被公開出來。
4
從《茶館》開始，於是之一次又一次站在舞臺上，從北京一路演到歐洲。
1980年9月，作為我國話劇的經典之作，《茶館》應邀到歐洲作巡迴演出。
這是中國話劇第一次跨出國門!
在西德演出時，觀眾的熱情大大出乎了於是之的預料：
演出結束，演員謝幕，可觀眾遲遲不肯離開，臺下觀眾都激動地站起來，一邊喊著一邊鼓掌，幾乎達十多分鐘。
據統計，當時謝幕最高達十五次，這是西方話劇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奇景。
當時西德的報道當中，《茶館》被譽為“東方舞臺上的奇蹟”。
他們對於是之的表演尤其稱道。
有評論說觀眾是屏住呼吸觀看這個人物從青年到老年的，於是之對角色的處理是演出當中最高的成就之一。
回國之後，一次在接受採訪的時候，幾個記者稱於是之為“大師”。
沒想到就是這樣一個稱呼竟然讓於是之整整兩夜睡不著覺，這個稱呼讓他不堪其重。
於是之問老友什麼叫“大師”？
老友告訴他：“以前無古人的審美內容和審美方法，在藝術史上開宗立派的不朽人物叫大師。”
於是之說：“那請你寫篇文章告訴大家，大師不能滿街走，我不是大師，不能稱大師。”
那應該如何稱呼呢？
於是之說：“我一輩子只認演員二字。”
於是之遞上的工作名片上，從沒有諸如“一級”“院長”之類的修飾語，只有普普通通的五個大字：“演員於是之”。
何冰還是中戲學生時，看過於是之扮演老舍。
何冰記得，戲一開場，於先生拖著根手杖，倒揹著手，慢慢從上場門走出來，而單單就是這幾步走，就已經將老舍先生的魂兒給表現了出來。
何冰當時就給看痴了！
那時，何冰最大的想法就是成為於是之，太想成為他了！
自1985年到1992年，於是之做了8年的北京人藝第一副院長。
名義上，曹禺是正式院長，他是第一副院長，但擔任實際工作的是他。
王蒙回憶道，有領導曾想讓於是之當文化部部長，但於是之頭搖得像撥浪鼓，一個勁兒地說不行。
於是之之所以一直待在北京人藝，是因為“我還是在這兒眯著吧，在這兒抓空兒還能演點兒戲呢！”
當時人們說，“寧帶一個師，不帶一個劇院”。
複雜繁瑣的行政工作也時常讓他疲於應對，甚至苦不堪言。
“上邊給了我一個正局級待遇，給我配了一臺車。打那兒開始，每天早晨起來，汽車‘嗚——’把我拉來了，晚上‘嗚——’又把我拉回去了。拉了我8年。事兒辦好辦壞不說，身體反正是散了。”
5
於是之曾說：“我呀，我原來演戲算是內行吧，但是當了官兒，就外行了。”
他人情味濃，抹不開面子，當院長，出國、分房子、評職稱，全找他，讓他焦頭爛額。
最痛苦的時候，於是之想到過自殺。
“我在紫竹院的那個房子是在12樓，有好些回我站在陽臺上，想順那兒走下去……”
那時很多人因為分房子的問題誤解甚至責罵過他，但他從沒給自己留過房子，全部分給了需要的同志。
他一直住在劇院的宿舍裡，直到最後因為不符合防火要求宿舍不允許人住了，他才搬家。
一直到文聯在他60多歲的時候給他分了套房子，才算住到了真正的樓房裡。
同樣擔任北京人藝副院長的濮存昕，對於於是之擔任劇院領導期間的心境頗為感同身受。
“那段時間他放下所有的事專心抓劇本創作，不過‘文革’之後的百廢待興讓他遇事不順，他是在用自己的良心和忍耐應付人事難題。”
在擔任北京人藝第一副院長期間，於是之始終把抓劇本作為劇院的主要工作。
北京人藝劇作家郭啟宏說：“在中國沒有一位像他那樣的那麼懂得尊重編劇、作者、知識分子的領導。”
作者劇本的修改，於是之都用鉛筆的，不會用鋼筆、圓珠筆。
你如果聽取他的意見，就改了之後把他的意見用橡皮擦了，如果你不吸取，也可以擦了。
他總說：“人家寫東西，花了那麼大的心血，那麼不易。你看了一遍，就認為自己能給別人提意見嗎？”
所以1989年時，於是之竟一氣病了。
受到觀眾歡迎的戲《新居》，剛剛演出八場就被有關領導命令停演了。
理由竟然是“作者是為有問題的知識分子說話，打抱不平”。
劇場已經賣出去的票，也被命令全部把錢退還給觀眾。
後來，那位領導不知為什麼又羞答答地改變了說法：“這個戲修改以後，還可以演出，並不是大毒草！”
於是之憤然質問對方：“請你們查查發下來的文件上，到底是怎麼寫的吧！”
為了這場不小的藝術創作風波，於是之心力交瘁，竟大病了一場。
他說：“他們真不知道，‘槍斃’一個戲，給那些創作人員帶來的傷害有多麼大啊！”
6
90年代初，於是之就有了“老年痴呆病”的前期症兆：
記憶力明顯減弱，伴之口齒不清的狀況。
1992年7月16日，是北京人藝建院40週年的紀念日。
茶館在首都劇場作第374場演出，時隔34年。
當年參演茶館的演員們大多已經步入了花甲之年，因此這也是茶館原班人馬參與的最後一場告別演出。
對於這場茶館絕唱，所有觀眾都充滿了無限的期待。
那天，不但觀眾席裡坐滿了人，就連劇場兩邊靠牆的通道上也都站滿了人。
那天在劇場門口“釣魚”買戲票的人花上150元、相當於劇場當時售票票價的7倍還要多，也很難買到一張票。
同時，還有幾十個、上百個沒有買到戲票的觀眾不肯走，硬是在門口等了兩個多小時。
劇院演過這麼多戲，從來沒有過沒買著票也不走，一直等到第三幕結束了，跟劇場的服務員提出來：
“我們能不能進去看看謝幕？”
爭著湧入劇場的觀眾席裡，最後再看上演員一眼，這就是演員的藝術魅力。
然而，於是之演出時嘴巴總是難以控制地不停抽動，而且還出現幾次忘詞現象。
他沒有想到演了400場的熟戲，在告別舞臺上偏屢出毛病。
但熱情的觀眾並不在意，謝幕時，大家都萬分激動。
不知是誰打出的“戲劇之魂”的條幅，有人還大聲喊出“王掌櫃！永別了”！
面對著如此壯觀的場面，舞臺上的於是之含淚致謝。
有一位觀眾叫他簽字時寫點什麼話，於是之不假思索地寫了一句話：‘感謝觀眾的寬容。’
他的那句“感謝觀眾的寬容”，日後竟成了人藝一代又一代演員謝幕時的“潛臺詞”。
1996年話劇冰糖葫蘆在首都劇場演出，同時也是於是之人生中最後一次在舞臺上露面。
於是之帶病參演人生最後一部話劇《冰糖葫蘆》，除了北京還到天津、上海演出共20多場。
《冰糖葫蘆》是於是之留給人們的最後話劇記憶，從此他再沒登上過一生眷戀的舞臺。
7
一日，一個記者到於是之家裡採訪，架好了高檔攝像機。
請於老坐到書桌前，擺一副認真讀書的模樣，讚揚於是之老人雖年事已高，仍不輟認真讀書學習。
出乎記者意料的是，於老竟然拒絕入鏡。
“這是作假，我不能配合。我最近很少讀書，如果表揚我讀書不止，絕對是作假。”
1999年，於是之正在家中吃飯時摔倒在地，老伴上前扶他，結果也被重重摔倒，腰部受傷，二人都住進了醫院。
後來於是之嚴重失語，幾乎就如同植物人一樣，長年臥病在床。
可戲演不成了，於是之還艱難地堅持著寫字，直到寫出來的字連自己都認不得。
之後就是常年躺在床上，人藝60週年大慶前幾日，濮存昕和母親還有曹禺的女兒一起來到於是之病床前。
濮存昕在一邊摩挲著於是之浮腫的手，濮存昕的媽媽則大聲說：“是之，我們來看你啦！我們想你啊！
今天你表現真好，你好好地配合治療，好了咱們一塊看戲去！”
就在那一刻，已經失去意識十多年、不能言語的老人，左腿抽搐兩下，流出清淚兩行。
他一生為戲，舞臺，是他最魂牽夢繞的。
在中國話劇90週年座談會上，面對眾人的尊崇，於是之說：“我就是一演員，不要給我什麼‘劃時代’‘北京人藝的代表’這些稱號。
我就認一個死理兒，排練場上焦菊隱先生說‘錯了’，我就重來；說‘對了’，我就完成了。”
於是之被觀眾譽為“話劇界的梅蘭芳”“話劇之神”。
曹禺說他：風規自遠，才見天心。求藝無垠，可勝言哉。
於是之去後，北京人藝的一個時代也隨之終結。
《冰糖葫蘆》中唱得那句‘都說冰糖葫蘆兒酸，酸裡面還裹著甜’，依舊刻在每一個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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