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我十七岁。当时我已经是队上屈指可数的硬实劳力了。那年秋天，三牤子大爷让我当生产队长，说我肯吃苦，还读过几天书，说我识文断字的，他说他们认识的那几个字早就就着豆包吃了。
那时在生产队上的大院里，一些上了年纪的爷们都赞成，一些女劳力和如我一样年龄的劳力不同意，在他们看来，像我这个嘴巴都没长毛的半拉子劳力能胜任队长这个角色吗？而我那时从心里往外想试一试，别的队劳力的年终分红每个工分都能勾上四、五毛，而我们队拼死拼活干，到年终每个工分才勾上二、三毛钱，队上社员绝大多数年终都“涨肚”（就是挣的工钱入不敷出，俗称“涨肚”）。
尽管我作为半拉子劳力能挣点工分贴补家用，但是，那时我心中总有一个梦想，就是等到有朝一日能带领乡亲们在这穷乡僻壤干出点名堂，最起码，让我们这个队的工分最少每一个工分得勾上五毛钱，让那些淳朴但有时近似于愚昧的乡亲们生活状态有所改变。
中间没有太多波折，那一年我成了生产队长，也算一个奇迹，在我们公社，我是唯一的由半拉子劳力担当的生产队长。
那时乡亲们的思想，还是挺落后的，比如对待亲人得了病的这件事，因为当时家家都不富裕，能挺一挺的绝不去上县城的医院。邻居柴连秀的老婆二凤得了肺病，据说是肺气肿，柴连秀当时还是村小学的代课老师，就是这样的人还相信迷信，请大神给他老婆看病。那时农村也没啥文化节目，冷不丁来个跳大神的，人们趋之若鹜，前去看热闹。
记得那是冬日晚饭后的黄昏时候，柴连秀家屋里屋外挤满了人，都在看大神在给二凤跳神治病。那时农村经常停电，柴连秀家点着煤油灯，昏黄的灯晕里大神和二神哼哼呀呀，我至今记得有两句唱词：“文王鼓武王鞭，打马扬鞭我就下了高山哪......”
二凤在灯光下，虚弱的身子一阵阵咳嗽，柴连秀在一旁安慰道：“大仙家看完，咱们就会好了”我挤过人群来到屋里，感觉自己不像队长倒像个愣头小子，对那两位大神二神说：“别在这糊弄人了，快点走人吧”
大神二神面面相觑，竟不知咋应付我，倒是一旁的柴连秀双手合十在自言自语：“宁可信其有，死马当活马医吧”。那个大神看我这么一说倒是身体也不哆嗦了，似乎睡醒了一样，拿起那把鼓，说：“老柴呀，把那只公鸡给我拿着，对了，还有那二尺红布，我不拿走，你家老娘们这病不能好”。而柴连秀倒是也乖，去鸡架把那只早已拴住腿的大公鸡拽出来，忙不迭地抱着送给那个大神.........
我无话可说，那时正是文革后期，柴连秀也不咋正经教课了。那时我很悲哀，悲哀夹杂着苍凉，我即便是一个生产队长，但是我无能为力，我改变不了一些人愚昧的思想。
半年后二凤婶终于还是死了，我领着社员去帮忙，把生产队最好的三马一挂的马车派去了，拉着装着二凤婶的棺材，往北边乱葬岗去，那里埋着村里的先人，那时还流行墓碑，经年累月，有的乡亲们已无法辨认自己故去的先人的坟茔了。我们把二凤婶埋在一个向阳的土坡山，人哪，来人世一遭，荣辱成败、顺境逆流、天灾病业，到头来谁都会终究归一抔黄土。
那时村里屯亲九舅说：“二孩子队长，我看咱们队整个小铁匠作坊能行，那看十里八村的队上的马钉马蹄子都上康金井去，钉一个马蹄子至少得五元钱，这个买卖不错”
九舅的话，我动心了。那时马是队上的最大功臣，没有它们，靠人扛肩挑能出多少活呀，但是马的四个蹄子一年得钉一回马掌钉，因为马经常干活，马掌如果磨平了，会抓不住地，也使不上劲。
那年我在队上的后院的马棚里号召社员搭建一个土炉子，让九舅和姜大嚎干这个，专门给马钉掌子。我又在队部西屋整了一个豆腐坊，让老实巴交的马文生做大豆腐，那匹独眼大青马岁数大了，也干不动活了，让它拉磨。.........
一年下来，年终分红，队上的地收获的粮食除了送公粮的，还剩下不少粮食。家家都分不少。小铁匠炉，豆腐坊的收入都算上，老会计李凤鸣乐得合不上嘴：“队长，你说每个工分勾多少钱？”没等我猜呢，他急不可耐的说：“五毛二分”。
我记忆尤深：那年我们队里的场院，无论男女老少，欢呼雀跃，那一年，队上年终分红，没有一个社员“涨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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