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言作天子则得自尊崇，无所畏惧，朕则以为正合自守谦恭，常怀畏惧。——李世民
如果要在中国历史上找出一对最具代表性的模范君臣，我相信大多数人的选择会是唐太宗和魏征，这两个人，一个犯颜直谏，一个虚心纳谏，留下了一段段君臣佳话。
《资治通鉴》载：李世民曾得到一只漂亮的小猎鹰，相当喜欢，正在把玩之际，魏征来了，唐太宗害怕魏征指责他不务正业，于是便把猎鹰揣在了怀里，结果魏征发现了猫腻，故意拖长了时间，就这样，这只猎鹰到最后活活地被闷死了。
（谏臣魏征）
我们知道，自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以来，中国古代历来都是崇尚“君权至上”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而像唐太宗和魏征这样臣子威慑皇帝、皇帝害怕臣子的，在古代几乎可以定义为“有悖天理”了。
而当我们把眼光放到整个唐朝时，竟会发现，唐太宗和魏征的这种“和谐”竟然不是个例，唐朝的臣子们对皇帝都具有相当大的约束力。
比如武周时期，谏官朱敬则曾在奏疏中公然干预武则天的私生活，直言武后弄了太多男宠，应该节制；又再比如大诗人白居易，曾大写《长恨歌》讥讽唐玄宗，结果还被当时的皇帝唐宪宗直夸有才……
反观其他朝代，不管是唐之前的汉朝，还是唐之后的宋元明清，都有出现过像“文字狱”之类的，臣子惹怒皇帝而被逐或被杀的事件。
（清朝的文字狱）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唐朝的皇帝们如此“没人权”，而唐朝的大臣们又如此“嚣张”呢？别急，我们先从一项制度说起。
唐朝的封驳制度
我们还是先看魏征，要想了解为什么唐太宗这么“惧怕”魏征，我们有必要先看下魏征的官职。
魏征在唐太宗手底下做过的最大的官是侍中，在唐朝，侍中是门下省的一把手，也是名义上的宰相。而历史书上讲过，在唐朝确立的三省六部制中，门下省是负责审核的。
（三省六部制）
唐制：凡诏敕皆经门下省，事有不便，得以封还，而给事中有驳正违失之掌，著于六典。——顾炎武《日知录》
从顾炎武先生的这句话中我们可以得出：在唐朝的中央官制中，凡是皇帝的命令（诏、敕均为皇命）在下达执行之前，都会交由门下省审核，如果门下省觉得诏令不妥，便可进行封还、驳正，而在门下省中行使这种封驳权的是则是给事中（门下省的中级官员）。
这下知道魏征为什么能够威慑到唐太宗了吧，魏征所执掌的门下省，掌握着对皇帝一切命令的封驳权，而魏征作为门下省的老大，更是拥有给事中、黄门侍郎（门下省的上级官员）之上的一票否决权。也即是说，唐太宗这个皇帝能不能说的算，还得看魏征的脸色。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唐朝的封驳制。
封驳制的起源和形成
封驳制并不是唐朝首创，而是经过了长时间的演化，最终在唐朝确立。
封驳最早可以追溯到西汉时期，《汉书》记载，汉哀帝时期，欲封宠臣董贤为侯，时任丞相的王嘉“封还诏书”，这是封驳第一次出现在史书上。
到了东汉，汉明帝时期，众大臣遇事都明哲保身，逃避罪责，唯独尚书仆射钟离意“独敢谏争，数封还诏书，臣下过失辄救解之。”
（钟离意）
可以看出，两汉时期封驳的出现是极具偶然性的，是建立在臣子的主观能动性上的，并没有形成既定的制度。
随后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统治者们为了平衡权力日益膨胀的中书省，增设了门下省：
（南朝陈）其有特发诏授官者，即宣付诏诰局，作诏章草奏闻。敕可，黄纸写出门下（省）。门下答诏，请付外施行。又画可，付选司行召。——《隋书·百官志》
因此，在南北朝时，诏书的下行就已经开始要经过门下省的审核了。门下省审核权的确定，标志着出令、审核、执行，三省三权分立模式的最终形成，也为封驳制接下来在唐朝确立奠定了基础。
到了唐初，李唐统治者为了巩固来之不易的江山，开始了对中央官制的改革，在确立了三省六部制的同时，又着重强调了门下省的封驳之权。
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唐太宗
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应论执。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异。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必择才也！——唐太宗
唐太宗曾不止一次提及职能部门不能一昧的“顺旨而行”，对于“违误”的诏敕应该立行封驳之事，在唐太宗的极力促成下，封驳制最终在唐朝确立。
（唐太宗李世民）
封驳制在唐朝确立后，随即在君臣之间风行起来，唐太宗善“纳谏”，臣子们勇于“进谏”，“主正臣直”蔚然成风。魏征的“数十余万言”、戴胄的“犯颜直谏”都是那个开明时期最真实的写照，贞观之治也在这种良好的政治氛围下开启。
太宗之后，封驳制继续在唐朝实行，并逐渐形成一项成文的政治制度。据相关学者对两部《唐书》的考证，封驳制下的唐朝，谏官进谏的成功率超过68%，而且终唐一朝，从未出现过臣子进谏失败而惨遭处决的案例，这种开明的政治环境在整段中国历史中都是极为罕见的。
到了唐后期以及五代年间，军阀割据，天下大乱，封驳制一度被废止，后来北宋建立后，承接唐制，又恢复了封驳制，封驳制得以继续在宋朝大放异彩。
（宋朝文明）
宋以后，中国的政治文明在蒙古的铁骑下被粉碎，封驳制也随之销声匿迹。明清时期，统治者们再次把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推向了极致，封驳制也就在没出现过在历史的舞台上。
纵观封驳制的整个“生命周期”，总结起来就是：起源于两汉，肇基于南北朝，确立于唐初，盛行于唐宋，消失于元明清。而封驳制盛行的唐宋时期同样也是公认的中国政治文明的巅峰期，封驳制的兴衰恰是中国政治文明兴衰的一个缩影。
那么，从两汉到明清这么多朝代，为什么封驳制单单在唐朝形成并兴盛呢？我们继续分析。
封驳制为何会形成并兴盛于唐朝
封驳制之所以形成并兴盛于唐朝，笔者认为有以下两个关键原因：
- 魏晋以来，“半贵族社会”的影响；
- 李唐“胡汉相融”的特殊血统。
我们一个个来分析。
1.“半贵族社会”的影响
首先我们得知道什么是“半贵族社会”。
在科举制出现之前，中国历代的选官制度主要是“察举制”，举荐为主，考试为辅。虽然“孝”、“廉”的判断标准看似公平公正，但是却极易被拥有“察举权”的核心官员所操纵，从而导致一人当官、则世代当官，比如我们所熟知“四世三公”的袁绍。
到了魏晋时期，察举制的加强版“九品中正制”更是彻底沦为了门阀世家的统治工具，最终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极端局面。
这种局面下，虽然爵位、官位没有明确世袭，但是却一直在上流社会转来转去，国家的核心资源也都掌握在这些世族大家手里。为了区别于先秦时期分封制下的贵族社会，我们把这一时期称之为“半贵族社会”。
在“半贵族社会下”，统治者们在面对这些世族大家时，只能选择与他们分享权力。比如东晋的司马睿，从东渡到登基，主要依赖了北方大族琅琊王氏的大力支持，因此以王导、王敦为代表的王家几乎把控了整个东晋，“王与马、共天下”典故正是源出于此。
（王与马、共天下）
渐渐的，皇室与上层精英共治天下的观念被树立了起来，一直延续到南北朝，起源于北朝的李唐当然也深受此观念的影响，在这种观念的加持下，封驳制在唐朝出现也就不奇怪了。
2.李唐“胡汉相融”的特殊血统。
我们知道，唐朝传承自隋朝，隋朝传承自北周，而北周政权建立的基础是以宇文泰为核心的“八柱国十二将军”，也就是日后著名的“关陇集团”的源头。李世民的曾祖父李虎更是“八柱国”其中之一，世世代代与胡人通婚。
而关陇集团在建立之初便遵循两个原则：
“融冶关陇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
“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徒之事”
即胡汉相融、文武合一，因此从本质上来讲，李唐政权其实是那个时代民族大融合的“产物”，自带“混血体质”。
（唐朝传承自北周）
传承自关陇集团，自带“混血体质”，这使得李唐在建立之初就极具包容性，同时深受胡人文化影响的李唐对于纲常伦理本身就不怎么重视，要不然唐朝也不会发生儿子娶小妈、老子娶儿媳这些荒唐事儿。
因此，封驳制这种挑战皇权、挑战伦理的制度当然最适合在包容且不惧纲常的唐朝形成了。
综上，“半贵族社会”是外部的大环境，“胡汉相融”是内部的特质，内外共同作用，最终使封驳制在唐朝被催生并兴盛起来。
总结
自秦始皇统一了六国，建立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国家并确立了皇帝制度后，集权与专制便一直都是历朝历代的政治主题。
封驳制能够在这种环境中逆流而上，对皇帝的诏敕提出质疑并进行驳正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这种进步却是缓慢的、局限的。
其缓慢性在于从两汉的起源到唐朝的确立，封驳制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而局限性在于，即使封驳制在唐朝形成，也是在“半贵族社会”、“胡汉相融”的共同作用下确立的，随着这两个因素的消失，封驳制也随之消失，从而使唐宋时期成为了中国政治文明史上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
（我是李沐茗，为你解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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