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晚唐社會現實的衰頹促使詩人沉入歷史、緬懷過往，導致詠史懷古題材的興盛。此類詩作反思、批判意識很強，比較有代表性的有杜牧的詠史七絕。不過，宋代以來的批評家屢屢指出杜牧的詠史七絕喜好推翻成說，出奇立異，甚至批評某些詩作因過分求新而“叛於理”、“不顧理”。表面來看，杜牧詠史之求新立異，可歸結為詩歌創作的一種修辭技巧，但深層反映的其實是中唐以來就存在的關於理、辭兩種文學創作原則的討論，以及杜牧本人對“理”的追求態度。

就杜牧自身的文學觀念來說，他曾批評李賀辭勝於理；在大量的創作實踐中，他對理的追求和呈現也是極為明顯的。因此，杜牧看似“不顧理”的詠史七絕創作，是否真的與其一貫的文學觀念相矛盾，這就有再予思考的空間。今天筆者就帶領大家一起來看看。

杜牧（803年-約852年）

一、從杜牧對李賀詩歌的評價來看其對辭和理的態度

1、杜牧對李賀詩歌的評價凸顯了他對“辭”的態度

在評價杜牧詠史七絕的“叛理”傾向前，有必要先對杜牧本人的創作觀予以闡述，特別是圍繞理、辭兩種文學觀念所表現出的態度。

文宗大和五年（８３１），杜牧應沈述師之請，為其保存的李賀詩集作序，序中評價李賀詩歌的特點是：

“雲煙綿聯，不足為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為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為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為其勇也；瓦官篆鼎，不足為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為其色也；荒國陊殿，梗莽丘壟，不足為其恨怨悲愁也；鯨呿鼇擲，牛鬼蛇神，不足為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乃賀所為，無得有是！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嘆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

杜牧連用了九個“不足為”，以它為界，其後面所出現的“態”“古”“虛荒誕幻”等，指向的是李賀詩作語辭、風格、內容諸方面的特點；不過，如杜牧在“不足為”前面所列舉的那些描述性詞語所言，無論是日常習見的“水之迢迢”，還是略顯荒僻的“荒國陊殿”，甚至是帶有想象虛擬的“牛鬼蛇神”，都無法完全傳達出李賀詩作的特點。

李賀詩集

可以說，李賀的詩歌世界超出了一般人的經驗世界，甚至是一般人所能想象到的“附屬於易於接觸的經驗世界的神仙世界”。元和四年，李賀曾撰《高軒過》贈給韓愈、皇甫湜二人，詩中雲：“筆補造化天無功。”所謂的“筆補造化”。就是以文字來創造新的世界、表達新的體驗，這不僅是韓愈詩作的特質之一，也恰恰可以概括李賀的詩歌追求。

值得注意的是杜牧在稍後的評價中明確引出理、辭的批評原則：“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具體來看，這句話包含三層意思：

• 一是李賀詩“辭”“理”兩面都有與《離騷》近似處；

• 二是李詩雖近似《離騷》，但在“理”方面其實是趕不上的，倒是“辭”有超過之處；

• 三是李詩重辭輕理、辭勝於理。

從上下行文的脈絡來看，杜牧所謂的“辭”指的是語辭的形式、風格、表現等，也就是九個“不足為”所呈現的，而“楚辭”正是注重辭藻、想象的文學形式。“理”指向的是語言文字的內容及意義，如他認為《騷》之“理”就體現在“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這裡“感怨刺懟”“君臣理亂”指的是“理”應有的內容，而“激發人意”強調的是“理”的意義，它應具有一定的社會性。

詩人李賀

2、探索杜牧對“理”的態度

不過，杜牧對“理”並未詳加闡述，也就給後人帶來了理解上的差異。如：陳子建認為“宜解作情理事理，亦即詩歌創作應當遵循的章法規矩”。美國學者宇文所安則認為此處的“理”在唐代語境下應“翻譯成‘事物之秩序’和‘秩序’”，反映到李賀詩作中，這“理不及”是說“缺乏唐代價值觀中那種涉及社會政治世界的深度”。陳氏之所以未將“理”理解為一般意義上的“思想內容”，部分是因為他和古今很多學者那樣，都注意到李賀詩歌中確實存在一些反映社會矛盾、表現進步精神、抒發壯志難酬的作品。

比如描寫採玉工人艱辛的《老夫採玉歌》，反映農村租稅繁重的《感諷五首》其一，對皇帝求仙有所諷刺的《金銅仙人辭漢歌》等。陳氏的觀點有其合理性，但並不符合杜牧上文的語意，因為如杜所說，李賀詩作並不是沒有“理”，而只是在“理”方面表現得不夠。李賀的詩歌實踐中確實有一些反映社會矛盾的作品，但並不多，恰是“理不及”的表現，而且最重要的是李賀這類作品，其主要意圖並不是像新樂府詩人那樣重在美刺現實，而是更強調錶現一己的切身感受，

《老夫採玉歌》描述了採玉人生死關頭的剎那間

仍舊以杜牧上文提到的“探尋前事”作品來加以說明，他稱引了《金銅仙人》《宮體謠》兩詩。前詩雖慨嘆了漢武帝祈求長生的虛妄，但從其小序中強調“諸王孫”的身份已能看出，詩篇的主旨是借金銅仙人這一前朝遺物，寄寓家族與自身淪落的衰敗之感。至於後詩，即李集中的《還自會稽歌》，序雲：

“庾肩吾於梁時嘗作《宮體謠引》……及國世淪敗，肩吾先潛難會稽，後始還家。僕意其必有遺文……故作《還自會稽歌》以補其悲。”

這是代古人言的雜擬體，李賀遐想一位古人在面對“國世淪敗”時所可能有的感受，而“吳霜點歸鬢，身與塘蒲晚”的身體描寫與詩集中大量描寫自身疾病的句子相類（如《出城寄權璩、楊敬之》的“何事還車載病身”），可以看出李賀是將自身的生理現象投射到古人身上，因而本詩最終想展現的不在家國社會的層面，而是自我面對衰敗時的幽眇之思。除去這兩首詩例，不妨對比李賀、杜牧針對秦始皇的兩篇詩作：

“秦王騎虎遊八極，劍光照空天自碧。羲和敲日玻璃聲，劫灰飛盡古今平。龍頭瀉酒邀酒星，金槽琵琶夜棖棖。洞庭雨腳來吹笙，酒酣喝月使倒行。銀雲櫛櫛瑤殿明，宮門掌事報一更。花樓玉鳳聲嬌獰，海綃紅文香淺清，黃鵝跌舞千年觥。仙人燭樹蠟煙輕，清琴醉眼淚泓泓。——李賀《秦王飲酒》

始皇東遊出周鼎，劉項縱觀皆引頸。削平天下實辛勤，卻為道傍窮百姓。黔首不愚爾益愚，千里函關囚獨夫。牧童火入九泉底，燒作灰時猶未枯。——杜牧《過驪山作》

兩篇同屬“探尋前事”之作，但差異是很明顯的：李詩想象出一番宮廷夜宴，在慾望聲色的極力呈現下，表現的是詩人一己對於時間、死亡的沉痛體驗；而杜詩以客觀的史實為線索，導向的是對秦朝二世而亡的歷史思考，其主旨與《阿房宮賦》相近，都有以古鑑今的社會關懷在內。李賀的“探尋前事”，正因指向不在外部現實社會，而往往歸結於自身一己的體驗感受，所以才導致杜牧評價此類作品是：“今古未嘗經道者”，“離絕遠去筆墨畦逕間”。

採風中的李賀

二、杜牧的創作觀念與唐朝的“奇辭正理”之風尚

1、《答莊充書》中展現出杜牧的創作觀念

從《李賀集序》中可以看出杜牧希望文學兼有理、辭兩面，但並不贊同重辭輕理、辭勝於理的創作態度，那麼杜牧對於理、辭之間的關係究竟如何處置呢？要深入解釋這個問題，就必須瞭解杜牧整個的文學觀念，並適當考察中唐以來針對理、辭關係所出現的一些爭論和文學實踐。只有如此，才能明晰杜牧的探討是基於更為廣闊的文學背景下展開的。

杜牧在《答莊充書》一文中曾闡明自己的創作觀念：

“凡為文以意為主，氣為輔，以辭彩章句為之兵衛，未有主強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言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闤闠紛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樸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辭，辭不能成意，大抵為文之旨如此。觀足下所為文百餘篇，實先意氣而後辭句，慕古而尚仁義者，苟為之不已，資以學問，則古作者不為難到。”

這裡涉及意、氣、辭彩、章句四個文學概念。從下文“文彩辭句”的稱謂來看，杜牧所謂的“辭彩”指的是語辭的文彩方面，而“章句”亦稱辭句，應偏重語辭的組織形式、章法結構方面：它們都側重在外在的形式，所以杜牧譬之為“兵衛”，以華赫、莊整為修飾語。另外，從“先意氣而後辭句”的表述來看，杜牧所謂的意、氣，既與辭、句對列，那麼也就是偏重於內在的內容方面。聯繫第一部分對“理”、“辭”的探討，意、氣近於“理”，而辭、句應歸於“辭”。在杜牧看來，四者之中，當以“意”為主，先立意方能遣辭，且意勝者即使辭樸也不影響文之高明。由此可見，如果以理、辭來概括這裡的文學概念，杜牧明顯認為“理”應該重於“辭”，起統領主導的作用。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杜牧認為莊充假以時日，能達至“古作者”的境地。“古作者”的標準，在這裡就是前文所說的能“先意氣後辭句”、“慕古尚仁義”，從語詞的對稱來看，杜牧的“意氣”包含了“仁義”的要求，是“意氣”所指的具體化。在古代社會，“仁義”屬於家國倫理層面，具有嚴肅的社會性。如此，“意氣”的內涵確實與前文探討的“理”的追求是相一致的。

意氣包含了仁義

2、裴延翰的思想中折射出杜牧對辭和理的追求

正因為杜牧的文學創作明顯貫穿著“理”的追求，相關的序傳對此也都予以強調申明。如杜牧外甥裴延翰所撰的《樊川文集序》有云：

“文章與政通，而風俗以文移。……是為理具，與運高下。……然騷人之辭，怨刺憤懟，雖援及君臣教化，而不能霑洽持論。……賈、馬、劉、班……必不空言。言之所及，則君臣禮樂，教化賞罰，無不包焉。竊觀仲舅之文……栽培教化，翻正治亂……皆能採取前事，凡人未嘗經度者。……然未始不撥劚治本，緪幅道義，鉤索於經史，牴御於理化也。”

裴序從文章與時代雙向互動的觀念出發，認為文學為“理”之“具”，而理的內容和意義正反映在教化、禮樂、治本等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這段敘述有兩處和《李賀集序》相呼應但又有所不同。一處是“採取前事”和杜牧評價李賀的“探尋前事”，如前所論，李賀的前事往往基於想象夢幻，所表現的也多為一己的體驗感受，這與杜牧前事多面對前朝當代的具體社會問題有很大不同。另一處是對楚辭的評價：“怨刺憤懟，雖援及君臣教化，而不能霑洽持論”，它和《李賀集序》“《騷》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的敘述相比，明顯對楚辭有批評之意。

裴序認為楚辭不能“持論”，所謂的“持”，指的是理、辭的平衡。就楚辭來說，它確實存在“尚辭”傾向，六朝人就曾將漢以來辭賦文學的“尚辭”之風推溯到楚辭，如《文心雕龍·時序》所言：“爰自漢室，迄至成哀，雖世漸百齡，辭人九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因此，楚辭雖兼有辭、理，但辭還是勝於理，這和杜牧以理為主、以理統辭的觀念並不相符。裴序對於楚辭的批評意見，很可能反映的正是杜牧原有的觀念。

裴延翰作序的《樊川文集》

就中國文學發展的實際而言，先秦諸子時代，辭、理已成為基本的文學批評理論範疇，其後兩者的內涵、外延皆有不同程度的擴展變化，並發展成為中國古代文學非常重要的理論命題。至於辭、理在文學實踐中的呈現原則，較正統的觀念是重理輕辭，以理為主，如《孔叢子·嘉言》所言：“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為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較主流也較通達的觀念則是辭理相稱，如孔子所說的“文質彬彬”（《論語·雍也》），又如揚雄所謂的“事辭稱”（《法言·吾子》）。這兩派觀點都反對以辭凌駕於理之上。

如上文所說，楚辭雖辭理兼具，但辭仍勝於理，李賀樂府歌詩創作受楚辭影響頗深，其在尚辭輕理方面是更進一步了。李賀之所以如此，既有自身獨特的個性因素外，也不能脫離中唐整個社會文化變革的影響。唐人李肇曾概括中唐文化特徵是：“元和之風尚怪也。”所謂的怪，就是異於常態，指的是以元和時期（８０６～８２０）為代表的中唐社會普遍存在的反常心理。反映在文藝領域，便表現為追求新奇、力避常俗、多方創新。從詩歌來說，就有韓愈、孟郊、李賀等人尚怪奇、重主觀的詩歌思想及創作。

辭理兼具的楚辭

3、中唐詩中的奇辭與正理

中唐詩的創新尚奇，仍屬於理、辭之辨的一種表現形態，因為尚奇最明顯的表現就是辭句的奇，像明人李東陽評價韓孟詩派諸人的創作時說：“李長吉詩有奇句，盧仝詩有怪句，好處自別。”不過，雖然尚奇是尚辭的表現之一，但並不意味著完全忽視“理”的價值。值得注意的是皇甫湜《答李生第二書》的一段言論：

“夫謂之奇，則非正矣，然亦無傷於正也。……夫文者非他，言之華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務奇，然亦無傷於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難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

皇甫湜肯定了文是要通理的，也就是不輕視理，而且最好的典範是以奇文通正理。這裡看似理、辭兼重，但其實是借理來肯定辭的價值，為尚辭尚奇提供可靠的理論依據。皇甫湜的言論是針對散文而言的，但其實也反映在韓孟詩派的思想及其創作中。李賀的創作上文已有闡述，此再引韓愈略作申解。

貞元十一年（７９５），韓愈致書宰相評價自己的詩文創作是：“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

這裡的敘述和杜牧《李賀集序》“《騷》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非常接近，因為韓愈提倡不平之鳴，這和楚辭相符。不過，韓愈強調了辭的“奇怪”，並認為只要不違背“教化”，那麼它就具有合理性。這和皇甫湜的意見是一致的，說明在中唐詩文領域確有以奇辭通正理的觀念。這一觀念在創作實踐中，其實存在兩種可能。一種是奇辭確能表達正理，且時有驚心動魄的效果，如韓愈五古《苦寒》以極度誇張奇幻的語言寫嚴寒之苦：

“草木不復抽，百味失苦甜。兇飆攪宇宙，鋩刃甚割砭。……而我當此時，恩光何由沾。……啾啾窗間雀，不知已微纖。……不如彈射死，卻得親炰燖。”

觀“恩光何由沾”一句，可知韓愈不過是借苦寒表達對朝廷不能引納寒士賢才的不滿。詩人的鬱怒不平，通過奇辭怪象得以極力宣洩。另一種可能則是因重奇辭而掩蓋了理的表達。如韓愈時有駁雜無實之說（張籍《上韓昌黎書》），甚至以戲為文，為此友人張籍、裴度皆曾予以批評，裴度因而提倡“不詭其詞”“不異其理”，要像經典那樣“至易”“至直”，不用“奇言怪語”（《寄李翱書》），這實際是提出了詞（辭）、理的規範問題。

韓愈的圖像

三、杜牧詠史絕句中體現出“理”與“辭”

杜牧創作詠史類詩歌，與其繼承了家族，特別是祖父杜佑的經世致用之學有關。前引杜牧《上李中丞書》說自己讀書所關心的是“治亂興亡”“財賦甲兵”“古人得失”等，杜牧詠史詩所反映的問題也基本不出這個範圍。

不過，杜牧詠史絕句所立的“意理”卻常引起批評家的非議。這類批評主要是圍繞《赤壁》《題商山四皓廟》《題烏江亭》三首詩歌展開的：

• 第一首題詠赤壁之戰，杜牧未喜歷史實有的勝，反倒憂歷史未有的敗，因為在他看來勝利不過是得益於偶然來到的東風，那些已定的歷史卻被偶然的因素影響著，於是當代人所看到的歷史並非必然是這樣的，它存在或然性。

• 第二首關涉漢初兩個事件：一是高祖欲廢太子盈（呂后子），改立趙王如意（戚夫人子），呂后用張良計延請高祖敬重的四皓出山輔佐太子，使其得以即位；二是劉邦死後，嗣位的惠帝劉盈為人仁弱，呂后擅政，大封呂姓。呂后死，太尉周勃謀誅諸呂，嘗行令北軍說：“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因得北軍支持，諸呂被誅殺，其後迎立代王，是為漢文帝，漢室得以存繼。在杜牧看來，四皓輔佐太子繼位並非真正的安了劉，因為太子懦弱（柔），諸呂勢大強悍（強梁），滅劉的危機始終存在，此後若非得到賢臣，特別是軍隊的有力支持，安劉又從何談起呢？前人多稱讚四皓的擁劉之功，是沒有抓住問題的關鍵，這就是杜牧想表達的。

• 第三首關涉楚漢相爭項羽兵敗事。關於項羽敗亡之因，《史記·項羽本紀》的論斷切中肯綮：

“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

杜牧

司馬遷的評價基本成為此後共識，但杜詩偏從反面立意，認為項羽仍有可興之機。前引裴度之言曾涉及理、辭的規範問題，他認為應“不異其理”，杜牧的作法現在就屬於“異其理”，因此招致後世的批評，其中較有代表性的如下：

“牧之於題詠，好異於人，如《赤壁》……《題商山四皓廟》……皆反說其事。至《題烏江亭》，則好異而叛於理……項氏以八千人渡江，敗亡之餘，無一還者，其失人心為甚，誰肯復附之，其不能捲土重來決矣。（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

“百戰疲勞壯士哀，中原一敗勢難回。江東子弟今雖在，肯為君王捲土來？”荊公此詩，正為牧之設也。蓋牧之之詩，好異於人，其間有不顧理處。（宋·蔡正孫《詩林廣記》）杜牧之作詩，恐流於平弱，故措詞必拗峭，立意必奇闢，多作翻案語，無一平正者。……如《赤壁》……《題四皓廟》……《題烏江亭》……此皆不度時勢，徒作異論，以炫人耳，其實非確論也。（清·趙翼《甌北詩話》）”

胡氏認同司馬遷的意見，強調已失人心的項羽是不可能捲土重來的。蔡氏還引了王安石的相關題詠作對比，較有意思的是，即使是好發異論的王安石在面對項羽敗亡這一既定事實時，也沒有再立異理，由此更可見出杜牧言論的反常，已完全越出正理的規範。

除這三首被視為“異論”的詩歌外，杜牧另有詠史七絕《題桃花夫人廟》：“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墮樓人”，後人往往認為其表達了有關風教的正理：

“以綠珠之死，形息夫人之不死，高下自見。而詞語蘊藉，不顯露譏訕，尤得風人之旨耳。（清·趙翼《甌北詩話》）然此題自以有關風教為主，杜大義責之，……能訂千古是非，信然。（清·潘德輿《養一齋詩話》）”

桃花夫人即春秋的息夫人，因貌美引起楚國覬覦，最後導致息國滅亡；而與之對比的是西晉石崇的寵妓綠珠，同樣因貌美為孫秀所求，石崇拒之，孫秀後矯詔收押崇，綠珠感崇之寵愛，自投樓下而死。面對家國、恩遇，兩人一活一亡，杜牧顯然更讚賞綠珠的態度。且不論杜牧本詩是否有題外意，只就古代正統思想來看，綠珠通過死亡所傳達的家國觀念無疑更契合“風教”“大義”，而這也就是古人認可的正理。可見，杜牧詠史並非一味立“異理”。

杜牧的《題桃花夫人廟》

結語：

綜上所述，杜牧詠史絕句的“叛理”是針對古代之理的推翻，其目的是切入當世之理，即通過質疑、調侃古代來思考當代的家國君臣、禮樂教化之理。因此好異判理之譏，究其實際，是對理的追求趨於極致。其深層並不矛盾，而是理與辭的高度契合。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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