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拼音之父,用一輩子讓世界認識中國

他是拼音之父,用一輩子讓世界認識中國

為學有道,一生“有光“,

他是中國著名語言學家,學術界泰斗,

被譽為“漢語拼音之父”,

致力於語言文字研究,著述頗豐,

發表專著30多部,論文300多篇,

直至百歲高齡仍筆耕不輟,

相繼寫下《朝聞道集》、《百歲新稿》、《拾貝集》等作品。


1957年他主持修訂了《漢語拼音方案》,

在國內外產生深遠影響,

如今中國95%以上的電腦用戶,

都採用拼音輸入法,亦受惠於此,

這一局面他當屬居功至偉。

每個使用漢語拼音的中國人,

都應該記住他的名字——周有光


他是拼音之父,用一輩子讓世界認識中國


周老原本經濟學家,50歲改行鑽研語言學,

一路自學成才。

他的學術成果惠及四方,

耄耋老年仍舊勤學不止,

“終身教育,百歲自學”

周老好學至此,令我輩汗顏。


同時,

他淡泊名利、豁達樂觀的品質更值得你我學習,

為學有道,一生有光,

他經歷過戰爭時生死一線、

經歷過文革時下放幹校,

晚年又經歷喪妻之痛,喪子之哀,

可無論前路是什麼模樣,

周老始終笑對生活,滿懷希望,

即便現在他已經離去,

他仍給這個時代留下一個溫潤的慰藉,

讓人願意去相信:

生活是快樂的,世界是美好的。


1.

1906年,周有光出生於江蘇常州青果巷,

儘管家境貧寒,

但長輩十分看重對孩子的教育。

很小的時候,祖母就教周有光學唐詩,

母親則教他做人的道理:

遇事要樂觀,船到橋頭自然直。

這樣積極豁達的人生態度,深深影響了周有光。


周有光自幼便勤奮好學,

1923年,在常州中學畢業後,

他以優異的成績考上了聖約翰大學,

主修經濟學。

聖約翰是中國最早的一所大學,

也是當時全中國最優秀的大學之一,

知名校友眾多:

顧維鈞、林語堂、

宋子文、宋子良、

吳肇光、張伯苓等,

周有光躋身其中而未見絲毫遜色,

自是本身能力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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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聖約翰的讀書生涯對周有光而言意義重大,

在這裡他學到了簡單高效的學習方法:

讀書看報時,首先要問自己三個問題:

今天消息哪一條最重要?

為什麼這條消息最重要?

這條消息的背景你知道不知道?

為學有道,

這樣的學習方式影響和成就了周有光一輩子。


1925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

周有光改入光華大學繼續學習,

畢業後,周有光去了日本留學,

當時他非常仰慕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河上肇,

但遺憾的是,河上肇被逮捕入獄,

他未能如願做河上肇的學生。

1935年,

周有光放棄日本的學業返回上海,

應光華大學校長張壽鏞的邀請,

在光華大學附中教書,

同時在上海江蘇銀行兼職。


生活看似順風順水,

可隨之而來的一場戰爭攪亂了周有光平靜的生活。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

周有光帶領全家逃難到四川,

他先在新華銀行謀職,

後調入國民政府經濟部農本局任重慶辦事處副主任,

主管四川省合作金庫。


一家人在重慶度日如年,天天遭受狂轟濫炸,

活在戰爭的陰霾裡。

有一次周有光到郊區工作,

晚上到家時,只瞧見炸光後的一片廢墟,

家裡人躲到哪裡去都不知道。

還有一次,他下了班,

要坐滑竿渡過江到南溫泉,

滑竿下坡的時候,日本飛機來了,

一個炸彈就扔在周有光旁邊,

他被衝擊到溝裡,趴著不敢動,

幸運地是,他和死神擦肩而過,

一瘸一拐地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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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

周有光終於結束了提心吊膽地日子,

復回新華銀行工作,

第二年開始,先後被派往美國紐約、英國工作,

在美國信託銀行工作,

周有光已經做到了中上層水平。

在歐洲的時候,

他發現歐洲人對字母學很重視,

於是買了許多字母學的書自學。


1949年,周有光回國,

任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和上海財經學院教授,

並仍舊任新華銀行秘書長、

中國人民銀行華東區行兼職,


那時銀行界的人都知道有個聰明、有幹才的周有光,

他不僅辦事能力強,還搞研究。

1949年香港經濟導報社出版他的專著

《新中國的金融問題》

看題目就知道,在政權更替之際,

與許許多多選擇留下來建設新中國的知識分子一樣,

他是要以己之長報效國家。

周有光的思想其實很簡單,

他想學習經濟,好為祖國做些貢獻,

但歷史總會打亂一些計劃,

譬如抗戰,又譬如改行。


2.

50歲的年紀,是周有光人生的一道分水嶺,

向前看,是經濟學的“半途而廢”,

向後看,是語言學的“半路出家”,

放眼世界,

很少有人能在年近半百時改行從頭開始,

而周有光做到了,並且建樹頗高。


早在讀大學一年級時,

周有光就對語言學產生了興趣,

並積極參加了拉丁化新文字運動,

1954年,因為之前已發表、

出版過一些關於拼音和文字改革的論文和書籍,

周有光被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邀請擔任漢語拼音方案委員會委員。


第二年他參加了一個文字改革會,

會議上決定,周有光留在北京,

參加制訂漢語拼音方案,

任文字改革委員會第一研究室主任。

對於這樣的安排,

周有光選擇放棄了安逸的銀行工作,

從頭開始鑽研語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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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周有光從美國華爾街回到中國,

放棄高昂美元薪金;

放棄金融高管身份;

放棄寬敞的花園洋房,

住進簡陋的小屋;

如今他又要放棄上海安逸的銀行工作,

從頭開始另一個領域的研究,

放棄二字,談何容易,

可他只揮揮手,

就風輕雲淡告別了過去,

告別了那些優渥的生活。


周有光曾戲言,

自己50歲起由經濟學教授改行從事語言文字學研究,

前者是半途而廢,後者是半路出家,

兩個"半"字合在一起,就是個圓圈,

一個‘零’字,就是他的一生。

張森根說:

事實上,

周有光先生在學術生涯中所獲得的成功、成就和成績,

達到了近乎圓滿的境界。


三年磨礪,終於寶劍出鞘。

1958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漢語拼音方案決議,

同年,漢語拼音成為全國小學的必修課,

這個成就影響尤其深遠,

不但使中國的小孩子文盲能夠用這個工具識字,

更方便了中國學習外國的文化,

它是一個橋樑,

從沒有文化到有文化,

更架起了中外文化交流的橋樑。

比如中國名片上印有拼音,

那麼不懂方塊字的外國人也可以認出。


周有光在北京大學等高校講授漢字改革課程,

其講義《漢字改革概論》系統、全面地總結了

三百餘年漢語拼音字母的演進史和中國人自創拼音字母的歷程。

作為《漢語拼音方案》的主要修訂者,

“漢語拼音之父”的稱號周有光當之無愧,

他的成就讓人們看到

“學無止境、術無侷限”

年齡從來不是問題,

50歲,也僅僅是個開始。


放棄銀行工作,轉行研究語言學,

這一變動無意中幫助周有光

躲過了1957年在上海以經濟學界為重點的"反右運動",

卻沒能躲過十年動盪,“關牛棚”“下幹校”。


1966年,

周有光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

家裡的東西都被搬走,他被趕出了家門,

下放到寧夏“五七幹校”勞動,

期間不斷遭受唾罵和鞭打,

失去尊嚴,卑微無比,

活得都不像個人應該有的樣子。

這個時期,有的人就此消沉,有的人選擇隱忍,

而周有光卻能

“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


遭遇如此悽慌,他仍念念不忘學術研究,

在幹校勞動之餘,

他憑藉帶去的各種語言版的

《毛主席語錄》開始比較文字研究,

無論何種困境,都阻擋不了周老學習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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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周有光回到闊別已久的家中,

一切都變了模樣,但一顆為學之心不死。

他閉門謝客,一頭扎入語言學的海洋,

經他提議,1982年,

國際標準化組織採用《漢語拼音方案》為拼寫漢語的國際標準。

之後周有光繼續“發光發熱”,

他參與翻譯《簡明大不列顛百科全書》,

並擔任《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委委員,

《漢語大詞典》學術顧問。


經歷過戰爭、文革,苟全性命於亂世,

周有光已經無比通透豁達:

我能幸運地活著,要做一些有意義的事。

他85歲退休後,又一次轉行,

走出語言學專業領域,開始執筆寫作,

相繼出版《百歲新稿》《語言文字學的的新探索》、

《見聞隨筆》《學思集:周有光文化論稿》《周有光百歲口述》

《朝聞道集》《拾貝集》《文化學叢談》《靜思錄》


其中三部雜文集《朝聞道集》《百歲新稿》《拾貝集》,

被認為是既思想精深又簡明曉暢的適合大眾閱讀的“中國文化讀本”、

“普及常識的真話集”,

被稱為“中國思想啟蒙史上的傳世之作”。


《朝聞道集》出版後更是反響強烈,

2010年,

這本書在第十一屆深圳讀書月中被評為《年度十大好書》;

同年,周有光的名字登上《南方人物週刊》魅力榜,

成為“中國大音之魅”;

此外,他還獲得“中華文化人物”稱號。


周老90而學儒,百歲高齡仍舊筆耕不輟,

正是說明:

只要你有心,任何條件下都可以學習,

學習是一輩子的事,

無關年齡,只關乎內心。


3.

如果說周老的一生充滿傳奇,

那麼在傳奇的另一端是張家四姐妹中的二姐張允和。

張家四姐妹,個個蘭心蕙質,俱嫁得如意郎君。

大女兒張元和,嫁於崑曲名家顧傳玠,

三女兒張兆和,嫁於作家沈從文。

四女兒張充和,嫁於德裔美籍漢學家傅漢思。

而二女兒,便是才貌雙全的張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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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在周有光的主動寫信追求下,

與張允和正式進入了“戀愛季節”,

這場愛情來的溫潤如柔風,

自然而然走到一起,

又自然而然走了一輩子。

葉聖陶曾說:

張家的4個才女,誰娶到了都會幸福一輩子。

娶了張允和,周有光的確一生幸福,

結婚前,周有光給張允和寫信說:

我很窮,恐怕不能給你幸福。

張允和回信:

幸福要自己求得,女人要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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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後顛沛流離了十多年,先後搬家三十次,

周有光在前方奔波,張允和就穩定後方。

文革時期周有光被放幹校的時候,

獨留張允和一人在京,

幾乎所有的難都留給了她,

而在她柔弱的外表下,

是那般堅強的內心,

一切她都一聲不吭地扛了下來。

晚年時候,夫妻二人彼此共勉,筆耕不輟,

張允和寫下了《最後的閨秀》、

《崑曲日記》等書,

並續辦家庭刊物《水》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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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歲那年,

張允和提筆寫下早年與周有光定情的美文

《溫柔的防石浪堤》

“藍藍的天、甜甜的水、飄飄的人、軟軟的石頭。”

一個是紅粉麗人,一個是翩翩少年,

於那個長長的石堤上,將心交給了彼此。

從1933年兩人成婚,

到2002年相濡以沫半個多世紀。

人世滄桑,歲月無情,

經歷過戰爭的逃亡、經歷過文革的摧殘,

那些傷痛悲喜都已經離去,

惟獨張允和與周有光還恩愛如初,

兩雙手從稚嫩到長滿老繭,

仍舊握緊了對方。

他們相敬如賓,舉案齊眉,

每日要碰兩次杯,

上午喝紅茶,下午煮咖啡,

幾十年如一日。

那最好的愛情,莫不就是白髮蒼蒼,

依舊相執雙手,

像十八歲那年一樣,愛的熾熱,愛的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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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多情人不老,多情到老人更好,

漫漫人生路,

執一人之手,與一人白頭,

周有光與張允和走過風風雨雨,

卻能相互扶持讓彼此成為更好的人,

這大概是最好的愛情吧。


4.

縱觀周有光一生,

他的學術成就不僅僅侷限於一本《漢語拼音方案》,

他為現代文字做出的貢獻更是舉足輕重。

中國近代教育重古代,輕現代,

很多人提倡白話文,

但在大學裡卻為人所看不起,

很多人研究古代的文字,

卻很少有人研究現代文字,

周有光四處奔波,提倡現代漢字學。

並在北大中文系講漢字改革課,

整理成《漢字改革概論》這本書,

對中國的文字學意義重大。


不僅如此,周老還架起了中外文字交流的橋樑,

以前的國學大師總是研究中國古代的學問,

而未曾涉足於國外的東西。

周有光彌補了這片空白,

他將西方文化與中國傳統相結合,

得出很實用的系統結論,

寫了兩本關於比較文字學的書

《比較文字學初探》

《世界文字發展史》

影響深遠。

後來這本《世界文字發展史》進入“世紀文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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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周老還探索人類歷史發展規律,

提出“三段論”、

全球化時代“雙文化論”、

科學一元論以及華夏文化論等,

被視為“文化啟蒙、思想先驅”之作;

他提出的“要從世界看國家,不要從國家看世界”,

更體現了全球化時代的世界觀,給國人極大的啟迪。


周老經歷了滿清政府、北洋政府、國民黨政府、共產黨政府四個時期,

故被友人戲稱為“四朝元老”。

在這新舊學識交替的時代,

周老從容剖析,並有所建樹。

他的言論著述,平和、理性,

不帶情緒,只有對歷史負責的深邃思考。


許倬雲評價他:“繼承中國文化之結晶,

又接受現代文明之果實,融會貫通,

診脈中國痼疾,針砭當時弊病”。

李澤厚稱讚他:“不為潮流而動,

對任何尖銳的問題都保持清醒的頭腦和獨立的思考,

尤其不簡單”。


周有光見識廣博,讀書豐盈,

1985年在參與中美文化合作時,

因為敬佩周有光的博學,

連襟沈從文送他“周百科”的外號。


2006年1月13日,周有光年滿一百歲,

在他百歲壽辰上,

復旦大學校長王生洪認為:

“周有光是一百年來無數有志之士的精神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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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0月31日,周有光獲得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獎的特等獎,

(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獎為全國性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較高規格的獎勵。)

2008年《晶報》稱周有光“敢講一般人不敢講的話”,

具有“高明的處事哲學和積極達觀的心態”。


2015年周有光110歲壽辰,

詩人邵燕祥說:

“他是當代難得的智者、仁者和勇者。”

同年1月6日,

常州大學成立了“周有光語言文化學院”,

並聘請周老為終身名譽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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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因斯坦講過一句話:

一個人活到六七十歲,大概有十三年做工作,

有十七年是業餘時間,此外是吃飯睡覺的時間。

一個人能不能成才,

關鍵在於利用你的十七年,

能夠利用業餘時間的人就能成才,

否則就不能成才。


周有光正是如此的點滴積累,終有巨大成就。

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周老改了兩字:

學而不思則盲,思而不學則聾。

他晚年讀書寫作,鞭策自己:

“終身教育,百歲自學。”

聞之令人汗顏。


周有光一生嚴謹治學,

他曾說:

語言使人類別於禽獸;

文字使文明別於野蠻;

教育使先進別於落後。

學海無涯,孜孜不倦,周老終生篤行之。


5.

一位哲人曾說過:要麼你去駕馭生命,

要麼是生命駕馭你。

你的心態決定誰是坐騎,誰是騎師。


周老這一生不僅對社會極有貢獻,

更是經歷戰亂而不悲慼,

經歷批鬥而無怨尤,

晚年喪妻送子而不哀傷,

便在於他有良好的心態,

永遠積極陽光,永遠充滿希望。

真可謂:“有光”一生,一生“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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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身上發生過這麼兩件事:

曾經周有光張允和成婚是在30日,

當時有人說選擇這樣的日子結婚不吉利,

因為是月末,是個“盡頭日子。”

周有光偏偏不信邪,

他很積極地說:

“我相信舊的走到盡頭就會是新的開始。”

果然,兩人攜手走過半個多世紀,

婚姻美滿,盡享天倫之樂。


還有一次,

一位算命先生對周有光說你只能活到35歲,

那時周有光身體確實很弱,

可他卻活了比3個35歲還長,

周老不無幽默地說:

這不能怪算命先生,因為科學發達了,

我才能活得健康,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上帝也糊塗了,

把我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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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老活到112歲,

他的妻子張允和活到了93歲,

能長壽至此,與良好的心態密不可分。

張允和有個三不原則:

不拿別人的過失責備自己,

不拿自己的過失得罪人家,

不拿自己的過錯懲罰自己。

而周有光則有個三“自”政策,

“自食其力、自得其樂、自鳴得意。”

這與老伴的三不原則一唱一和遙相呼應,

這樣的好心態,

讓周有光從容地走過那些風風雨雨。


在“文革”期間,他被趕出了家門,

全家人只能擠在很小的房間裡蝸居,

收入僅能維持生計,

可他卻寫下了樂觀幽默的《陋室銘》:


山不在高,只要有蔥鬱的樹林。

水不在深,只要有洄游的魚群。

這是陋室,只要我唯物主義地快樂自尋。

房間陰暗,更顯得窗子明亮。

書桌不平,更怪我伏案太勤。

門檻破爛,偏多不速之客。

地板跳舞,歡迎老友來臨。

臥室就是廚房,飲食方便。

書櫥兼作菜櫥,菜有書香。

喜聽鄰居的收音機送來音樂,

愛看素不相識的朋友寄來文章。

使盡吃奶氣力,擠上電車,藉此鍛鍊筋骨。

為打公用電話,出門半里,順便散步觀光。

仰望雲天,宇宙是我的屋頂。

遨遊郊外,田野是我的花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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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榮譽於一身,文學界舉足輕重的人物,

周有光卻始終樸實無華,

他的書室只有9平方米大小,

一張80年代的舊書桌,一個大書架,兩張椅子,

就擠得滿滿當當。

人們都說書室太小,

周老笑笑:

心寬室自大,室小心乃寬。

是啊,書桌何須大,貴有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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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歲高齡,周老的心態實在好,

總是說自己只有14歲:

我覺得人生應當從80歲開始算起。

他常對著自己的光腦袋說:

我的頭髮還沒有長出來呢!

常有老年人說:

我老了,活一天少一天了。

周老卻十分樂觀:

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

我還要繼續讀書、思考和寫作。


周老樂觀豁達,更擁有超強的生命力,

晚年時期,他遭受過兩次致命的打擊,

一次是98歲那年送走相濡以沫的老伴,

另一次是110歲痛失哲嗣周曉平,

如此傷心事,周老都挺過來了。

曾經見到他的人,

看到他的表情和儀態竟如此超然物外,

不禁對這位老人肅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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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老德高望重,卻總是寬厚待人,

每年過生日,都有不少人去看望他。

葉芳曾說:近年周有光身體很弱,

坐那麼長時間聽別人說話是很耗費體力,

但他特別寬容,不會阻止別人說話,

靜靜等著人家離去,

這是一種很高的人格。

  更難能可貴的是,

譽滿天下的周有光從未故步自封,總是謙遜無比。

曾有一篇網上批評質疑他的文字,

周老非常認真地讀了一遍,毫無慍色:

“學術要討論,要你批評我,我批評你,才有進步。

有反對我的意見,我就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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耄耋老年,周老的生活越過越簡:

睡覺,吃飯,看書,寫文章。

近年很多人都提倡極簡主義,

拒絕紛爭而去追尋內心的平靜生活,

周老正是如此,

一生淡泊名利,唯重內心修養,

9平書室又如何?

精神上的愉悅,才是他真正的富有。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周老一生精於學術,樂於奉獻,

不計名利,豁達正直。

如今他雖然已經離去,

可他留下的學術財富和精神財富,

足以照亮我們前行的路程。

周有光,

為學有道,一生“有光”,

在他身上,

我們看到的不僅是一個孜孜不倦的學者,

更是一個對生活充滿希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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