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仲夏的某个凌晨，我走出成都一个叫贰麻的酒馆儿，月亮可能是有吧，要不我怎么一抬头，就看到我爸站在街角的老树下。
远看他像是扶着一根树叉，近看，他就不见了。
我的眼睛百思不得其解。
我想问问他过得好不好，怎么都不来我梦里。
他没给我机会。
从我记事起，所有人都喊我爸大老郭。
他有一米八的身高，肩宽背厚，走到哪里都像一座移动的小山。
东北的老房子门槛高，门却不高，无论去谁家，他进门时总要微微低着头，哈着腰。
这样的身躯让我爸稍显笨重，不那么灵活。
爸妈结婚的时候，奶奶给分了1000块钱债。
这是最特别的“聘礼”，也是奶奶独自抚养五个孩子长大的艰辛。
那是1985年。就是这1000块钱的债，压得他们多少年都喘不过气来。
但是年轻质朴的父母内心充满希望，他们觉得好好干活，好好过日子，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然而种地的收入总是很有限，年头忙到年尾，所剩无几。
我爸就在秧苗下地后进城，到工地上打工。
给田地除草放水的活全交给我妈。
村长有点霸道，我们这样贫穷又没啥根基的小户人家，给田地上水的时间总是排到晚上。
我妈一个年轻女人家，常给吓得连跑带颠的在那七亩地上奔忙。
农村的夜晚是有多黑？连手电筒都显得害怕。
大老郭没有一技之长，只能做小工。
用单轮车推水泥，搬砖头，磨得双手老茧常年不退。
他洗手的声音听上去就像蹭在一起的两张砂纸。多少年了，那声音都留在我耳朵里。
最初的日子就是这样推进着。
每一年比上一年，只能好那么一点点。
他们满足于这样的进步，虽然缓慢，但有盼头。
我上初三的时候，家里出了状况。
我生病了，病毒性心肌炎。昏迷了十几个小时，才算缓过来。
家里本就不多的积蓄，流水一样往医院里砸。
爸妈无奈之下，把老房子和宅基地一起卖给了一个早就相中那块地方的富户。
我们没有家了。家都变成药吃进我肚子里了。
这个病后续也是麻烦的，身体底子变差，容易感冒发烧。
那之后的好多年，我的生活只有两个状态：要么在生病，要么在上学。
常常是上学前还是好好的，不到两节课功夫就能直接烧到40度。
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多了，父母便没法放心我一个人在城里读高中。
他们决定陪读。
那是2002年，陪读在我们这个小县城很新鲜。
他们在学校附近租了平房，安顿下来。
家里只剩下一些黏米和白面。我既不爱吃黏米饭，也不爱吃面。
我妈拿着五块钱去买米，被米店老板的眼神刺得疼了半辈子。
大老郭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开始琢磨着各种能养家糊口的门道。
卖体力，蹬三轮车吧，他想。
因为几乎不要本钱，一辆三轮车，300块钱，往车上装好木板做的长凳，买上几块大海绵，配上我妈自己缝的橙黄色的绒布套子，一辆三轮车就成型了。
大老郭叫它“宝马”。一匹人力“宝马”。
从此他和很多拉车的伙计一起，在菜市场等客人。
刚来这里不久，很多客人要去的地方他都不知道，担心客人觉得麻烦，会不坐他的车，他便总是小心翼翼而且极度的客气有礼。
打开一个新局面多数是艰难的，在菜市场三轮车的江湖里也不例外。
排挤新人，互相抢客，不划算的活儿“让”给“看不上”的人。
大老郭开始没少吃过这样的亏。
为了有限的资源，为了各自的家人，底层挣扎的人们，难免有不够善良的时刻。
拉一个人，两块钱，两个人三块钱。
每天他回家拿出厚厚一叠钱来交给我妈，往往也只是几十块。
偶尔收入多了，他便开心的哼着《牡丹之歌》。
“啊……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啊……牡丹，众香国里最壮观”。
那跑调而高亢的歌声，把我们破烂的小家填的满满当当。
我最害怕在放学路上碰到回家吃饭的大老郭，我也从不带朋友回家玩。
我怕同学们发现那个霸占年级第一的女孩的爸爸，是个三轮车夫。
他是我的秘密。这样的“恐惧”填满了我整个高中。
有一天我又发烧了，妈妈去邻居家打电话给老师请了假，就带我去附近诊所打吊针。
我是这里的常客，隔三差五来报道。
我妈和大夫熟络得很。我在那里挂水，她们在一旁聊天。
一个女孩推门进来了，生活的编剧再一次展示了它的奇思妙想：是我同桌，崔海琳。
而此时我妈和大夫聊的是什么呢？
“哪天让你家大老郭来把我那旧洗衣机拉走，我也省的再去找三轮车了，钱让谁挣不是挣啊。”女大夫说。
我瞬间面红耳赤，我妈回应的什么我完全没听见。
崔海琳愣在原地。
她显然是听见了，但却为了自然地表示没听见而局促不安。
我愣的可能更要明显一些。
我感到从脊柱窜上来的凉意瞬间就炸到头顶。
如果可以，我真想当时就消失。
至今我都记得那天我的尴尬难堪。
崔海琳的爸爸养牛，然后卖给一个知名的牛肉公司。她家的收入不知比我家好多少。
我深深的痛恨我生长在这样的家庭，贫穷而无力。
从那之后一放学，我就戴上帽子，低着头快步往家走，这样我就不用看见可能会遇上的大老郭。
我最好谁都看不见。
窘迫和紧张的情绪，每天两次把我捆绑在这条回家的路上。
奇怪的是，大老郭也从来看不见我。
我曾偷瞄过他，他目不转睛的盯着路，抿着嘴，双手扶着车，表情也克制的很好，谁都看不出破绽，像是真的没有看见我。
我内心稍稍安定。混杂在熙来攘往的同学中，他没看见我，也是正常的吧。
我骗不了自己。
他怕他的职业给女儿带来难堪，于是小心的伪装着无数次“看不见”；
而我则是一边内心愧疚，一边继续虚荣跟可耻。
这才是真相。
在这四季分明的地方，树叶黄的总是很突然，用不上三五天，整棵树就秃了。
而后倏忽一个静静的夜晚，白雪就盖了满地。
漫漫严冬的开始，让大老郭连每天几十块的收入都保不住了，没有人愿意顶着零下二十几度的寒风坐敞篷三轮车。
可是大老郭凑不齐也舍不得3000块钱买带盖儿的电动三轮车，于是他就去“站大岗（市场上打零工的人等活儿干称为站大岗）”。
运气好的时候，会碰上拉煤的找人装卸车，活儿虽然又脏又累，但是给的钱多。
大老郭很乐意干。一天下来，煤灰铺的满脸都是，连鼻孔都能挖出二两，整张脸就剩下俩眼白忽闪忽闪。
他从不叫苦叫累，我一问他，老爸你累坏了吧？
他都说同样的话，累啥累，力气是个怪，用完它还在。
连捆稻草都抱不动的我，心知肚明，却无能为力，只好点灯熬油，拼命地学习。
渴盼着有朝一日，能把他肩上的重担扛过来。
干了重活，他总是一钻进屋就叫饿。
中午不管饭，随便买点什么垫垫肚子就对付过去了。
他哪里舍得花钱炒俩菜喝点酒，他还有个要上大学的老姑娘呢。
有一次，大老郭带着哭腔给我家邻居打电话，让邻居通知我妈去给他送点钱。
我妈吓坏了，以为他出了什么大事。
火急火燎的赶到他干活的小区，看见他正沮丧而颓败的坐在楼梯口抽烟，凝结在冷风里的白色烟雾和哈气，挡住他的脸，看不真切。
我妈问：“你咋地了？”
“我给人家搬家呢，抬立柜时不小心把一个玻璃音响打碎了，是主人家儿子从欧洲寄回来的。”我爸说。声音小的像个犯错的孩子。
“多少钱？”我妈叹了口气。
“好几千呢。”我爸红了眼睛。是一辆带蓬的电动三轮车的价钱。
“我穿太厚了，行动太不方便。我进门时忘了摘帽子，视线就被挡住了，都是怨我自己。”他显得语无伦次。
“我这也不够啊，能不能商量一下，慢慢赔？”我妈说。
主人家走出来，见到我可怜的大块头老爸，蹲在地上，满眼无助。
老头儿叹着气说：“算了，要是让你赔这么个东西，你这一冬天，就白干了。就和我儿子说，是我打碎的吧。”
父母千恩万谢的一番表示。却始终没敢说一句要赔钱的话壮壮志气。只是第二天提了些水果和酒送过去。
我听说这件事的时候，已是很多年以后，我已经能理解贫穷的威力，现实残酷，以及残忍。
尤其在你诸多牵挂之时。想要更有尊严的挺起腰杆，却只怕伤着所爱之人。
那种艰难的抉择，不比生死容易。
大老郭还干过一些很特殊的活。
有天半夜，他的工友老马来敲门，说石莲小区死了个老太太，老头不想火化，儿孙们又远在外地，一时赶不回来，屋里烧着暖气不能久放，想趁夜背下楼入棺，拉走埋了（当时已经不允许土葬，城市居民尤其不好私自土葬）。
大老郭明白了，这是请人带死者下楼啊。
他洗把脸就跟老马走了。那
天他们不仅把死去的老太太抱进棺材，还一起进山刨坑添坟。
已是农历腊月，土层冻得结实，在选好的坟地上烧了很久的火，才能勉强刨开。
傍晚他回家时，说衣服湿了干，干了湿，感觉硬邦邦的。
2005年，大老郭给他的“宝马”装了烧油的助力器，拉人上坡的时候，终于不用再下来慢慢的推。
遇上体胖的客人，也不再那么惊惶。
但好景不长，他还没把装助力器的五百块钱挣回来，城管就开始抓这样的三轮车了。
已经44岁的大老郭很不幸，如他的整个人生一般。没几天就因为跑得慢了一点被扣了车。
那天他懊丧的走着回家，他的“宝马”不见了。
我妈问了情况，终于克制不住大哭起来。
他们抓走的是我家的一切啊，是全部希望啊。
我妈思忖了一夜，决心不能挺着啥也不做，不能走寻常路了。
第二天，她去小卖店给我堂舅打电话，具体内容我不得而知。连有这么个堂舅我也是那时候才知道的。
没两天，我家“宝马”回来了。还上了合法的“车牌”。
再三追问，我妈才告诉我，那个堂舅是她二姨的儿子，也是县法院的院长。
我说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起？
她说不到万不得已，我也不会去麻烦人家，咱们虽然过得不行，也不能让别人疑心我们有啥所求，所以平时根本不怎么来往的。
这回是实在没办法了，咱们不能没有那个“宝马”啊。
大老郭又骑着他的“宝马”开始拉活了。
如今他心里安稳多了，名正言顺，不用再像小贼一样躲着城管。
只是一如既往地，在外面，他从来都“看不见”我。
我已经不像前两年那样不懂事。
有一回和同学逛街，我又碰巧看见他，我鼓足勇气试探的喊了一声老爸。
他从马路对面径直蹬车远去，眼尾都没扫我一下。
我突然没有了任何逛街的心情。
班主任老师通知我被L大学录取的时候，兴奋的难以言表。
我的高中，建校40多年，终于有人考上重点大学了。这无疑对往后的招生工作是个利好。
我妈做了好菜，还买了酒。
晚饭时我们三口人边吃边说，后来变成边哭边笑。
许多年的隐忍压抑，磨难痛楚，从没有那样得到这样好的宣泄。
他的女儿终于如愿，他和我妈多年辛苦也算初见成效。
表示庆祝的大红的横幅横跨学校对面的马路，志得意满的挂在那一整个夏天。
大老郭每天骑着三轮车路过，都会望着横幅上我的名字，骄傲的哼着小曲。
总算盼来出头之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吧。
从我读大学起，和他们见面的时间屈指可数，当年想要远离家乡的心思在车费面前频频被打脸。
我没法寒暑假都回家。我得勤工俭学，补贴生活。
父母不必再守着我，蹬车的收入太低，他们把“宝马”一锁，祖国各地打工去了。
从那时起，我的家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锁着“宝马”的小平房，一部分是父母所在的地方。
2006年，大老郭在鹤岗下煤窑。
是私人黑煤窑，不要谈什么个人权益，通通没有。
反正有那么多人要挣这个钱，“找茬挑刺”的人，三天不到黑就得滚蛋。
作业环境恶劣，没有标准流程，所以总是隔不了多久就有人出工伤。
老郭亲眼目睹了一个兄弟炸矿的时候，半截手臂飞上天，他吓得不行，觉得这不要命的钱不争也罢。
他和我妈（我妈给这里的一个工作小组做饭）找管事的结算工资，那人一听，就很不乐意，说哪有你们这样想走就走的，一时间我上哪里去找个做饭的？
他们又等了三个月，还是没等来新的做饭的人。
再去问，管事的一脸不高兴，先叫了几个膀大腰圆的“兄弟”进来，然后跟我爸妈说，你们要走那就走吧。别的事，不可能。
大老郭说，行。欠的工钱，不要了，明天就走。
他们当晚就收拾东西，悄悄离开了那里。
大老郭担心夜长梦多，毕竟几个月前，这里莫名其妙的失踪过一个人。
2007年，他们在河北一个冶炼厂。
大老郭说河北的风沙打了他一脸的坑。但没告诉我他被车间里的粉尘呛得咳嗽了半年。
2008年，他们在山东一个建筑工地上。
大老郭卖了三年地钱入的股。
小半年的时间，因为老板偷工减料，他们小队打的桥墩子折了两根。
水泥疙瘩卖不了拿不走。大老郭心灰意冷，打个包袱带上我妈又走了。
2009年，他们在福建莆田。
去的时候没买上坐票，四十多个小时的车程，困得急了眼，一骨碌钻到别人座椅底下，躺下就睡。
他说那里寺院的斋饭很好吃。但是不好意思吃双份。
他说莲雾也很好吃，南方真好。
我妈说有一天大老郭从二层楼高的脚手架上掉下去了，掉在一个土堆上，离他身体着地不到半米的地方，有根钢筋竖叉叉立在水泥里，大老郭差点被串了糖葫芦。
可想而知我那时的心情，心疼大老郭，感恩上苍，在他掉落的时候接了他一下 。
有天我打电话过去，问他们在干啥。
大老郭说往工地走呢，刚上镇里办点事，顺便给你转点钱，吃点好东西，别亏待身体……
很久以后我妈说，他们回去路上两个人只剩下3块钱，不够坐车了。
我看着手机里的大老郭，泣不成声。
我毕业后，不同意他们再四处奔波。
大老郭已经快50岁，看起来却更老一些。
我说助学贷款的两万多，我几年之内肯定能还上，你们安安稳稳的守着地，日子慢慢就好过了。
他们不再和我争，乖乖回了县城。
大老郭觉得自己还年轻，要再干几年，帮衬我一下，不能这么早就指望孩子。
他打开了“宝马”生锈的大锁。劳碌半生，他们终于可以开始给自己的晚年攒点钱。
2015年7月，大老郭的身体出了问题。
一到下午三四点，他就发烧，起初以为是感冒，持续了好几个月，也不见好。
我妈带他去省城检查，那些从前只是听说的不幸，便刹那真实的降临到我们身上。
大老郭得了肺癌，中期。他才54岁。
大老郭掉眼泪了，他不明白为什么，日子刚刚有点起色，他就得了绝症，得绝症的人竟然是他！
在省城住院的那几个星期，他被身边病友们的情况吓得夜不能寐。
做了手术的，很容易感染和复今天发，一旦复发，就是和死神牵了手。
没做手术的，走到最后也只剩拖延时间，忍受非人的疼痛和折磨。
白天黑夜，他们痛苦的呻吟不绝于耳。
大老郭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定保守治疗，他不想被打开胸腔。
我妈背着大老郭哭干了眼泪，却不敢在他面前表现出哪怕一丝丝绝望。
我们不停的劝慰，告诉他还是有很多人治好了的。
大老郭从此与药为伍，医院开的要吃，托人四处寻来的偏方也要吃。
我劝过几次，他说没事的，也许能吃好呢。
说完冲我笑，还反而安慰我说，自己觉得好多了。
他把自己微信昵称改成了“活着真好”。
我看到的时候，拿着手机跑进公司卫生间，哭得停不下来。
那种对活下去的渴望和无助刺痛我们每个人。
2018年冬天，他不得不去住院了。
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肝脏和骨骼。昏迷过好几次，都抢救回来了。
24小时插着氧气管，每天进食量少得可怜，一呼一吸都是折磨。
我无法再回忆那段时间他忍受的痛苦。
医疗手段如此了得的现在，也没能让我们期待的奇迹发生。
死神从不心软，它平静的吹灭了大老郭，吹灭了我们全家的希望之火。
他定格在57岁了。没有遗言，因为根本说不出半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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