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自朱元璋起，享國二百七十六年。而明末在短短的五年之內，卻接連出現了三大懸案。三案不僅案發的間隔時間短，發生地同樣都是在壁壘森嚴的皇宮之內。它們分別是: 梃擊案、紅丸案和移宮案。
三大懸案中梃擊案是最先發生的，也是三案中最為詭異的。之所以稱之為詭異，是因為本案是涉及立儲之爭和在皇宮內公然行刺的大案，卻在案件稍露端倪之時突然中止草草結案。
行兇者張差在臨刑前的那句: “同謀做事，事敗，獨推我死，而多官竟付之不問。”令案件更添疑雲。此案除行兇者張差伏誅外，張差供出的同夥，即太監劉成、龐保二人更被秘密處決，令全案的所有線索由此全部中斷，成了死無對證。
立儲之爭已告一段落後發生的梃擊案
選立太子是古代皇帝必須要面對的，明朝的萬曆皇帝自然也不例外。由於王皇后無子嗣，與宮女王氏所生子朱常洛成了長子，按立嗣立長的祖訓，應冊立朱常洛為太子。可萬曆皇帝卻想違背祖訓，冊立最為寵愛的鄭貴妃所生的朱常洵為太子。
當這想法提出以後，立刻遭到朝中大臣及東林黨的反對。此時的萬曆皇帝仍不甘心，並以各種藉口拖延立太子的時間。此事最後驚動了皇太后李氏，在她干涉之下，於萬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冊立朱常洛為太子。同時，為了安撫鄭貴妃，將朱常洵封為福王， 賜洛陽為其藩國。
雖有皇太后及一眾大臣的支持，當了太子後的朱常洛，深知在朝廷內有一定勢力的鄭貴妃定會耿耿於懷，因此行事儘可能低調，唯恐稍有差池而被廢。萬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二月，支持朱常洛成為太子的皇太后李氏病逝。
僅過了一年，到了萬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的五月初四，朱常洛居住的慈慶宮忽然闖入一個手持一根粗大棗木棍的男子，幾下打倒了守門的老太監後，直奔太子寢宮。
貼身太監見阻攔不住，連忙關閉大門大聲呼救。宮裡的侍衛們聞訊趕到，與同時趕來的幾個太監一起將此男子擒獲後，交由東華門的守衛指揮使朱雄收監。
朱常洛受驚後，第二日即將此事稟明瞭萬曆皇帝，萬曆帝聞訊後當即下令立刻展開審訊。 然而負責主審的官吏以該男子是個瘋癲病人為由草草結案。
與此同時，朝中鄭貴妃的黨羽也上書要求儘快處死兇徒。而朝中的“東林黨”大臣懷疑此事是鄭貴妃所為，請求皇上徹查此事。萬曆皇帝怕事情鬧大，決定親自處理此案。在距案發時間不到一個月的六月一日，萬曆皇帝秘密下旨，在宮中處決了太監劉成、龐保二人。
案發後的皇太子朱常洛，既不想惹萬曆皇帝不快，也不想得罪鄭貴妃， 加上本身毫髮無損主動提出不予追究。最後，案中的行兇者張差被處以凌遲。至此，全案到此終結。這就是晚明三大懸案之一的“梃擊案”。
歷史上對此案幕後指使的三大猜測
一、鄭貴妃為幕後指使說
梃擊案發生在初四的酉時(17點到19點)，據張差交待，
“初三歇燕角鋪，初四到京 ”。張差進京的當天即匆忙進宮，顯然進京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為了刺殺太子。張差進宮的時間是在申時(下午3點到5點)，與張差一起的還有大約二十人左右，這一夥人假扮成光祿寺抬食盒的差役，由太監劉成帶領，先進入厚載門，途經尚衣監、都知監、 印綬監，繞萬歲山後到達東門即東華門。
此時，情況突然有了新的變化，“既至宮，肭懦不敢進”，而“獨差猶壯勇挺棍入宮。”本來是一夥人進去的，現在獨剩張差一人敢於入宮行刺。據張差事後招認，太監劉成指示進東華門時別說話，只管往裡打，殺人也無妨，尤其見到穿黃袍者。殺人後，自有人來救他出去。
據明朝《兩朝從信錄》記載，“劉公領我進去，教逢著人就打。” 案發後經過進一步的審訊查明，領路的劉成、龐保兩個太監是鄭貴妃的心腹內侍。對於鄭貴妃更為不利的，是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鄭貴妃的父親鄭國泰竟在朝堂之上主動澄清自己與此案無關，也無所謂的“外戚專擅”。
這一舉動令滿朝一片譁然，眾大臣認為此舉完全是“此地無銀三百兩”。鄭貴妃在冊立太子一事上，一直與萬曆皇帝進行秘密商議。如果說廢掉太子後，得利最大的無疑也是鄭貴妃。
二、幕後主使是萬曆皇帝
在冊立太子前，萬曆皇帝與鄭貴妃商議後，最先認定的人選是鄭貴妃所生的朱常洵，甚至於不惜違反祖訓。從日常對待太子朱常洛上看，太子全然無法與弟弟朱常洵相比。太子身邊隨侍的，只有幾個自小一起玩耍的夥伴與太監陪同，而簡陋的宮殿則更顯寒磣。
反觀朱常洵則配有大批的隨從和護衛，其宮殿也是修築得奢華無比。萬曆自始並不喜歡太子朱常洛，當阻攔冊立朱常洵的皇太后去世後，親手製造了此案，目的是讓寵愛的鄭貴妃兒子可以成為日後的皇位繼承人。
三、皇太子朱常洛自導自演
太子自導自演了梃擊案，其目的是藉此陷害鄭貴妃，以穩固自己的太子之位。
三大推測不合情理之處:
一、雖然鄭貴妃的嫌疑最大，但梃擊案不可能是由鄭貴妃一手策劃的。
首先，在選擇作案的時間上不合理；梃擊案是發生在皇太后死後一年，按照守孝三年的傳統，挑這個時間點並不合適。冊立太子時是1601年，梃擊案發生在1615年，十多年都等得了，為何不再等上個一年半載再行下手？萬一事情敗露又該如何面對萬曆皇帝及滿朝的非議和彈賅？
其次，萬曆時期朝廷向有遇事眾議的習慣。鄭貴妃及其父鄭國泰明知案發後自己的嫌疑最大，自然清楚在滿朝議論之時，仍主動撇清關係的舉動，很可能會出現反作用，被認為是“此地無銀三百兩”。而恰恰是鄭國泰的這一反常舉動，說明其急於想擺脫干係。既然不是自己乾的，就無需再有什麼顧慮。
再次，如果真是鄭貴妃一手策劃的，其必然會提前做出精心的佈置與安排，以保證一擊即中刺殺成功。而此案詭異的地方不僅體現在選擇刺殺行動的路線上，還體現在備選方案的不足。
以鄭貴妃在宮裡及朝中的勢力看，要安排刺客進入皇宮並非難事。為何有多達五條可供選擇的路線上，卻挑選了一條不大合理的入宮線路？當二十多人將到達太子居住的慈慶宮時，竟出現了“臨陣脫逃”的一幕。另外，在人手不足的情形下，仍堅持讓張差獨自一人去完成一個明知不可能完成的刺殺。這樣的刺殺行動，更像是一場演習。
最後，按照常理來看，在古代若發生如此重大的宮庭事件後，出現了可能令幕後指使者身份暴露的情形時，一眾參與者必然會遭致滅口。為何張差一再接受提審，而鄭貴妃卻沒有采取相應的補救措施而任由其供出同夥？因此，梃擊案的幕後指使不可能是鄭貴妃。
二、萬曆皇帝想廢掉太子可實施的方法實在太多，歷史上可借鑑的例子也有不少，萬曆皇帝大可不必大費周章製造出這麼個蹩腳的案子。他只需要找個藉口或栽贓陷害等，直接就可把太子給廢掉。
三、太子朱常洛自導自演的說法最不可信。朱常洛被冊立太子，更多是緣於皇太后李氏的支持。梃擊案發生時，皇太后已然去世，等於本身已孤立無援的太子突然失去了最大的依靠。這時發動一場自導自演的刺殺，想要扳倒鄭貴妃無異於以卵擊石。
而本案中的太監劉成、龐保二人是鄭貴妃的內侍，太子又如何有能力去勸說並讓其參與到陷害鄭貴妃的行動之中？更何況，一直處在唯恐被廢恐懼中的太子，在自身前途未卜的情形下，恐怕連實施這樣行為的膽量也沒有。
對梃擊案的推測
梃擊案的幕後指使只可能是鄭貴妃、萬曆皇帝和太子朱常洛這三個人。既然排除掉三個人單獨實施刺殺的可能性。假設萬曆皇帝與太子朱常洛聯手，共同炮製了梃擊案。那麼，全案不合邏輯的地方都可解釋清楚順理成章了。
萬曆皇帝在位前十年，由於年幼一直由母親李氏代為聽政，太后又將一切軍政大事交由張居正主持裁決。當萬曆在冊立太子一事上出現有違祖訓時，也是在關鍵時刻由李氏一錘定音。證明皇太后李氏在世時，仍有左右萬曆皇帝決定的能力。
李氏去世後是否留有不得廢除太子的遺囑不得而知，但萬曆在冊立太子後的十幾年間，一直受到來自鄭貴妃的改立要求是肯定的。因此，在不想違背母意又得面對鄭貴妃的不斷要求下，萬曆漸漸變得不勝其煩。要改變這種狀況，人為製造出一個案件就成了首選。
在實施可行性方面，萬曆定會與太子聯手。因為如果太子不能提前預知，在實施“刺殺”時萬一發生意外，反倒促成了鄭貴妃。這在案發時，幾個太監能有充足的時間關閉大門呼救這一環節上可看出。
而太監劉成、龐保雖是鄭貴妃的內侍，但畢竟聖命難違。除了鄭貴妃，唯一可以調動二人行事的，只有萬曆皇帝。啟用這二人還可以將視線轉移到鄭貴妃的身上。
縱觀案發全過程，刺殺行動如同兒戲一般。在滿朝議論紛紛都猜測鄭貴妃是幕後黑手時，萬曆皇帝的表現卻有點出乎意料。既沒有運用皇帝手中的權力將輿論強壓下去力保鄭貴妃，也沒有要求太子朱常洛作出公開的澄清。在鄭貴妃向其哭訴時，一反常態冷冰冰地甩出句
“群情激怒，朕也不便解脫，你自去求太子吧。”的話。太監劉成、龐保二人是鄭貴妃的心腹內侍，本可繼續沿著這條線索一直排查下去揪出元兇，但萬曆卻秘密殺掉這二人，恐怕更多的是要擺出個姿態給鄭貴妃看。人是你的，可自己不願再深究下去。同時，除掉二人也可將本案引入一個永遠無法得知真相的境地。
對萬曆皇帝而言，製造這個懸案，一是可以有效削弱鄭貴妃的勢力(事實證明，隨著梃擊案的結束，鄭貴妃的勢力已然大減。)；
二是避免在冊立太子之事上再起波瀾。畢竟朱常洛成為太子亦有十多年之久，期間並無過錯且行事低調。一切看在眼裡的萬曆，恐怕早已從當初的不喜歡慢慢變得接受和認可。而對太子朱常洛而言，梃擊案的出現反而令他的太子之位更為牢固。
因此，梃擊案很大程度上是萬曆皇帝與太子共同炮製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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